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问世145周年，托尔斯泰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1877年4月，托尔斯泰把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个印张送交《俄罗斯使者》，1877年4月号的《俄罗斯使者》结束了小说第七部的刊载，《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结束部分（小说第八部）并没有在《俄罗斯使者》杂志上发表，而是分册印刷发行。这一年，《安娜·卡列尼娜》全书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国的流行

1982年，中央电视台委托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为完成好配音，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陈叙一邀请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来厂里座谈。座谈会上，李梓（配安娜·卡列尼娜）、乔榛（配弗龙斯基）、毕克（配卡列宁）、童自荣（配列文）和刘广宁（配基蒂）向草婴请教如何理解剧中的人物。

草婴和配音演员们交流了看法，草婴说：“安娜这个人物，感情比较丰富，要求获得真正的感情，向往自由，从这个角度说安娜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安娜的悲剧离不开卡列宁，卡列宁是生活在虚伪和谎言中间，托尔斯泰有意识地把卡列宁放在受批判的位置，卡列宁代表了俄国沙皇政府的正统观念，卡列宁和安娜的矛盾，不仅是家庭生活的矛盾，而且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矛盾。弗龙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真挚的，但弗龙斯基毕竟是贵族社会培养出来的，他一方面对安娜有感情，但不会放弃贵族的生活方式。后来弗龙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渐渐淡了，思想上增加了悲观的东西。列文的思想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想找到出路。基蒂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列文和基蒂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托尔斯泰的理想。”

1982年春节，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笔者记得，播映期间，《北京晚报》每天刊登节目预告和每集的故事梗概。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播映之后，极大推动了小说原著在中国的传播。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问世145年来，被许多国家搬上银幕，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是苏联1953年版（上下集，上海电影译制厂1955年译制）、苏联 1967 年版、美国1997年版（苏菲·玛索主演，上海电影译制厂1998年译制）和英国2012年版（凯拉·奈特莉主演）。

《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主人公是列文吗？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说开头这句有名的话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家庭生活是贯穿整个情节的核心问题。与安娜的家庭生活相平行，托尔斯泰还描绘了列文的家庭生活。以安娜为中心的线索主要包括卡列宁、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等上流社会的贵族，以列文为中心的线索主要是外省的贵族、地主和农民。这两条平行的线索，被作者巧妙地衔接在一起：列文跟安娜的哥哥奥布隆斯基是好友，列文的妻子基蒂是奥布隆斯基的妻子杜丽的妹妹，基蒂开始曾爱慕过弗龙斯基，安娜常去哥哥奥布隆斯基家，在那里和基蒂交谈。小说最后，安娜与列文会面。家庭生活把小说表面上独立的两条平行线索自然地衔接起来。

《安娜·卡列尼娜》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安娜·卡列尼娜，一位是列文，安娜和列文是两条平行的主线，各占了整部小说一半的篇幅。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安娜，安娜跟卡列宁和弗龙斯基的关系，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部分。小说第二部写到卡列宁夫妇去看赛马，当弗龙斯基摔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胸腔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卡列宁激烈地责备安娜的举动有失检点，安娜对丈夫从容说出下面这段话：“你没有错。我绝望了，我不能不绝望。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这段描写是全书中最精彩的篇幅之一，鲜明表现了女主人公追求爱情追求自由的精神面貌。

作家格非在《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一文中提出：“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确实，托尔斯泰对列文这条线十分偏爱，列文的生活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列文的探索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随着列文的故事渐渐扩充为和安娜的故事平行的一条主线，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生活的范围，从而成为广泛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后从莫斯科到外省农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史诗性杰作。

笔者认为，尽管列文的形象在小说中有巨大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但列文不是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小说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人物是安娜，整部作品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着安娜展开的，几组人物的关系，着重写的是安娜跟卡列宁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对列文的描写，所起的作用一是展现宏大的历史背景，二是借助列文这个人物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其实托尔斯泰明白，列文的生活并不理想，列文也不算是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费雯·丽饰安娜

死亡是小说的主题

1876年4月29日，托尔斯泰在写给斐特的一封信中说：“你是病了，想起了死，我还活着，却没有停止对这同一件事的思考和准备……我所想到的那许多，我想写在《俄罗斯使者》四月号的最后一章中。”这被提及的一章，是《安娜·卡列尼娜》第五部第二十章，讲列文哥哥的死，“死亡”是这一章的标题，也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卧轨自杀、卡列宁的自杀未遂、弗龙斯基最后的赴死行为，还有作为托尔斯泰化身的列文，也有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有了家庭、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至于他把绳索藏起来，惟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惟恐他会自杀。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拥有美满婚姻与幸福家庭的列文因何有自杀冲动？让我们看一眼托尔斯泰写的《忏悔录》就知道了。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1873-1877），西方的资本主义浪潮猛烈冲击，把俄国的贵族制度、生活习惯和思想体系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托尔斯泰的感受非常强烈，对贵族社会产生怀疑。在此期间，托尔斯泰还经历了几次亲人的去世。尽管托尔斯泰从未说过自己精神抑郁，但作家饱受抑郁之苦和在精神上愈来愈严重的危机通过列文这个人物反映出来。

苏菲·玛索饰安娜

如何理解小说题引：“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小说中，列文有句形容时代的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跟列文的这句名言互相呼应的，是小说开头的卷首语：“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小说在一种不安定的情绪中拉开序幕，安娜去为哥哥奥布隆斯基调解，在火车站邂逅青年军官弗龙斯基。一些评论说，安娜和弗龙斯基两人的相遇是在劫难逃的，才会有安娜的悲剧，才会有小说的题引“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茨威格在《三作家传》中写道：“弗龙斯基和安娜这两个肉欲主义者，这两个不信教的人，这两个情欲方面的利己主义者，‘受到了惩罚’，被投进了灵魂强劲的炼狱，基蒂和列文则被升入了净界，在这里，这位一直十分清正的小说家第一次试图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物表示赞同和反对。”

凯拉·奈特莉饰安娜

安娜和弗龙斯基在火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确实有着致命的后果，但是安娜的悲剧，早在她和卡列宁结合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尽管托尔斯泰谴责安娜为了个人感情而破坏家庭，小说题引“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表达了安娜行为上的“犯罪色彩”，然而在对安娜形象的描写中，使读者得到的强烈印象是安娜并非有罪，而且正相反，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以对上流社会的控诉者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安娜的悲剧，主要原因是包括卡列宁、弗龙斯基在内的上流社会，安娜是被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的社会压力扼杀的。安娜是时代转折时期的牺牲品。托尔斯泰看到资本主义步步紧逼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的不只是安娜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责任编辑：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