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人间失格》是日本文学的奇葩，时隔多年却因一件突发血案畅销

最近这些年，太宰治的小说《人间失格》不仅受日本年轻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备受日本以外的图书市场的关注。按照国际版权的规定，太宰治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公版期，因此，国内有关的译本也大幅度地增多了，仅我所知，光《人间失格》的译本就达50多种。

其实，《人间失格》之于当代日本火爆的理由之一是2008年的一件震撼全日本的血案，通称“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同年6月8日中午凶犯加藤智大驾驶卡车冲进秋叶原步行街，撞死3人，撞伤2人，随后下车又用匕首刺死4人，刺伤8人，造成了平成时代最严重的杀人事件。凶犯加藤智大当场被警察捕获，并在后来的法院审判中被判处了死刑。这件突发的杀人事件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因为当年我偶然也在现场，目睹了众人的恐慌与警力追捕凶犯时的紧迫感，所以随后一直关注了这一事件的后续。

凶犯加藤智大是青森县人，成年后不满于周围的人际关系，厌恶社会，自暴自弃，最终走向了杀人自灭的绝路。这事情说来或许是一个巧合。太宰治也是青森县人，而2009年又是他诞生百年，各地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有关秋叶原杀人凶犯的报道依然铺天盖地，其中有不少评论指出小说《人间失格》的厌世情结恰恰就是血案发生的温床，而凶犯加藤智大就是极端的真人版。于是，有关太宰治与秋叶原杀人案的解读反倒起到了促销《人间失格》的作用。

当然，阅读小说并不能完全以社会事件为轴心，尤其是我自己用日语写作，更多从语言内部来看问题。所以，接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我为《人间失格》写译序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太宰治文学的存在，在我旅居日本30多年当中一直没有离开过，他是一个反向生活的人。

据说，一个人要从50岁向1岁活的话，一半以上都会成为英雄。但太宰治正好反过来，新版《人间失格》中文版有一个年表也表达了我对这位日本作家的认知；太宰治跟我们是相反的，他是从毁灭走向诞生，而不是从诞生走向毁灭。

一个家庭对于一位成年作家的影响有非常广泛的意义，这就像我们阅读文学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文本本身，第二条道路是要知道作者的经历，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无疑，太宰治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体验了别人没有体验的事情。有关他的小说，我是从日语原文读的，太宰治有一个很独特的文体，来源于方言，他的青森县的强浊音化。比如说你来吧！你来吧！或者你走吧！你走吧！这些发音的习惯性用法缘起于强浊音化。

这类表述类似于强迫症，直逼自己进入一条窄路的感觉。其实，夫妻吵架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相互强迫自己，把自己捆入不可解脱的状态之中。

我是用非母语坚持写作，才慢慢悟出这个道理的。尤其是日语，在很多情况下，有的非常极端的内容往往是被语言本身给催化出来的。当我进入日语写作状态的时候，语言会强迫我，诱导我的思维。不仅如此，当日本人激昂时，容易产生波浪状，说话着急，喘气大于音律，听上去就显得局促不堪。

日语是个奇特的语言，因为日语里面没有多少辅音。音是在肚子里，或者从胸腔中产生的，它的音是很平的。汉语基本上都靠辅音，没有辅音的汉语是没有抑扬顿挫的，所以日语的语言直入，胸腔很发达。歌舞伎一开始训练的时候都是肢体训练。我认识一位歌舞伎演员，他在家里倒立，要把气给弄顺了，你读他语言的时候，感觉到他有一种催促，我相信他哪怕受到了欺凌，受到了他严格的父亲不理他的状态，心理的语言哪怕顶到嗓子眼，但他不敢说，除了情感方面之外，语言方面对他也产生了影响。这是歌舞伎演员自己承认的。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翻译过漫才师的现象级小说《火花》，这位漫才师叫又吉直树，芥川文学奖得主，自称与太宰治有不解的缘分。我两年前跟他一起去上海参加推介《火花》中文版的活动，我在一个公开的对谈中问他是什么机缘喜欢了太宰治。他回答说太宰治在书里面写过一个细节，小的时候想叫爸爸，因为太宰治家里孩子多，爸爸不稀得理他，好不容易理他了，但理的却是他哥哥。又吉直树读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他父亲是冲绳人，喜欢喝酒跳舞，也是在一个大家庭与邻居们一起的派对上，又吉直树喜欢躲到一旁不声不响，看到父亲在那儿搞怪跳舞特别不舒服。这时，父亲突然对他说“你也上来跳！”

又吉直树特别不愿意，本来就不是这号人，因为他很内向，但他又不敢对他的父亲违抗，只好上去跳，跳着跳着自己就飙起来了，而且跳得比他父亲好得多，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上厕所的时候，他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别蹬鼻子上脸。”当时，又吉直树就崩溃了，你让我跳舞，跳得比你好，现在你骂我，这个时候，他回去又读了一遍《人间失格》，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心灵互通的印证。

小说《人间失格》是当代日本文学的奇葩，而所谓的奇葩，大致的定义应该分成两类：一类叫人工，一类叫野生。“人工”就是体制，有政治、有经济。相比之下，“野生”只要给他水，给他阳光就可以活下来。从这两个环节看一个文学状态的时候，太宰治的文学是野生的。他尊重自己所需要的阳光和水，他并不需要任何对他的指派，甚至包括毁灭在内，也是他自己的冲动与执着。

从语言内部说，太宰治极致性的写作在日语文学中很少见。日本文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主语，但太宰治的作品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而是会出来好几个“我”，这是很不一样的。

作家村上春树是反非主语的，他的主语很多，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最早是从英语翻译出道的。所以他的主谓宾在脑子里是固定的。

《人间失格》有很多译文版本是一件好事，尤其对公版书而言，每一个作品的翻译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再生状态。

日本也有同样的例子。最近日本上映了电影《人间失格》，导演叫蜷川实花，她的父亲是专门做舞台制作和导演的。大约是去年的事情，中国的出版商约我翻译蜷川实花的写真集《美丽的日子》，而这本写真集一反她的风格，她的风格就像电影《人间失格》一样，大红大绿，其中有很多画面犹如进入了色彩幻觉的状态之中。与此相比，她的写真集《美丽的日子》是为了纪念她父亲的，你看到就像不是她拍的一样，色彩非常浅淡。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在远处片场拍片子。拍完片子要坐出租车，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告诉她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出租车的门是自动打开的，打开的时候，她往天上看了一眼，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父亲去世的那一时刻，天空犹如想把我杀死一样的美丽。”

这句话很难翻，出版商找我的时候，说封面上不能出现这种东西，太残酷了，如泣如诉，是日语表现语的套路，这个套路经常出现。我这才开始注意到，为什么在所有的照片里面她会选出这么一本完全跟她风格不同的，又明白了她为什么要拍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实际上，《人间失格》在日本也有好几个版本的电影与日剧，其人气度从未减弱。

一个人在对艺术品或者作品第一感应往上冲的时候，很可能来源于自己的一个记忆，是童话的瞬间。一个艺术家和他的记忆之间有无形的桥梁，任意进去，任意退出。少年时间转换中年的记忆，中年记忆变成老年记忆，无非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美丽的日子》文本很短，一千七八百字。对父亲的挚情，不动不闹，很平静。

从推荐的角度上，太宰治有一些短文倒是很有意思，其实，这就跟看村上春树一样，他写的随笔比小说有时还有意思，因为它很真实。离现实越近的作家随笔会写得越好。离现实越远的作家小说写得越不好。

太宰治的文学有一个底流，我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来看我。中国学生来看我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今天打工都没有去，我拿了好东西，特别棒，很难买到。”他走了以后日本学生来看我，见面就说：“我今天正好打工路过您这儿，随便买了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用。”

这就是思维的正面和负面，日本人的文化底流和太宰治的所想所思是吻合的。在日本，哪怕是大地震发生了，你没有发现什么人惊慌。因为人死了就死了，大家认命。如果日本文化没有大的文化底层，太宰治的小说就不会这么火。日本文学在世界上非常奇葩的最重要的道理，是有大的文化格局在底层顽强支撑，誓死捍卫，从未出现过断层。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至于文章开头说的秋叶原杀人事件与太宰治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从被演绎的角度上说，应该从犯罪心理学方面研究才对，而不是从文学上无限夸张。换句话说，文学的生命是悠长的，这就像《人间失格》一样，谁也没想到这本小说会因为作者自杀后半个多世纪的一件突发血案而再度行销图书市场，乃至扩散到了世界。

（原标题：我对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另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