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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第七天》争议

2024-03-28

  ■读者对余华的期待,是建立在对他悲剧性叙事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荒诞叙事之上的。但《兄弟》下部和《第七天》都以荒诞叙事作为了主体。

  ■余华对喜剧化场景的处理,很容易是简略、符号化的处理。

  ■四个词可以概括余华对现实的情绪:“焦虑”,“愤怒”——你看他写的都是无辜的弱者,“无奈”,“绝望”。

  ■余华不是对人性不信任,只是对现实不认同。他坚信人性中美好温淳的东西。《第七天》,是余华审美的一贯坚持。

  整体判断:

  有想法的小说,但会有争议

  青阅读:对余华《第七天》,您整体感觉如何?

  洪治纲:感觉还可以。还是一部有想法的小说。余华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看了之后,我就与余华聊,这部小说争议可能会比较大。

  青阅读:为什么您预料到会有争议?

  洪治纲:余华与现实一直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我以为,有四个词可以概括余华对现实的情绪:“焦虑”,“愤怒”——你看他写的都是无辜的弱者,“无奈”,“绝望”。作家对现实的情绪,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读的。略萨在《给小说家的一封信》中谈到,优秀的作家和现实都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在余华此前的先锋小说中,现实都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譬如《活着》,与当下现实也是有距离的。到《兄弟》下部,现实才第一次正面显示。

  这时,余华笔下完全是荒诞滑稽的。大家可能不喜欢。

  当然,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现实,本身就有诸多荒诞。相较之前的荒诞,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荒诞,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荒诞。以前是精神和政治遥控的荒诞,现在是金钱和欲望遥控的荒诞。这二者,都是荒诞,没有质的区别。一定比重的国人,完全不知道理性为何物。

  余华的随笔,多次表达过这种忧虑。只是余华的这些随笔,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

  青阅读:读者也许不大关注作家对现实的处理方式,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阅读体验。

  洪治纲:是的。但读者的阅读感受,与作者悲剧和喜剧的表达策略有关。余华偏好的表达策略,是戏谑与写实融为一体。譬如,《在细雨中呼喊》把钱花光的无赖父亲、始终死不掉的祖父。还譬如《许三观卖血记》。戏谑反讽,一直在,但这些小说的主体,是打动人的人性温暖故事。

  让我们回头看看《兄弟》的争议。《兄弟》一开始完全写实,悲剧性叙述占主要位置。上部,是写四口之家的。但到了下部,是狂欢的、写实的。大家就反映接受不了。

  我有一个直观感受。在中国的小说传统里,并不推崇喜剧性叙述。相较《红楼梦》等悲剧性叙述,《儒林外史》这种喜剧性叙述,很少为人谈论。我一直在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拉伯雷、堂吉诃德?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值得探讨。

  《第七天》里,也有很多戏谑性的叙述,很多读者会不接受。但事实上,在余华的创作里,一直有这种味道。从1986年开始,余华的叙事风格,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青阅读:有人谓之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

  洪治纲:这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荒诞”。即便留给时间评价,也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定位。

  中国的荒诞无处不在。许多人理性尚未发育,缺少真正的启蒙。譬如“左”和“右”,就够滑稽。“文革”中,有人给你排左和右。现在,自己排队,分个“左”和“右”。

  我以为,理性缺席的时候,骂声连天,很正常。

  “新闻串烧”与“三大维度”:

  “读者期待更多还原的地方,只做了简约化处理”

  青阅读:最初您估计争议会体现于何处?

  洪治纲:我估计,争议最大的,会是新闻部分。这我和余华交流过。

  青阅读:的确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新闻串烧”。

  洪治纲:余华的这部小说,有三个维度的空间。第一个维度,是阴间,也就是主人公杨飞在“死无葬身之地”看到的,那里人人平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美好,稍微喜剧化、略显荒诞;第二个维度,是杨飞的成长史,是一个传统的、美好的人与人的故事——这个维度也是余华很多小说的人文基础;第三个维度,是阳界,也就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映——现在所谓的“新闻串烧”的批评,全部集中于这个维度。

  青阅读:没有哪个维度的书写,就必然引发争议。

  洪治纲:余华这样的处理,会受控于小说结构的设置:男主人公杨飞,既是现实世界的受害者和见证者,又是阴间魂灵的倾听者。许多个游魂在讲故事,一个倾听者,而且是在“父亲得了绝症,怕拖累我,独自走了”之后,在寻找父亲亡灵路上的倾听,这样的结构设置,不可能把每个故事写得那么完整。故事很容易显得单薄。而《活着》里面的“我”,听福贵讲故事,可以听一天。

  读者会看到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感觉每个人物的世界都是浮光掠影的几笔,所谓“新闻串烧”的说法,可能与小说的这一结构设置有关。你会发现,近些年的热点新闻事件,譬如黑市卖肾、伤亡隐瞒真实人数等等,都被融入了余华的小说。余华试图从宽度上展示这个世界。

  我常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作家思考的地方。新闻过去的时候,是作家思考的时候。也许是主人公角色的限制,小说没能对新闻事实做更多思考。余华的随笔集,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

  青阅读:这也就难怪《第七天》与读者期待有距离。

  洪治纲:很多读者对余华的期待,是建立在对他悲剧性叙事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兄弟》下部”之类的荒诞叙事之上的。

  但这,其实是余华处理当下现实时,一以贯之的特点。余华骨子里 ,一直有“鲁迅的冷幽默”,这在《兄弟》下部中体现得很明显。

  这样,会造成读者阅读感受和期望值的反差。

  青阅读:读者的不满,除了与您提及的《第七天》小说结构设置的限制、读者对悲剧性叙事的期待有关,与余华写作本身有无直接关系?

  洪治纲:我个人也觉得,余华对喜剧化场景的处理,很容易是简略、符号化的处理。读者期待更多还原的地方,余华只做了简约化处理。

  青阅读:这是否与余华本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有关?

  洪治纲:说余华没有深刻思考现实,我还是很难认同的。举个他在随笔中谈中国“山寨”和“忽悠”的例子。在余华的理解里,“山寨”让“盗版”在言论上合法化;“忽悠”把“欺骗”闹剧化,“忽悠”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当真了。

  余华还说过,“想象力帮助我们承受眼前的痛苦。”在余华看来,社会的疼痛,像人生过病之后产生的炎症。余华希望能将疼痛拿出来,而不只是掩盖起来。掩盖,反倒让伤害逐渐扩大;及时治疗,可能会较快康复。

  余华特质:

  “不是对人性不信任,只是对现实不认同”

  青阅读:对《第七天》引发的争议,余华自己怎么看?

  洪治纲:余华说,预料之中。“我写小说,没有不争议过。”“当年《活着》,争议照样很大。”对有争议,他是不介意的。你没看他现在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嘛。

  青阅读:难道不可以多一点和公众交流的勇气吗?

  洪治纲:不是交流勇气的问题。是现实的可能性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小说,由他来做深度解读,不太好说——尽管他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即便是小说,他也不是“正面强攻”。余华何其聪明,在用荒诞写荒诞。

  青阅读:举个您认为余华写得聪明的例子。

  洪治纲:《第七天》里,有很多隐喻。譬如,无家可归的小敏,对杨飞说,你给爸爸打电话吧,“他知道明天在哪里”;杨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说“我怀疑自己给盲人指错了方向,因为自己就在迷失之中。”

  余华写等待进火化炉的亡灵排号,贵宾号是V打头,普通号是A打头,豪华贵宾号也许不需要号码,由此生发“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一说。然后他的笔下,才会在人生各种无奈的结束来临之际,有新的温暖故事在“死无葬身之地”开始——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青阅读:我留意到,大家对《第七天》的好评,多集中于杨飞与养父之间父子情深、“鼠妹”的爱情等等。为什么余华在满目现实荒诞的时候,还能写这些暖色?

  洪治纲:余华不是对人性不信任,只是对现实不认同。他坚信人性中美好温淳的东西。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在这一点上就如此。《第七天》,是余华审美的一贯坚持。

  青阅读:《第七天》写亡灵,是否与童年时期父母在医院工作,他会在太平间睡觉的记忆有关?

  洪治纲: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成立的。从文艺心理学上来说,童年,会影响创作者的一生。

  文/本报记者 朱玲

  《第七天》写了什么?

  已经死去的杨飞,接到来自阴间电话,催促他去火化——他知道自己死了,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待他到殡仪馆排队拿号,由于没买墓地,只得放弃火化,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他是在餐厅失火时被砸死的,那一刻他正震惊于电视中已成高管情妇的前妻自杀的新闻。

  在阴间,杨飞开始寻找养父。他是铁路工人杨金彪捡的养子。父子情深,杨金彪老来有病,怕拖累他无声离去。这一路,杨飞见到各路亡灵,这些人间过客,许多都是各类新闻事件的主人公——拆迁、瞒报死亡人数、死婴丢弃、“鼠族”生活、杨佳杀警案、地下卖肾……这些时代疼痛,被《第七天》聚在了一起。在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人与人友爱互助,食品是安全的……“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余华 著

  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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