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吉惠】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

【赵吉惠】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

所谓人生哲学，这是现代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叫做“为人之道”或“处世之方”。中国文化历为重视“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因而包含非常丰富的人生哲理，为建立现代的科学人生观、世界观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可供借鉴和吸取的历史文化遗产。

人生哲学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人生、如何度过人生、如何安排人生的大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要解决人生关切的问题，小至人的生、老、病、死，生存与生活问题，大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归宿等问题。总而言之，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价值观念问题，人生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生理想问题，是人生的终极关切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但能够获得关于人生哲理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如何有意义的度过人生、如何安排自己人生的深刻启示和教益。

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和历史观问题，某一种人生哲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某一种人生哲学都是在一定的人性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指导之下构建起来的，因此，欲学习与研究人生哲学，必须对人性理论、历史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主要是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与历史哲学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总之，我们不是把“人生哲学”当成脱离历史的抽象范畴，而是当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当成历史哲学的一部分加以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和方法论原则。

一、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四种类型及其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不同类型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不同结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内涵。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同结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内函来看，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把中国哲学大致划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六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又提出“十家九流”之说。所谓“十家”，就是除了司马谈提出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班固认为“小说家”难以确认，故除了小说家之外，谓之“九流”。其实，从文化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影响来看，诸子百家中主要是儒、道、墨、法这四大家，因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也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种类型。

儒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儒家是道德型人生观，要求为人“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基本信条，也就是儒家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儒家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尺度。凡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志士仁人”，他们能够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践覆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儒家人生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求进取，讲现实。儒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性、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一次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难以回答，便问老师如何回答。孔子说：“其为人也（指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他经常教导弟子：为人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总是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他曾语重心长地劝导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他还用流水一去不复返激励人们要爱惜时光，做有意义的事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根据孔子的教导，曾子论述了人生“任重而道远”的积极思想，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道家人生哲学是重境界、图个体自由放达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道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在思想表现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样现实、那样积极，但是在精神追求上显得极为深沉、老成、世故。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道家的人生境界或人生理想的话，这就是：无为而治，莫与人争，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朴归真。老子或道家人生哲学的最显著两个特点是：第一，处事谦下，善于保护自己。老子说：“圣人欲上民（欲为民上），必以言下之（言谈谦下）；欲先民（欲为民先），必以身后之（处事先人后己）。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乐推不厌也。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66章）由于待人处事谦下，所以当你居上位时，不被一般人看成负担，也不会被普遍百姓伤害。他还说：“吾有三宝，特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必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第67章）这些文字所阐明的都是善于保护自己，不为人害的人生哲理。第二，庄子最讲究人生哲理，他提倡人生要“逍遥游”（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诱）、“明哲保身”因而自己处事要做到“为善者无近于名，为恶者无近于刑”（为善不要达到成名地步，做坏事不要达到受刑地步），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庄子讲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旨在说明“以无厚入有间”、“缘督以为经”的人生哲理。讲论“伐林”与“杀雁”的故事，旨在叙述一种“外乎材与不材之间”的处世哲理。还有《史记·老庄列传》写楚威王使使厚币聘请庄子为相，而遭庄子拒绝“终身不仕”的故事，目的也是宣扬道家洁身自好、不为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

墨家人生哲学是“兼相爱，交相利”、耐艰苦的公利主义人生观。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是唯一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家，墨子自称为“贱人”，长期为手工业匠人，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墨子·鲁问篇》说他“短褐之衣，藜芥之羹，朝得之，而夕不得。”由于墨子出身卑贱，所以他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提倡人生都应该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奋斗。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何谓天下之利呢？“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何谓天下之害呢？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知调，此天下之在也。墨子一生反对淫糜作乐，故作《非乐》，以使士君子“能竭股肱之力，亶（尽也其思虑之智”，使农夫“能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使妇人“能夙兴夜寐，多治麻丝”。他反对“命运”故作《非命》，以“强力”维持生活，改造社会，说：“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墨子·公输》般所记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他不惜徒步行走十日十夜，由鲁国到楚国都城，说服公输般和楚，经过一场辩论，终于折服了楚王，制止了一场楚攻宋的战争。这一故事有力地体现了他所提倡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生哲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墨家精神”。

法家人生哲学是急功近利、追逐权势的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法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儒家重视道德人格、道家提倡精神境界的话，那么法家追求现实和功利。法家接受了荀子“人性恶”的理论，认为人生来都有耳目口鼻、声色味觉之物欲，人们的物质之欲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乱，为了改造人性、制止争乱、必须实行法治。所以，法家的人生哲学是追逐功名和权势，为了功名和权势可以不择手段，“不避亲疏”，在人际关系中不讲道德伦理，专讲利害，把人与人的关系均视为利害关系。战国时卫国人商鞅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秦国佐孝公进行变法。在推行变法时，坚决反对“礼治”，反对法古循礼，贯彻“不避亲贵”的原则。当他发现贵族和太子干挠变法推行时，便明确提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师付。”（《史记·秦本纪》）卫国人吴起也是政治家兼军事家，他曾全力为楚悼王推行变法。吴起少时家累千金，但是游仕不遂，破家业走求官。他和母亲诀别时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未久，虽闻其母病逝也不回乡服丧。后来他仕于鲁，但娶齐女子为妻。当鲁与齐相攻时，有人因吴起之妻为齐人，曾间言国君，怀疑吴起，不予重用。于是吴起“欲就名，遂杀妻”，鲁终使其为将，大败齐国。这充分体现了法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人生观。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当然不止以上四种类型，还有后来传入的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人生观，纵横家所主张的人生观等，也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影响。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儒、道、墨、法这四种类型的人生哲学。我们把这些人生哲学从整体上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做人与为学一致；二是个人修养与为政的统一。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质与类型决定的。

第一，关于做人与为学的一致。中国文化从来把学问与道德联系起来，看作是评价理想人格的基本素质要求。《论语·学而》全书的第一段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大乐趣，看作是人生的一种理念。因此，他总是把人生与为学联系起来看待的。体现他这种人生哲学的还有两句话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学而》）。他把“文”、“友”、“仁”三者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做人与为学统一起来。在做人与为学的关系上，做仁人是最高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又毅然地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关于个人修养与为政的统一。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不仅主张做人与为学的一致，而且更强调做人与为政的统一。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强调“内圣”与“外王”的内在联系与转化。《庄子·天下篇》总结说：“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无论是儒家抑或道家文化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概括儒家道统与治统的《礼记·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儒家认为，无论为人或为治，都应该遵行“大学之道”。所谓大学之道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于至善。这里的“明德”、“亲民”、“至善”，既是个体人格、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又是从政、为治的最高目标。所谓大学之道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大学之道八条目的内在关系分析，儒家是把个人修养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必要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大学》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同时又把“治国平天下”看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为学活动，最后的归宿则是“治国平天下”。这样，我们便理解了为什么说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入仕”的道理，从而也就认识了儒家人生哲学的体现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这个大国争霸的乱世，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是终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我们从一部《论语》中可以看到很多孔子为此而发出的慨叹。在这些慨叹中充分地表现了儒家对人生的看法。孔子经常教导弟子们：“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秦伯》）这些调节或处理个人生命与社会治乱关系的思想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分析，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人非动物，不是简单的有吃有穿就可以活下去的问题，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处在于“道”（或称“礼仪”），所以“有道则居，无道则隐”。孟子在发挥孔子这个思想时，把人的生命价值与“道”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以上便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四种类型和两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精神。

二、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活、实践、交往经验的积累与升华，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不断反省人生道路的智慧结晶。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人生道路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方式，因而也就有了对人生道路的不同评价和不同的评价方法坐标。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发展眼光看，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可能包含正负两个方面，针对某种社会需要来说，它是积极的、有用的，针对另外一种社会需要而言，它又是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消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本身，既包含有积极的、精华部分，也包含有消极的、糟粕部分。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分清楚“精华”与“糟粕”，以达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目的。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以从不同的方方面面论述很多内容，对这里拟从十个方面加以探讨和论述。

第一，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多元文化的人生哲理中，不同程度的体现着一种精神动力源泉，就是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如果把这种理想加以高度概括，那就是人生对于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尽管儒、道、墨、法、佛各家对真、善、美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对这种精神追求却是共通的。“真”是本体性概念，“善”、“美”是伦理性、认知性概念。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人生最善、最美的追求。儒家把这种至善至美的追求归结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见《礼记·礼运篇》），为此而奋斗就是人生或生命的最高价值，也可以使生命永存。道家则认为人生进入“体道”的回归自然的境界，是至善至美的人生最高价值体现，这样可以无私无欲、延年益寿，与自然同体、与自然为一。墨家以人生“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为至善、至美的理想与行为。法家以“实用”为最高的追求，法家虽然缺乏道德理想的追求，但是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真、善、美的解释。佛家虽然讲究“一切皆空”、“万法唯识”，但是通过行善事引导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的“真如”佛性，以便死后登上“西方净土”。总之，真、善、美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对于我们今天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发扬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周易》乾卦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传曰：“地势坤，君了以厚德载物。”乾卦象天，坤卦象地，天的运行强健，所以理想人格（君子）的气质应当自强不息，地的形势是顺天存在的，所以理想人格（君子）的品格应当是以深厚的德泽化育万物。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据此把《周易》对“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论述概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颇有见地的。实际上，这种文化精神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的深层精神追求。孔子晚年对弟子讲述自己的心志时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些话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的人生哲理，值得我们吸取与借鉴。

第三，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中国文化提倡反躬自省，著名哲学家梁漱溟认为：“儒家孔门之学要在反躬修己。”曾子一句有名的修身格言即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贡问于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这里的“贫而乐”，是指人生不以贫苦为忧，反而乐志于道，坚持自己的志向。当然，那更不用说“富而好礼”的人生走向了。道家也是重视人生修养。《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59章）提倡“知足常乐”，“少私寡欲”。《老子》有句名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还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这便是道家对人生道路的透视。

第四，人生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儒家的处世学讲究“中庸”之道，“和谐”为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所谓“中庸”即以“中”为用，适可而止，不走极端，不为己甚。这样，便可以保持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说：“中庸之谓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宋儒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后来朱熹对“中庸”提出了更简洁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引自《四书集注》）今人冯友兰更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来评价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可见，“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核心理论，所谓“极高明”就在于它“不偏不倚”、“以和为贵”。过去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把“中庸”之道误解为“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加以批判，现在看来是曲解了“中庸”的本义。其实，“中庸”是“极高明”的处事哲学，只有坚持“中庸”之道，才能“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好的人文环境，才可能避免与克服片面性与极端主义。

第五，人生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道家的处世哲学强调“因顺自然”，不可任意妄为。《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73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章）这里讲的虽然是对帝王的要求，但是这之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上面所说的“不争”、“不言”、“无为”，并非真的“不争”、“不言”、“无为”，而是不乱争，不胡言、不先言，不乱为，这就是因循自然，不可妄为。《老子》书中有一句更加形象的话，那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是小鱼。治大国，何以若烹小鲜鱼呢？因为烹小鱼，弄得不好就乱掉了，所以要细心、谨慎，不可乱翻动。这句话给人们的启示是人生要小心谨慎从事，不可违背自然的力量。凡事，要“因其自然”，方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治国更不可蛮干，不可随意“运动”人民，应该因势利导。

第六，人生处事要善于“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文化典籍中，对于“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有过很好的总结与概括，是指导人生处事的重要哲理。《周易》坤卦初六爻辞中有“履霜，坚冰至”的判断，这揭示了一个重要思想：看问题，处理问题，思想不能僵化、凝固，当你“履霜”的时候，要想到它会在气温继续下降的条件下，变成“坚冰”的。《周易·系辞》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用这个人生哲理去批评那些“小人”的心理与行为，借以警世和指导人生。具体地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用这些人生哲理去观察、分析社会的治乱，预见统治者的安危存亡，则得出结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志者也”。由于揭示了这些人生哲理，既提高了人们观察、分析人生道路的能力，又可以知其所为而避其不可为，所以又说：“知策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第七，人生处事要看到祸福的转化，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文化长于悟性辩证思维，古者圣贤对于人生的吉凶祸福，社会的安危治乱，常有比较透彻地观察与分析，成为指导人生宝贵的至理名言，是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的颇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谜，其曰固久。”（朱熹《四书集注》）所以人生的理想性格应该是“真而不肆，光而不耀”。（朱熹《四书集注》）即正直而不放肆，光亮而不炫耀自己。这是何等的深邃，做起来又何等的困难！《周易》有几条卦爻辞所蕴含的转化辩证思想特别深刻。乾卦爻辞上九一条云：“亢龙有悔”。“龙”，物象，中国是“龙”文化国家，以“龙”比喻为吉祥，亦喻天之阳气。“亢”为高亢，阳极于上，动必有悔。以“亢龙”比喻处高危之地位。“悔”有返意。“亢龙有悔”一语警喻人生处高位极点必有灾祸，即物极必反之意。人生顺利向上时，应有节制、约束自己的理性，以防物极必反之祸害。《系辞传》解释否卦九五爻时明确告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深得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真精神，用“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概括了他的人生哲学，对人极有启发。他在解释“难得糊涂”时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在解释“吃亏是福”时又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益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这些脍炙人口、极有厚度的人生哲理精华，既可启发人的智慧，安排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合理途径，又可使人经常保持清醒头脑，保持自己的节操，而不忘乎所以。

第八，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儒家和道家都特别注重人的自我调控、自我修养、处处以谦恭待人，不为人先，留有余地。孔子非常谦恭好学，《论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篇》）他还经常教导弟子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有一次弟子子张请教如何做才能得到好的俸禄。孔子回答说：“多闻阙（同缺义）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同疑义），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篇》）这里讲的“阙疑”、“慎言”、“慎行”等等，都能给人留有进退迂回的余地，使人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道家在这方面更为深沉、持重，翻开一部《道德经》，真是名言触目，妙语连珠，警句省人，处处告以“圣人被褐怀玉”的大道理。例如第68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与，有与之对付之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76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由此，又引发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77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以对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居之义），其不欲见（现也）贤。”在第67章概括起来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接着他又解释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第九，人生能苦能乐，先人之苦而苦，后人之乐而乐，生活朴实、节用。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耐劳、刻苦朴实而著称于世，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依靠这些好的传统开拓、建设了自己的土地、农园，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还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光大伟大的中华文明。墨家在先秦文化中是最能发扬艰苦耐劳精神的著名学派，其创始人墨翟就出身于劳动者（工匠），其弟子很多都是能够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墨子·鲁问》记载他们“短褐之衣，藜芥之羹，朝得之，而夕不得。”《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伏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说提倡“节用”、“节葬”、“薄表”、“非乐”等原则，都包含丰富的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在今天提倡弘扬墨家精神（或墨子精神），就是指的弘扬这些优良传统。儒家提倡民本主义，对我们今天培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很有借鉴、启发意义。孟子以带有批评的口吻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后来宋人范仲淹把这些深刻思想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名垂千古、指导人生走向的深刻哲理。

第十，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过去有人在谈论中西文化比较时，批评中国文化“不讲个体人格”，这未免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固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在这方面，儒家、道家都有许多尊重个体人格的论述，道家更加提倡个体人身自由。所谓“庄子精神”，主要是指他的人生自由、放达、追求理想境界的精神。儒家虽有压抑个性的弊病，但也有不少强调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又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论语·卫灵公》）是孟子更具体地论述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又告诫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后来又把这些民族精神归结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至理名言，都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家的思想精华，都能对人生道路发生良好的借鉴和导向作用，都能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我们应该以积极、反省的态度，批判继承，发扬光大。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