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下更美好的记忆

　　读《人民日报》，给《人民日报》写稿子以及看到稿子刊登于报纸，是我生活难舍难忘的一部分。

　　1956年初冬，给《人民日报》投过一纸短论，《关键在于质量》，谈文学题材与内容的关系，用的“思芳”笔名，后来发表出来。

　　我不能不想起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关于我的“少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整版文字，包括林默涵同志的保护性批评文章，然后是我的谦逊与正面的感谢与思考，最后是针对此前《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对于作品的某些不妥修改而召集的座谈会的全文发表。

　　后来过了许多年，1979年底我得到约稿，写了短篇小说《说客盈门》，在1980年初的《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全文发表。《人民日报》是发表过小说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连载过袁静、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951年还发表过马烽的《结婚》。到了1980年初，我的《说客盈门》新年伊始就在这张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报纸上与读者见面了。世道正在更新，潮流正在激荡，它的意蕴是人皆有感的。后来，许多同志多次向我提起此作，特别是周扬同志多次对我说起吕正操同志对此篇的夸奖。

　　也不能不提到，1988年我在文化部岗位上用笔名写的两篇评论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与《自由与失重》。它有所提醒，有所忠告，是有的放矢的。这两篇文字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于《人民日报》。

　　后来的一个高潮是二十一世纪初，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下连续发表二十多篇文章，内容与我担任过三届政协常委有关。我还被聘为该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近两年与《人民日报》的交往日渐走向理论领域。2016年9月19日，我的有关文化自信的评论文章《着眼民族复兴伟业 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在理论版发表；2017年8月的《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占了文艺评论版的整版。这些文字的发表，都有很大影响，有不少朋友与我进行了接续的讨论。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与人民日报”，这是个普普通通却又触动心魂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创刊七十年之际，这个话题令人喜悦也令人感慨，令人肃然、浩然、沛然、跃然。我希望我与《人民日报》合作越来越通畅、越来越默契，镌刻下新的更美好的思想与文字的记忆。我希望《人民日报》与人民一道获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