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长篇小说的辉煌时代已成为历史

“当文学曾经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我们一方面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写在《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前言”里的这句话，代表了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对近十几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评价和立场。

作为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国内多项文学奖项的评奖人，孟繁华每年会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年前，商务印书馆以“小说现场”为名结集出版了他从2000年到2017年间撰写的百余篇小说述评文章，横向上，对每一部具体作品进行解读和阐释，纵向上，记录了21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历程及重要作品，梳理了新世纪文学所延续的传统、流派和审美方向。

日前，就长篇小说在当代的境遇及相关问题，本报采访了孟繁华。

    城市文学的热闹和繁荣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中您指出，长篇小说的地位在今天的下跌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有关。那么，与上世纪长篇小说的辉煌相比，不同时期的读者趣味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与哪些社会、时代的因素有关？

    孟繁华：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确式微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另一方面，“小说人口”的分流，也是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式微的重要方面。80年代的文学人口非常集中，因为沟通人民情感的方式除了文学少有其他通道。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文化消费形式越来越多样，网络文化大行其道，文学人口的分流在所难免。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好消息，但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没问题的。

 中华读书报：今天，文学的关注重心已由过去的乡村转移到了都市，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回溯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作家的一些作品，您如何评价当下的都市文学创作？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天的都市文学呈现了哪些不同的特点？

    孟繁华：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现代城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现代城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依然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城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喻,隐含了明确的精英批判意识和颠覆诉求。因此，如何建构起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城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城市文学相关的题材。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基本是在这些书写对象中展开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中华读书报：虽然都市文学兴起繁荣，但乡土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上的主流也一直为今天的很多作家关注并实践到写作中。从早期的分裂性叙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体性”“史诗性”创作，再到今天的“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您为近百年来乡土文学书写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在这一发展逻辑中，除了时代背景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

    孟繁华：乡土文学一直是我们小说创作的主流，也是成就最大的题材。这与中国乡土文化的成熟有关。我曾分析过乡村文明崩溃后新文明的某些特征：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因此，即便是我们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但在文化上，我们可以说仍然是一个“乡土中国”。这也是我们乡土文学成就最大的根本原因。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流派众多，如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先锋派等，新世纪以来，似乎新的艺术主张、流派并不多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孟繁华：八九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西方文学思潮几乎全面涌进国门，我们对这些不熟悉的文学流派或现象充满了好奇，同时急于缩短与西方的文学距离的心理等，都促使我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了这些文学流派或现象。但不久我们发现，如果一味地追逐西方，我们的文学或文化主体性永远不能构建起来。于是我们便从两个方面实施了“抵抗”或重建：一是“寻根文学”的出现，一是“新写实”的出现。寻根文学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新的小说资源，新写实则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新的文学内容。这是八九十年代文学有流派出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决定的。新世纪以后，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文学冲动也已经平息之后，流派自然也就没有了。

  中华读书报：新世纪文学中哪一种文学题材的创作较为薄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孟繁华：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认为还是城市文学比较薄弱。原因就是城市文化正在构建中，城市文化的“构型”还没有完成，我们对城市生活的认知还有待深入。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新世纪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具有哪些特质？普遍反映了当代社会怎样的心灵困境和社会状态？

    孟繁华：总体说来，新世纪的小说还没有创造出经典的典型人物。

新世纪的小说还没有出现象乔光朴、李向南、高加林、白嘉轩、庄之蝶等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近年来，作家创作了一些具有典型人物形象意味的人物，比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借命而生》中杜湘东；弋舟《所有路的尽头》《而黑夜已至》《等深》中的刘晓东等。“70后”作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坚，他们塑造的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我们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他们的时代性，是其他代际作家没有完成的。

    莫言获得“诺奖”是庞大的国际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中华读书报：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对中日两国文学现状作出判断，指出中国当下文学著作的印数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达国家情形也是如此吗？

    孟繁华：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印数下跌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严肃文学的阅读遇到了挑战和问题。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一方面，是网络的兴起。网络无所不有，即便是没有网络文学，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在网络上读到，更何况网络文学正如火如荼所向披靡；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的实验性有关。比如六十年代的德国，他们的批评家也指出，读者远离了文学。因为德国的作家在进行他们的文学实验，他们不热爱“德国的当代”。当德国作家重新回到现实，书写现实德国时，文学才与读者“缓慢地建立的关系”。他们的批评家在序言中介绍这本书的时候说：我们“相距遥远——或许却又近在咫尺……让我们通过小说中的主题认识彼此——您生活中的主题应该不会有太多不同。”因此，人类在文学中一定有可以通约的、可以交流的思想和感受。我们遇到的问题，西方比我们更早地遇到了。

 中华读书报：与唱衰的调子相反的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长篇小说已成为国际上汉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您怎么看？

    孟繁华：这肯定不是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2014年10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了“讲述中国与世界对话：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大学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是，当我看到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德国汉学家郝穆天，荷兰汉学家马苏菲，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以及国内诸多著名批评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齐聚会议时，我意识到，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国际团队的共同努力，莫言获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庞大的团队还包括没有莅临会议的葛浩文、马悦然、陈安娜等著名汉学家。因此，当莫言获奖时，极度兴奋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界，同时还有这个国际团队的所有成员。莫言获奖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也让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得到了国际汉学界极大的重视。

    长篇小说数量庞大，但引起批评界和读者注意的好的小说很少

  中华读书报：对《小说现场》这本新著，您认为其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孟繁华：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本书能有多大意义呢？起码我这本书没有多大意义。它可能只会让关心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读者，有机会了解一个批评家是如何阐发这些小说的，然后产生不同的想法；让那些不了解这些作品的读者，有可能去关注这些小说。如此而已。

中华读书报：每年出版的长篇多达数百部，而在《小说现场》里，您只选取了2000---2017年间125部长篇小说进行评论，实际上，您阅读的作品非常多，能谈谈选择的标准吗？另外，有几年如2003年、2007年选了十几部，而像2000年，2016年，2017年，只有四五部，2000年只有两部。

    孟繁华：据有的消息说，长篇小说现在已近万部，除了再版重印的也至少有几千部，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完所有的小说。但是，引起批评界、读者注意的好的小说可能也就几十部。我每年参加很多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也主动选择一些我认为好的长篇写出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有的丢失了，有的没有选进书里。因此就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让作家最感困惑的是创作资源问题。那么，当代文学评论存在哪些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孟繁华：创作资源的问题，对青年作家来说构成了问题。他们阅历浅，对人与事的认知有局限性——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局限性。现实题材因为距离的关系，又确实不好把握。因此创作资源构成了问题。文学批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批评理论的问题。西方的文学理论现在出现了危机，这么多年批评家逐渐认识到了。但是如何整合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资源，如何合理地吸收西方的文学理论，现在我们处理得还不是很好。另一方面，现在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批评文体的僵化，使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批评界在反省和检讨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经过几代批评家的共同努力，文学批评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孟繁华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第一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