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生命禁区，攀登新的人生高度 极地科考绽放别样青春

固定翼飞机在执行飞行科考任务时，程绪宇乘坐雪地车在旁边进行安全保障。祝 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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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无所知到建成多个考察站，从没有一艘专业科考船到如今海陆空立体考察，中国正从极地考察的大国向强国迈进，一代代中国科考人在极地绽放着别样青春

　　有的人无法迎接孩子的出生，有的人无法见病重的父亲最后一面，只能将深深的思念和愧疚埋在心底……但就是有了一批又一批人的无私奉献，南极科考事业才有今天的成就

　　冲锋舟冲破海上浮冰，登陆南极洲南设德兰群岛乔治王岛的时候，风雪正大，五六级的大风吹着干燥的雪往脸上砸，冻得有些麻木的脸隐隐生疼。

　　就在这漫天风雪中，看到了猎猎的五星红旗——中国南极长城站到了。1985年2月20日，也是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长城站举行了落成典礼，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

　　30多年间，从一无所知到建成多个考察站，从没有一艘专业科考船到如今海陆空立体考察，中国正从极地考察的大国向强国迈进。而在这一进程中，一批又一批中国科考人一次次勇闯生命禁区，他们心怀祖国、心怀梦想，在极地绽放着别样青春……

　　在南极长城站越冬是什么感觉？

　　冲锋舟一靠岸，就见到了郭民权，他顶风冒雪来到海边，用一个简易的装置，测量海水的实时温度。

　　80后郭民权是长城站的越冬队员，来自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在站上待了整一年。他和另外一位同事、来自山东省沂源县气象局的干兆江一样，都是经过层层推荐和选拔，才获得了参加中国第三十五次南极科考的机会。

　　南极的冬季气候严酷，除了一些长期观测项目，大部分的科考活动都停了。郭民权和干兆江负责的气象观测，就是少数几个需要持续维护保障的项目。他们二人每天要四次观测并发布气象信息，时间分别是凌晨2时、早上8时、下午2时和晚上8时，风雨无阻。“这是一个国际共享项目，我们测得的数据要统一发布到世界气象组织。”干兆江说，也因此，持续性是刚性要求。

　　长城站有记录的最低气温是零下27.7摄氏度，因为并不在南极大陆腹地，气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极端。但“要命”的是南极的风。俩人在的这一年，长城站测得的最大风力超过了12级，大风天气是家常便饭。风大最大的危险是失温，风会很快带走身体的热量，不能在外暴露时间过长。

　　干兆江来自沂蒙山老区，他对南极的大风有种乐观主义精神：“这风会诓人，一会儿大，得顶着走；突然变小了，就会闪你一下，人站不稳。” 除了每天固定的测温，他们还要帮一些科研机构采集样品数据，包括降水、微生物种类等七八个项目，其中很多都要在户外完成。

　　南极是科学的殿堂，很多科考项目都是国际合作，比如他们正在与乌拉圭合作的一个项目是观测果蝇在南极的分布情况。受人类活动影响，南极近些年出现了外来物种，收集生物样本是科考的重要任务之一。

　　南极的夏季马上到了，各国科学家们都将陆续赶来，科考项目也会丰富得多。近些年来，随着南极话题的升温和南极旅游的红火，科研项目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社会科学类的项目增长明显：过去一年间，长城站就开展了17个科研项目，其中自然科学类5项，社会科学类5项，业务调查类6项，还有一个是科普宣传。

　　“南极是地球最后的净土，但这片净土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臭氧层已经出现了空洞，微小的塑料颗粒已经随着洋流漂到了南极。” 郭民权说起科考的意义，瞬间变得十分严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好地研究是为了有更好的政策和理念，以促进更好的保护与利用。”

　　郭民权坦言，在南极更能感受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乔治王岛是著名的南极人文社区，岛上有大大小小20多个考察站和观测点。每到夏季，不同国家、语言和肤色的科学家接踵而至，一起活跃在这片土地上，各国考察站之间相互串门如同走亲戚。

　　“他们很喜欢来咱们站里。”郭民权说，长城站科研设施完备，还有很多大型工程机械，生活设施也齐全。漫长的冬季，相邻的几个国家的科考站还会创造一些联欢的机会，比如仲冬节，还有小“奥运会”，科考队员们一起玩一些冰雪运动，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生趣。

　　今年国庆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因为时差，站里下载了阅兵仪式视频，办了个简单的庆典仪式，邀请各国科考站的科学家们一起观看。“在这里能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豪感，祖国越强大，我们的极地科考事业就越发展，就能为科学、和平利用南极，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干兆江说。

　　冰蛋糕和放了一年的鸡蛋是什么滋味？

　　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中国唯一专门从事极地考察的科学研究和保障业务中心。90后程绪宇在研究中心的站务管理处工作。

　　在程绪宇眼中，南极有着动人心魄的美：“这里拥有大自然最具耐心的雕刻师，它用风雪做刻刀，经过千万年的酝酿，将裸露的地表镌刻成肃穆的艺术品。这里也拥有大自然最具创意的画家，沉默的冰山、飘逸的云、灿烂的阳光被它糅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让人惊叹的作品。凝神倾听，你会发现南极还有好多音乐家，狂风肆虐时的慷慨激昂、雪山融水时的轻柔灵动、海冰摩擦时的节奏明快。”

　　程绪宇讲得如痴如醉，仿佛从未离开过那片圣洁之地。尽管年纪不大，他却有着丰富的极地科考经验——他曾三赴南极，参与我国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首航、实验性应用和业务化运行等任务，主要负责飞机的运行保障、安全维护等。

　　回忆起“冰蛋糕”的故事，程绪宇开心地笑了。

　　那是2017年1月8日，在第三十三次南极科考队执行科考任务期间，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功降落在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冰穹A、海拔超过4000米的昆仑站机场，实现了该类飞机世界上首次在此降落，在国际南极航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冰穹A区域被称为人类不可到达之极，此前此类机型从未在如此高海拔低氧的南极之巅起降。程绪宇回忆说，尽管制订了周密计划，但所有人都非常紧张，“飞行时长总共约九个小时，机舱温度很低，人员还需要吸氧，驾驶过程非常痛苦。”

　　直到飞机顺利返程，大家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来。那天恰巧是固定翼飞机队队长的生日。队友们用雪做了一个蛋糕，但由于飞行时间长，等凯旋时，雪蛋糕早已冻成了冰蛋糕。“我们还是强迫他咬了一口。尽管队长直呼‘牙都要被硌掉了’，但我们知道他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次飞行标志着我国南极考察正式迈入陆海空立体考察的新纪元，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程绪宇说。

　　程绪宇还想起一件趣事。南极自然环境恶劣，住宿条件有限，固定翼飞机队的队员住在改装的集装箱。但有时不够住，队长就主动把住舱让给其他队员，自己在外面住帐篷。遇上恶劣天气，大雪有可能一晚上就把帐篷埋掉了。“那几天的早晨，队长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对讲机吼大家赶紧起床，把他挖出来。”

　　“南极科考确实辛苦，但也充满了乐趣。”工作之余，考察队员会开展马拉松、皮划艇、雪上足球等比赛，程绪宇和喜欢音乐的朋友组建了一支小乐队，还曾和队友制作了一张音乐专辑。“南极事业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年轻人会采用更多元方式来推动行业进步。人们以前通过文字和图片认识南极，现在年轻队员把无人机带到了现场，直接进行视频剪辑，用更好更快的新媒体手段讲述南极故事。” 程绪宇说。

　　因为参加南极科考，程绪宇没能见证外甥果果的出生，他写了两封寄给未来的信：“虽然你还是襁褓中的小婴儿，无法看书识字，但我还是想给你写一封信，也许将来有一天你想听一听关于南极的故事。”在信里，他用诗一般的优美文字给亲人讲述了南极的见闻，祝愿果果“心灵像南极的冰雪一样永远纯洁”。

　　“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可怕，远离家人带来的思念才让人难以忍受。但每一名南极队友都是抛家舍业、远渡重洋。有的人无法迎接孩子的出生，有的人无法见病重的父亲最后一面，只能将深深的思念和愧疚埋在心底……但就是有了一代代人的无私奉献，南极事业才有今天的成就。” 程绪宇说。

　　程绪宇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有一年南极科考，我较早到达中山站，那时候站里只有18名越冬队员。因为有接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人类的新鲜面孔了，看到我们，他们激动坏了，就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比如‘放了一年的鸡蛋’。我吃了一口，真的非常难吃，但是心里特别感动。大家愿意在世界尽头相依为命、苦中作乐，因为心中有梦，一个建设科考强国的梦。”

　　在险象环生的南极大陆跋涉60天是怎样的体验？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内陆工程师王焘今年31岁，却已经六进南极，进行内陆考察5次，在中山站越冬1次，担任过昆仑站副站长、中山站后勤班长等职务。

　　2017年奔赴南极科考时，儿子只有6个月。等再回到家时，儿子已经两岁多了。十几个月，王焘和家人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视频缓解思念的心情。

　　“这种情况在科考队里很常见，我这不算什么。” 王焘说。

　　南极内陆队队员需要把燃料、物资、科研设备等从中山站运输到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往返近60天，每天开10个多小时的重型雪地车。南极内陆地区被称为“生命禁区”，昆仑站所在区域年平均温度达零下56摄氏度，还有缺氧、低压等严酷考验。

　　机械专业出身的王焘，就担任过多次内陆驾驶员。“队长带我开第一辆车，需要探索陌生的路线，还要时刻为后面的车引路。白茫茫的大地，肆虐的风雪，遍布的冰裂隙，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松懈一秒就可能人车俱毁。”王焘说，最害怕的是车辆出问题。雪地车如果在野外发生故障，队员要第一时间抢修。“修车会用到一些精细的工具，人不可以戴厚的手套，基本都会被冻伤。但是为了不耽误任务进度，根本顾不了这些，不吃不喝，最长一次维修能达到十几个小时。”

　　抵达昆仑站后，王焘和队员们会争分夺秒地干活，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后勤保障。南极现场作业的挑战之一是不确定性，本来计划两天的工期，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可能会被拖成5天。“所以我们都是能工作的时候抓紧做。我亲眼见过一位队友被冻哭了，但是他擦了眼泪接着干。大家心里都有一股劲，必须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科考队员之间的情谊都很深。就拿内陆队来说，一旦踏上驶入内陆的征程，这20多个人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只有团结友爱，互相扶持，才能闯过难关。没有利益纠葛，人容易敞开心扉。”王焘始终记得有一次内陆队行进中遇到了车辆故障，本来只需要机械师修理，却没想到全体队员都出舱陪着他们。“他们是没有义务帮我们修车的，舱里面既暖和又舒服，但是大家都围过来，甚至都抢着拧螺丝，就想帮上忙，让机械师们早点干完，能够吃口饭。”

　　最让王焘难忘的，是在中山站越冬的经历。“越冬很苦，人要承受漫长极夜带来的压抑感和寥寥数人的孤单感，但是一想到责任，都没有一句怨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极地科考，而一旦加入，就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是什么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老队员从来不是嘴上跟你吹得天花乱坠，就是干给你看。他们那种对国家炽热的感情和付出一切的拼搏劲头，对年轻人都是极大的震撼和感染。” 王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