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生，一生一事

　　央视网消息：昨日，“中国航天四老”中的最后一位任新民辞世，享年102岁。作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他的名字。然而对于足以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他却总是看得很淡，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今夜，读传奇，敬不朽！

　　“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

　　1948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

　　然而，执教不到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

　　祖籍安徽宁国的任新民，曾于1935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有机会参加抗日斗争，任新民转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被百里挑一选中。

　　8年抗日战争，手持落后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飞机大炮，给任新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刺激，那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到先进技术。

　　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去北京。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

　　“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由于“伯乐之遇”，任新民也与钱学森结下了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我国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第五研究院参与其中的人也多是外行，就钱老（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

△1956年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苏联P-1导弹交接仪式上签字

　　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1960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撕毁协定，苏联专家准备全部撤走，一些西方媒体宣布，中国的导弹计划夭折了，中国人的导弹梦碎了。此时对于任新民和他领导的发动机研制组来说，没有图纸，没有苏联专家的协助，工作异常艰难。

　　“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记得很清楚，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准备发射的“东风一号”导弹

　　20世纪60年代，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尚且没有核武器的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导弹进一步的研制工作，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首次试飞，飞行69秒后坠落在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作为总设计师，任新民在当时承受重压，经过进一步改进，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的飞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后，任新民马不停蹄领导研制的“东风三号”、“东风四号”导弹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毛泽东曾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太空探索的新纪元。

　　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这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

△上图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下图争相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

　　任新民同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光环属于大家，失败的原因一定在我”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通信卫星工程，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由此，任新民被大家称为“总总师”。领衔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他说，“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

　　说起“331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搭载“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能力，由此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耽搁载人航天立项，对不起江东父老”

　　1978年6月，已经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一名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也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这些问题把任新民问住了，30年来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而现在他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项目。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

　　当时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到底是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分歧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各持己见。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任新民面对如此情景，不得不暂时休会，但是他私下登门拜访那些意见最为尖锐的专家，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在次日开会时，任新民说：“载人航天工程马上就要立项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他一番言辞恳切的讲话，感动了当场很多人，表决顺利通过。

　　直到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当年起实施。那时，任新民已是77岁的老者。

　　此后，任新民参加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自“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亲临现场送行。目送“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后，记者再三请求采访任新民，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国家能派上用场，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作为中国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被认为是“总师第一人”。

△任新民（右三）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晚年，任新民说自己“人老心不老”。

　　原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王桁认为，中国航天界若钱学森第一，任新民就排在第二，“这些事情没有他来做的话，恐怕我们国家现在有些航天的发展，还不是这个样子。”

△任新民百岁寿辰 与老伴在北京家中 图/视觉中国

　　就像与自己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从“东风一号”导弹到“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任新民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正是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这位中国航天史上的传奇人物。

　　任新民说，“工人盖的房子大家能住，农民种的粮食能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我们搞火箭卫星这些国防尖端技术，国家能派上用场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所做的事做得怎么样，只能由后人去评说。”

　　2月12日下午3时，任老离世。至此，“中国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再度重聚。抬眼望去，中国航天事业，已是满天星斗璀璨……

　　“中国航天四老”

　　任新民，1915-2017，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黄纬禄，1916-2011，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梁守槃，1916-2009，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

　　屠守锷，1917-2012，火箭总体设计家，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