闪光记忆，暗淡记忆，有用的记忆就是好记忆

大流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现在距此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在产生一定认知距离后，人们逐渐开始思考这段时间会如何以及怎样留存在记忆中。当回想这些年，一个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实是，从各种糟心事中沉淀下来的记忆并不全是痛苦的；当仔细回顾那段至暗时刻，依然能发现不少片刻欢愉，如同乌云后的幸福线。

首先，情景记忆——对发生于特定地点、时间和情境背景的事件之记忆——进化而来是为了帮助我们通过总结经验以解决问题、规划未来。我们都知道激烈情绪能够增强记忆的处理和编码，但鲜为人知的是，积极和消极的记忆似乎分别服务于不同的进化目的。

积极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它们有助于我们唤起情绪并优化自我形象，以促使我们积极参与社交。而消极记忆则能帮助我们在危险的情况下保持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忆起危险经历时，一些感官细节可能会更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研究表明，当我们处于危险中时，气味、声音以及位置信息会被更忠实地记录。因为这些细节理论上能够帮助我们之后在遇到类似的威胁时自保。

但就数量和存续时长而言，积极记忆似乎占主导地位；随着年龄增长尤其如此：我们年纪越大，就越倾向于把握那些美好时光。事实证明，这种对积极回忆的偏好可能与记忆的易变性有关。美国科罗拉多州普埃布洛州立大学研究员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的研究表明，经年累月，记忆的情感基调可能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负面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会从消极情绪中恢复过来，”沃克说，“当输了一场网球比赛，我们从中振作、学习、变得更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时我们会经历情场或事业失意，但同时我们会吸取教训，继续前行。是的，失败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但执着于消极情绪远不如从中振作更有助于适应环境。”

但当消极情绪发展为抑郁和焦虑时，情况会有所不同。美国费城天普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维斯努·穆尔西（Vishnu Murthy）说：“世间万物的信息都会被个人在特定时刻的动机状态所筛选。”当一个人心情低落时，会更容易回忆起负面记忆。“有抑郁或焦虑倾向的人，倾向于将更多的负面记忆放入自己的生活叙事中，”穆尔西表示。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现象来达到相反的效果。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认知和社会神经科学家莫里西奥·德尔加多（Mauricio Delgado）和其学生梅根·斯佩尔（Megan Speer）的研究表明，对美好时光的回忆能触发大脑中的奖赏环路（就是我们赢了钱后可能会被激活的环路），因此唤起这些积极记忆就足以改善被试的情绪。当被试回忆积极和中性事件的具体细节时，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监测他们的大脑，并根据情绪性质和强度对每段记忆进行评级。情绪评估在分别在扫描前后进行。“磁共振成像通常是无聊和幽闭的，“德尔加多表示，“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些被试走出扫描仪后会说，‘刚刚的过程很有趣，我觉得很好玩！’”

在进一步研究后，德尔加多和斯佩尔还发现，快乐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压力。研究人员让被试将手浸在冰水中，同时回想一些自己的中性或正面经历。提取了中性记忆的被试皮质醇水平激增（译者注：皮质醇，一种肾上腺素，常见于应激反应，与焦虑等情绪有关），而那些提取快乐记忆的被试则几乎没有变化。在德尔加多主持的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被试回想负面记忆，并且尝试从中找出一线希望，这样他们就能通过转换关注点而将负面记忆变得更积极。德尔加多认为：“记忆存在一定的存续性，但它们仍然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改变它们，并以一种可能有助于情绪调节的方式去更新它们。”坚持寻找乌云背后的一线希望，反复体味我们在黑暗时期度过的片刻安宁，能够增加情感韧性，以帮助我们度过日后的人生风雨。

对过去的积极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抵御痛苦，因此美好的回忆能够带来持久的生命能量。但并非只有美好记忆大有裨益，即使是错误或被遗忘的记忆，也能为我们带来创造力和自由的心灵。

1942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记忆中的一个故事，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伊雷尼奥·富内斯（Ireneo Funes）的乌拉圭人。从叙述人口中，我们得知富内斯从马上摔了下来，撞到了头，因此只能缠绵病榻，在家养伤。但在这不久之后，富内斯就主动联系了叙述者，向他借阅一些拉丁文书籍。这位叙述人专长于拉丁文，于是给富内斯挑选了收藏中最晦涩的、甚至连他自己都读不懂的拉丁文文本。几天后，当叙述者去取回书时，发现富内斯在短短几天内就记住了这些冗长而复杂的拉丁语段落，尽管他之前并未学过。富内斯告诉叙述者，自从事故发生后，他的记忆力就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无法忘记，经历着一种“无法忍受的丰富和清晰”。一般人向外看，看到的是一棵树、一群人，而富内斯看到的则是一帧一帧的像素级信息。他的记忆保留了所有场景的全部细节，精确得如同现实。

富内斯还详细描述了这过于精确的记忆所带来的后果：他无法入睡，并且越是基础的语词越让他困惑。比如他很难理解狗这个词“包含了如此多大小、形式各异的个体”，而且，“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手，他都会感到惊讶。”尽管富内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拉丁语以及其它数种语言，但叙述者怀疑富内斯“不是很擅长思考，因为思考就是忘记差异并将类别加以概括和抽象化。但在富内斯过于拥挤的世界中，却只有几乎是立刻涌出的细节。”第二天早上，叙述者动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再也没见过富内斯。

博尔赫斯自己也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这位阿根廷作家自小便记忆了许多文本，因为他知道自己最终会因为先天性疾病而失去视力和阅读能力。作家兼神经科学家罗德里戈·奎安·基罗加（Rodrigo Quian Quiroga）在2009年访问博尔赫斯的遗孀玛丽亚·科达玛（María Kodama）时了解到了这些关于博尔赫斯的细节，基罗加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讲述了这次访谈，他还参观了博尔赫斯的私人图书馆，发现博尔赫斯一生都对心理学和神经学感兴趣。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博尔赫斯甚至预见到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实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明晰的路，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忘记、概括、抽象化。

1985年，爱沙尼亚裔加拿大心理学家恩德尔·图尔温（Endel Tulving）在他的美国学生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的帮助下，报告了对一位健忘症患者的案例研究，这位患者名叫N.N.，患有严重的记忆障碍。这个案例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患者记忆的特定维度受到了损害，但其它维度却并无异常。N.N.能够记住一串随机数字——认知心理学家称之为语义记忆，指记住各类事实，包括日期、姓名、数字和以及其它抽象信息的能力。问题出在N.N.的情景记忆，他无法拥有私有体验性质的记忆，即，他虽然能记得事件本身，但无法将这些记忆与自己相关联，这些属于他自己的记忆与他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生平的了解别无不同，都只是一系列抽象事实。因此他想不起自己经历过的任何细节，比如聚会、度假，或其它社交。N.N.不仅无法记住已发生的个人事件，也无法想象未来。在与N.N.的一次谈话中，图尔温问道：“你明天会做什么？” 停顿了一下之后，N.N.回答道：“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刚刚的问题吗？”

“关于我明天要做什么？”

“没错，当你试着思考它时，会如何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想是空白的。”N.N.回答道。

在图尔温的要求下，N.N.进一步描述了，当尝试想象未来时，他觉得自己就像睡着了；对他来说，想象未来或记住过去的努力就像“在湖心游泳，在那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什么也做不了。”

N.N.的案例启发了图尔温：记忆和想象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神经关联，即我们回顾过去与前瞻未来的能力有着本质联系。诗人T.S.艾略特的著名诗行“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都可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已经预言了某些神经事实。

图尔温的学生夏克特后来与新西兰神经科学家唐娜·罗斯·阿迪斯（Donna Rose Addis）合作，直接对这种联系进行探索。在最早的研究中，被试首先被展示了一系列提示词（主要是简单的名词，如“汽车”或“树”）。对于每一个提示词，被试被要求回忆或想象一件相关事件（回忆和想象各占一半），这些事件分别发生在特定时间，比如过去或未来的一周、一年、五年以及二十年。

阿迪斯和她的同事们想知道，当人们在进行记忆或想象时，大脑会有何变化。他们扫描了这些被试的大脑，并发现和N.N.案例中类似的情况：记忆和想象似乎使用了同样的大脑区域。 “我们发现这是同一个大脑网络，”阿迪斯告诉我，“即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当人们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时，它都被非常强烈地激活。阿迪斯的团队认为，这一发现以及其它证明记忆和想象力之间联系的新证据，为记忆的一种适应性功能提供了重要见解：它让我们能够规划未来，让心灵的时间旅行成为可能。进一步分析，记忆或许支持着大脑中的“模拟”系统，让我们不仅能够想象未来，还能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现在。通过将记忆片段作为工具，我们能够想象他人的想法或经历，并以新视角看待自己的处境，也因此能够对各种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十年，记忆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支持。已经有研究发现，错误记忆以及遗忘与创造性表现有关。记忆甚至广泛作用于创造的每个阶段，可控的记忆提取能够支持创造性思维。普鲁斯特想必会深表赞同。错误记忆和遗忘提供了想象所需的认知灵活性。如果像富内斯一样，以一种照单全收的固定方式记住全部经验的每个细节，我们就无法灵活提取片段以构建一个全新的视角。“有趣的是，当回忆时，我们不会记得自己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阿迪斯说。“因此我们必须去自己填补空隙，并且这种空隙还不少。记忆就是如此运作的。”这些空隙显然非常重要，但是人类的大脑如何判断应该在何处遗忘，又应该在何时努力记忆呢？它怎么知道该忘记什么？事实是，就大脑本身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我们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信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记它。

除了记忆内容，认知心理学家还会根据时长将记忆分为三种，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记录信息。映像记忆（译者注：iconic memory，不常用，通常使用短时记忆这一术语。）是最短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场景，迅速闭上眼睛，这个场景仍然会短暂地保留在脑海中，随后它就消失于眼帘后的黑暗。保留中等时长的记忆被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可以通过刻意的专注而记住——比如尝试记住一个电话号码。它短暂地保留了那些刚好重要到不能立即丢弃但又不值得永久保留的信息。存储时间最长的是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指那些明天、后天，甚至十年后仍然可以回忆起来的东西。如果重复一个电话号码的次数足够多（心理学家称之为复述（rehearsal）），它就会被储存在长时记忆中。

我们在映像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阶段之间层层遗忘的原因非常简单。就像我们是通过交错的黑白格分布而不是通过白色棋格的单个像素来记住棋局的——并非所有信息都有用。有些事情被留存在记忆中，是因为它们与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比如惊讶或敬畏，爱或恐惧——这些情绪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号，表明对应的事件、场景、事实或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其它信息则是通过日常经验自然地“复述”，一些事件以及细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比如，小时候每天乘公交车上学，或者回家时狗子迎接你的方式，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存储在记忆中，因此增强了持久性。最近研究表明，频繁重复的经验模式——比如一个服务员每天晚上都必须记住来自用餐者的几十个复杂订单——涉及到被称为“模板（template）”的复杂记忆结构，它使得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某种统计规律的信息更容易进入长时记忆。

除了情感线索和复述，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将信息记录在长时记忆中——将它与长时记忆中的概念信息相关联，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它。对此，20世纪70年代早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开展了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学研究。西蒙和蔡斯向两组被试分别展示了棋盘上棋子的不同排列。第一组被试均是有经验的棋手，第二组则是毫无下棋经验的人。当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随机排列的棋子（这些排列毫无章法，在比赛中永远不会自然发生）时，两组被试的表现几乎相同。但是，当这些排列能够反映实际比赛情况时，有经验的棋手能够几乎完美地清晰回忆起棋子的排列，而新手们的表现并不比随机排列时好多少。如何解释这一发现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界争论的问题，但最近的一项综述在总结了数十年的后续研究后表明：至少对专业人士来说，记忆不仅仅依赖于对熟悉模式的识别，也依赖于更高层次的概念理解。

认知科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 R. Anderson）认为，普通人也可能将记忆存储在概念池中。为了证明这点，安德森要求被试记住一系列概念上相关的词语（如糖、酸、好、味道），然后稍后再回忆它们。玄机在于，当被试在接受回忆测试时，安德森将一些陷阱词也塞了进去，这些词不在初始列表之中，但其中一部分在概念上与之相关（比如，“甜的”）。他发现，被试者更容易错误地“回忆”起概念上相关的那些词语，这说明被试不仅记住了词语本身，还记住了隐含于其中的一般分类。这一效应后来被重复验证，包括使用图片代替文字。关键在于，大脑并不止能够储存那些只需直接回忆或忘记的惰性事实；还能够对更宏大的概念性叙事进行推测，产生假设并填补空隙，用想象力来完型，构建一个能供我们探索的世界。

“我们就是自身的记忆，”博尔赫斯写道，“是那座形式易变的幻想博物馆，是那堆破碎的镜子。”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所行动的和所想象的一切都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它们被储存在散落四处的碎片中，必须反反复复地重新组合，将我们的过去反射到现在，以及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