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回到小镇，我被十八岁时的欲望吞没了，但

发布于：上海市

原标题：从英国回到小镇，我被十八岁时的欲望吞没了，但—— ｜三明治

作者｜七木

编辑｜旁立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冰雹不断砸在车窗玻璃上。凌晨一点，整个小镇上只有路灯还亮着。而这座城区边缘的小山更是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远光灯照出的树林绿意。

大金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几乎隐没在冰雹的敲击声里。听大金说话时，我时常又看到十八岁时的自己。她在这个小镇长大，对外面世界的一切想象都来源于偷看父母在客厅播放的电视剧。她听着大金迷恋的九十年代粤语歌，觉得歌词里用眼泪灌满城市的主角是自己。她被大金轻柔地抚摸着头发，打开所有感官去迎接他手掌与自己皮肤的接触，用力到头皮都微微颤栗。她脑海里浮现出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愿景，从身体到感受都依赖于自己所爱之人这件事，让她感到如此安心。

她如此天真而有力地并存在我的意识里，将我吞没进去。

我揉捏着身上的卫衣，手指突然被一阵粗燥的质感刺痛了。我低头看，这件卫衣是我研究生所在学校的文化衫，有着不显眼的灰色。刺痛我的是那串英语校名的刺绣图案，这个名字屡屡因为招生放榜、诺贝尔奖得主揭晓、又或是英国首相的来访而登上新闻头条。我终于和十八岁的她分离开了。在小镇以外所经历的七年岁月变迁，又回流到了我的意识里面。

我念研究生的大学也在一个小镇上，但那里和我的家乡小镇气质迥异。到达的第一天，我透过车窗看到巨大的哥特式建筑隐没在夜色里，感到一阵被注视的恐惧。它们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建成，连彩色窗玻璃上拼出的宗教肖像，都因为久被膜拜而有了灵性，更不用说有多少幽灵自中世纪起就寄居于此。这里的凌晨一点，多得是学生穿着正式的黑色长袍，在学院的高桌晚宴结束以后，和朋友们大笑着走进酒吧续杯。也多得是人把装满到合不上的书包斜挎在身上，骑着自行车从图书馆往宿舍方向驶去。这里和“沉寂”绝对没有半分关联，连酒吧菜单的背后，都被涂写着潦草的数学演算公式。

在这个英国小镇住得久了，我和这些可怖的哥特式建筑渐渐亲密了起来。

我抱着电脑和记录着思绪片段的笔记本，穿梭过窄巷、迈进三米高的木门、和身着燕尾服的门房点头致意。标号从A到Z的成片红砖建筑物里，我的教授在H号的顶楼办公。顺着白色的石灰石楼梯往上走，顶楼铺着古旧的木地板，踩踏时会随脚步发出吱嘎声。我敲门进去，习惯性地盘腿坐在矮桌边的地毯上。教授斜靠着沙发，细读我的论文，桌上是她为我泡好的薄荷茶。我写在法国的艾滋病大流行时期，同性恋者的身体如何被大众看作是“被污染的容器”。他们的体液又是如何和塞纳河交融在一起，透露出超越人类尺度的、死亡和暴力的气息。从论文向外延伸，我们谈论人类怎样才能像水一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些人的血液又是否会比他人的更为脆弱。聊到共鸣处，我的思维跳动舞蹈着冲出了肉体所划定的实体疆域，以眼泪的方式流淌出来。教授看着我微笑，说从我分析文学艺术的方式里，已经觉察到了我性格中的易感与敏锐。我的眼泪蒸发充盈在空气里，于是一部分的我，也融进了这些哥特式建筑里面。

在那些读不完文献的夜晚，我和朋友们常常跑去学校的酒吧蹦迪。万圣节的酒是血红色的，而圣帕特里克节的酒是碧绿的。我们总有那么多事情值得庆祝，于是总是忍不住喝下过量的酒精。酒吧放起曾经流行的贾斯丁比伯金曲，所有人都跟着节奏，边唱边跳跃又下蹲地跳舞。朋友拉着我在舞池飞速旋转起来，我的眼睛渐渐失去焦点，只能盯着她眼皮上闪闪发光的彩色亮片看。旋转到最后，我冲去厕所呕吐。她从身后抱住我，固定好我快要垂入进水池里的头发。

酒精和文字爱我，路人爱我。我伸出自己全部的触角去感受生活，被自由和爱包裹得几乎有些晕眩。

毕业后，我收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还会在英国再停留许多年。

在开学前，我决定回家乡小住半年。已经太久没回去久住了，我对这个县城的记忆，还停留在七年以前。那里也是温柔的，马路甚至比伦敦更为整洁开阔。因为风景很好，听说近年来开了不少山居民宿和精品咖啡馆。“就当是回去度假了”。我在心里这样想着。是的，我早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家乡的外来者，而非本地人。

和大金再次见面，是高中朋友聚会上的一次意外偶遇。事实上，自从回到家乡，我就常常想到他。我对某地的印象，从来不在于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或者自然奇观。这些外部特征都只是浅浅的背景板。我真正记得的是在这里的生活场景和经历，它们如此强烈而情绪化地建立起我与地点的连结。就像巴黎是和朋友在地下爵士酒吧里牵手跳的摇摆舞，新西兰是看到萤火虫组成的蓝光山壁时屏住的呼吸。没有必要提到埃菲尔铁塔或是霍比特人村，它们根本不重要。

我的家乡小镇，在过去的七年里，已经被我抽离到了真空的地步。我与这里所有的情感连结都止步于十八岁，连带着当时与大金恋爱的气息：这是我们准备学考时互相抽背题目的咖啡馆，那是我们一起散步聊天的长街。再次居住在此地，十八岁的我自己又生动地复苏了。她遥远得像是一个陌生人，但世界上也不会有人比我更懂得她的内心独白、她初恋时四处冲撞的激烈情感。

在朋友聚会上，火锅的热气蒸腾上来，我看不清坐在斜对面的大金的脸。这样也好，我其实根本不敢抬眼看他。毕竟在分手时，我像是抛下小镇一样，也把他远远地抛在后面。我迫不及待地在大学里拥抱那些曾经遥远的东西：秋季舞会、电影马拉松、彻夜派对、独自出国旅行。这些东西使我自在，在讨论着文学与自由的某一刻，我觉得自己无限接近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主角。我是如此渴望它们，以至于大金的任何一点保留意见，都会成为我与它们之间的阻碍。“就分开一段时间吧，我们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着，一边计划着自己接下来的两场旅行。然后是更多的旅行，更久地居住在国外。

回到小镇以后，记忆的画面不断涌入。“不一样”这个词，无法再如此简单地把大金和我剥离开，尤其是我如今在生活里频繁见到十八岁时的自己。她没有我现在这般自信，也还来不及生长出自我意识。刚上高中时，她因为有些漂亮，在学校里得到了一些关注。但这关注里也包含了恶意的谣言。她没有读过波伏娃和上野千鹤子，不明白这遭遇并不归因在她自己身上。除了软弱和哭泣，她找不到其他方法来应对。大金承担起了这个救世主的角色。他一直是这样的人，在男性团体里扮演着领头人，也乐于打抱不平。我至今仍不知道高中时的大金，对传播谣言的人说了什么。只知道在那以后，再也听不到类似的话了。而他此刻坐在我对面，看上去依旧是稳固的、值得信赖的。

喝过几轮酒，我起身想要去上厕所，摇晃着有些站不稳。大家起哄着要大金搀扶我，尽管我们俩在桌上甚至没有什么对话。他扶住我的手臂，热度微微传递到了我这一侧。从厕所出来，我抬头看正在等待的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视。他靠近，轻轻吻我。人和人之间的气场是可感的。在我们始终逃避看向对方的时候，在我们并肩看朋友们放烟花却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个吻。我无法区分自己正处于哪一个年龄的自我里，但此刻心跳的节奏，确实是与十八岁时同频的。

我们又开始见面，他情感的分量比我想象得更加重。我没有想过，这几年间，我分享在朋友圈的每一首歌，都被收藏在他的歌单里面。提及曾经的分手，他还是会流泪，说每每想到都觉得遗憾。在得知我去英国念书以后，他偷偷搜了那个大学的信息，即使我们当时已经失去联络很久。而我，我对于大金生活的全部了解，只来自于共同好友偶尔提及他时的只言片语。在他的爱里，我觉得惭愧。

我们交换彼此的生活近况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涉及到未来的话题。我们曾在异地恋时分手，此刻的情况相比于从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我将在几个月后出国，而他的工作又将他牢牢钉在家乡的小镇。和现实因素比，相见时的快乐显得如此脆弱。为了避免谈及未来，我甚至不愿提及在英国的生活，怕这些话题稍微拐弯，就又射向我们已注定的人生分叉口。越试图逃避，未来这件事却越清晰地浮现在每场谈话的边角，在那些吐字到一半却咽下去的叹息里。忽略它逐渐变得比谈论它要花费更多的力气。终于，在这个下着冰雹的夜晚，它将我们逼进这辆车里。我们避无可避。

“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你会成为英国的博士，而我做着小县城里的公职，未来几十年都无法离开这里。我们怎么还会有未来发展呢。”大金这样说着。

我们达成共识，决定不再见面了。既然看不到共同的未来，与其等情感发展到更无法割舍的时候再分开，去经历遥远的地理隔阂，不如就让一切停留在此刻。聊到天色微亮时，他送我到家附近的街角。我关上车门，往家的方向走，一个夜晚的时间也不够我把眼泪流尽。我控制着自己不回头望，直到走进家门，也还没有听到身后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我的学业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阻碍。“要是我不需要读博就好了”，我这样想着。县城生活开始对我散发出它的魔力，就像它吸引着我在伦敦学服装设计的高中学姐、在洛杉矶做实习机长的哥哥、二十岁便环游了欧洲的朋友回到这里。小镇不曾因为疫情而被封锁，也不曾因为经济下行而变得萧条，它是一块被抽成真空的永恒之地。人在旷野里当然自由，但也常因与空茫对望，而感到困惑不安。稳固的小镇抵御着这种未知的不安，让我不由自主地去渴望一种能看到尽头的人生。它十几年来都未曾改变的街景造出了一种幻境，好像一切过去的情感都能延续到现在，直至永远。我留在小镇的同龄人们，逐渐活成了和他们父母相似的样子，看上去知足而幸福。也正因为大金的爱是真实的、小镇的幸福也是真实的，抵抗才变得如此痛楚。

我失恋的戒断反应来得尖锐，一阵又一阵地刺痛我的眼眶、前额、心脏、胃。我感到如此孤单而破碎，四肢蜷缩在一团也止不住颤抖，以这样生理性的方式宣泄着对“被爱”的渴望。就像是十八岁的我挣扎着，想要脱离此刻尚在用理性来结束这段关系的我，于是把这具肉体冲撞得痛苦不堪。她不考虑后果，只想捧上一颗真心去撞一撞南墙，粉碎彻底了才好从中解脱。她说服我留在小镇。我认真搜索起了工作岗位，从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民宿管家到公务员。

如果能够留在这里，和大金恋爱发展下去，我完全能想象到，他会受到我父母长辈的高度认可。他长相好看，很会社交，有一份稳定而受人尊敬的工作。他会驾车到另一个城市接送我，从不忘记每一个纪念日的礼物，十一点下班也要到我家门口来与我见面。我想象着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时，会以怎样的语调交谈微笑。甚至在婚礼上，我会如何翻出十八岁时的日记本，念出那些年少爱恋时真挚而又炙热的句子。我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大金的爱，也是一种在小镇里显得如此标准而可感的“幸福”的可能性。没有了这段恋情，我也不会再被外界这样认可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察到，自己在小镇不被认可的呢。或许最开始是从我的父亲开始。借用他的手机拍照的时候，他的屏幕还停留在我所读大学的中国家长微信群里。上一条是他几分钟前发出的消息，绿得刺眼，“博士读法国哲学研究有意义吗？”。我质问道，难道他其实并不想我继续深造。父亲只是笑着搪塞过去，就像这条消息自己弹跳进了对话框，和他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在几天后的短途旅行里，我终于知道了他真实的愿望。我们去逛了运河，旁边有一棵树生长得繁盛，挂满了游人们许愿的纸条。他轻轻搭住我的肩膀说，“希望你今年能找到一个男朋友，最好可以订婚”。

我在小镇时常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朋友们聊着明年要在哪个宴会厅准备订婚的时候，我没有话可以说，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与伴侣的感情已经进展到了这一步。在考虑放弃读博时，我试图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咖啡师。老板指着我的教育背景，说你是硕士学历，肯定会嫌这份工作太过简单琐碎。还没等到我的回答，他就委婉找了借口，建议我去找其他机会。后来在投递简历的时候，我删掉了关于硕士的几行条目，删掉自己往返图书馆几个月才拿到的好看绩点，再删掉毕业论文的长长标题。那些充满灵光闪动的对话，和法国理论家透过书本共振的呼吸，编织美丽句子时无法停止敲击键盘的手指，小镇从来不曾在意。

或许我在过去的经历里，一直都太过渴求外界的认可，想要拿到一切评价标准里的高分。念到最高的博士学历固然是让我感到快乐的选择，但是英国的教育体系也确实以红色的博士袍、毕业证书上的学位分级，诱惑着我向这个方向追求。从大学开始，我热烈追求自由和艺术，又是否是因为太想要成为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们的同类。就像我学着他们，在聊天时吐出烟雾一样。而小镇对于我的期望是刨除这些个人特质，以家庭的方式稳定在这里。于是我也想要抓住大金，从十八岁时人人夸赞的“名校学生”，变成二十五岁时被羡慕的“幸福的妻子”。我理解人活在关系里、活在社会里，但我在这些关系里，似乎从没有立住过我自己。那么，我过去做过的任何选择，哪怕再微小，真的有一个是纯粹出自于我的本心吗。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式，把情感从大金收归回我自己身上。我想把自己拉出英国和小镇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缝隙。

我迷恋于大金身上那些成熟的、适合结婚的特质，像是坚持开车接送我。于是我也开始学着开车。在封闭空间里播放自己喜欢的歌、再踩下油门的时刻，我感觉正在掌控自己的生活。我把这辆家里空置已久的旧车，搭建成了穿梭于一个个避难所之间的摆渡船。我在副驾驶位上放了墨镜、拳击手套、书、登山杖、咖啡杯，无论在失落和悲伤涌来时想要逃去哪里，它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又一个冰雹天气之后，温度降到低点，我出发去雪山露营。临走前，我在小镇的温暖光环里，犹豫不决了很久。“普通爬个山就可以了，怎么非要把自己搞得又冷又累呢？”我听到他们这样说着。不去冒险的生活，当然也是幸福的。小镇的同伴们在开车十五分钟以内的距离里工作，和从小就认识的人恋爱生活。我此刻的孤单和痛苦、自我意识之间的冲撞，他们似乎没有经受过，也没有必要经受。

我把食物、睡袋、帐篷都捆扎在一个背包上，再把这十五千克背在身上。这座野山没有人工建造的路，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把冰爪插进雪道里。我鞋底有些打滑，背包的重量让我摇摇欲坠。但山顶明晰可辨，我不需要思考犹豫什么，只需要感受身体的每一次发力，如何将我带向终点。

搭好帐篷时，已经是没有天光的深夜。周围成片的雾凇组成了巨大而模糊的影子，让我想起英国夜色里的那些哥特式建筑。我不害怕，只觉得亲切，呼着冷气看了很久很久。

我钻进睡袋时，同行的朋友们都已经熟睡了，手电筒的灯光也早已熄灭。四周只剩下从树枝上坠落的冰块的声音。此刻全世界只剩下我自己了，脆弱的、不安的、易感的自己。但幸好，我还有我自己。

回家以后，我翻出了十八岁时的日记。我想我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勇气，去阅读她的初恋记忆，而不再被她的热烈情感卷入进去。我没有预料到，日记里关于大金的内容，只是以流水账般的笔触被记录着。而她最深切的愿望，是往高远处走，字迹看上去甚至带着些咬牙切齿的意味。她用印着巴黎和上海的照片的本子，一遍遍写下这个愿望，把书桌上堆叠起来的考卷，都当作通向远方的台阶。我忘记了，她虽然没有走出过小镇，却是那样骄傲，甚至连欲望都不关乎于他人。

她写，“而神觉得你万事皆行，你生来完整。”

长大不是一趟变得更成熟、更游刃有余的线性旅程。十八岁时高中的我、二十岁时独自出国的我、二十五岁时迷茫失意的我，她们共存于一个身体里面。我所渴望的爱、认可、勇气，并不需要从外界求得，而是一直存在于她们身上。我贴近用力握着水笔的自己，徒步到精疲力竭的自己，在图书馆等待毕业论文打印成册的自己，因为疼痛而蜷缩成一团的自己。我听见你的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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