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此岸的世界 彼岸的视点

　　余华新作《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但是，它未必是一部轻易就能读懂的作品。余华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杨飞的男人死后7天的游魂经历，试图打通生与死的界线，在直面当下现实的伦理语境中，以死说生，以死演绎生，以死审视生。

　　几乎在写作伊始，余华就一直强烈地感受到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是进行暴力化的先锋实验，还是执著于温情化的故事书写，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游离于当下的现实，将背景处理得更模糊、更遥远一些。直到《兄弟》的下部，余华才让李光头进入无法回避的当下生活。于是，我们看到，李光头以混世魔王的身份赢得了世俗的各种荣耀。这是混乱的现实制造出来的一个怪胎，他的命运凸现了余华对这个失序世界的焦虑、无奈和嘲讽。

　　与《兄弟》颇不相同，《第七天》在逼近缭乱的现实时没有了狂欢的氛围，也没有了过度嘲讽的格调。但它所凸现出来的依然是余华对当下现实的愤懑、焦虑、感伤，甚至是无奈。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殡仪馆的候烧间，也有豪华区、贵宾区和普通区之分。那些没有墓地的死者因此失去了火化的机会，只能常年游荡在“死无葬身之地”——所幸的是，“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这是余华内心的乌托邦，它构成了作者与现实对视的基点。

　　事实上，《第七天》的特殊魅力在于杨飞无奈而又无望地穿行于阳界和阴间，成了一个情感的寻找者和现实的揭露者。“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雪是亮的，雨是暗淡的，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在这种叹惋式的叙述语调中，余华一直想为那些无助的生命提供一个祥和的家园，为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弱者划亮一片天空，为那些无处诉说的灵魂提供一个道出真相的机会，为爱、亲情、体恤和平等寻找一处表达的园地。只是坚硬的现实再也无法为余华提供这样一个逻辑支撑，所以，他不得不将之放在那个虚拟的、叫着“死无葬身之地”的阴间世界。

　　这是荒诞的，然而又是真实的。它折射了余华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余华曾多次强调，3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奇迹，却也留下了无数匪夷所思的精神奇观。在这些精神奇观里，余华看到的是世道人心的破败和凋敝，是美好人伦的不断倾斜和坍塌，是无数生命的悲剧与喜剧同台共舞。既然现实是如此地荒诞，如此地超越了人类经验，那么，用荒诞来叙述荒诞，或许是一种更有意味的表达策略。我想，这是《第七天》所隐含的审美策略。它意味着，简约有时比繁复更有力量，漫画式的勾勒有时更能彰显荒诞的效果——尽管它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并不那么满意。

　　依我的阅读经验，《第七天》让有些读者最不满意的，或许是余华对那些新闻事件的“串烧”式处理。那些因房屋被强拆而死的、因商场火灾而死的、因充当高官情妇自杀而死的、因冲入公安局捅死警察而死的、因贫困所逼卖肾换钱而死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死者，几乎每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报纸、电视和网络之中。余华在袭用这些材料时并未进行太多的重构，只是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拼接。它带给人的感受是，余华对现实的理解似乎有些浮光掠影。余华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叙述的油滑和草率？是没有能力进行复杂化的重构？我看未必。从野蛮拆迁到杨佳事件，从墓地等级到隐瞒各种灾难死亡人数，从医院死婴到有毒食品，从黑市卖肾到杀人冤案……我们已经被这些新闻刺激得麻木了，却未必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事件背后的荒诞与沉重、悲凉与疼痛、愤怒与绝望，也未必坐下来认真地反思，我们的现实中究竟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如果文明无力保护弱者，如果现实无力展示真相，如果尊严无法获得维护，我想，这不仅是一个作家，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了。

　　余华无时不在关注着这些，也在思考着这些。他赋予它们以荒诞，却让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残酷现实的见证者、荒谬秩序的受难者。不同的是，《兄弟》中的李光头是荒谬现实中的成功者，甚至是操控者；而《第七天》里的这些亡魂们，却成了荒谬现实的牺牲者。他们在封口费等潜规则的控制下，找不到向世间传达真相的窗口，只能在阴间相互倾诉。

　　所以，在《第七天》里，杨飞既是倾诉者，又是倾听者。当他与一个个亡魂相遇之时，除了要帮助他们重建死亡时刻的记忆，还要聆听他们生前的境遇。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如此之多，而杨飞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寻找养父的亡魂，所以，他无法也没有必要来见证每一个亡魂复杂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小说对各种新闻事件进行简约处理的一种策略。它意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亡魂都见证了一种荒诞的现实，每一个亡魂也道出了世间的一个真相。新闻终结之处，正是作家思考之始。

　　读《第七天》，很多时候，我都沉浸在余华式的叙述之中。他的叙述有些像美国的乡村音乐，舒缓、简约，却又弥漫着特有的温情，凸现了作家内心深处宽厚绵长的人道情怀，饱含了强劲的情感张力。这部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情节的冲突性也并不是很强。围绕着杨飞的生与死，作者讲述了3个故事：杨飞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与养父杨金彪、邻居李月珍一家，以及亲生父母的故事；杨飞与李青的婚姻与情感故事；鼠妹刘梅与男友伍超的情爱故事。3个故事都充满底层人群特有的伦理温情，洋溢着关爱、怜悯、体恤等情感基调。

　　杨飞与养父之间的情感展示了一个父亲无比宽厚的爱与关怀。即使死后自己没有葬身之地，养父也要守在殡仪馆充当“管理员”，为了等候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儿子，当他看到儿子这么快地来到阴间，杨飞“看见他空洞的眼睛里流出两颗泪珠”。这是一个像山一样沉默的父亲，深刻地诠释了人性中的爱与牺牲。同样让人感念不已的，还有刘梅与伍超的爱情。作为游走在城市底层的鼠族，他们虽然无法找到有尊严的生活，却又从不放弃寻找；他们在不断被人践踏中屈辱地守望着无望的未来。与刘梅相比，李青或许代表着另一种欲望人生，然而最终，她还是发现，自己虽然结了两次婚，但心中的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杨飞。

　　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细细体会这些底层的温情。但这是余华内心的情感基质，也是他的叙述动力。正因如此，每当读到一些关键性细节时，我们的内心总是会被重重地一击。我以为，这是余华的叙述抵达了我们生命中最柔软的部位。

　　譬如，当他叙述9岁的郑小敏坐在寒风冷冽的废墟中做作业时，他会让小女孩情不自禁地说道：“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当他叙述养父的亡魂时，“他的声音有着源远流长的疲惫”，明确地呼应养父重病在身的现世镜像；在叙述乡村农民的悲伤时，“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在小说的结尾，当所有的亡魂都为刘梅净身、缝衣，咏歌时，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华光四射。

　　彼岸的乌托邦，只是余华虚设的一道风景，目的是为了照亮此岸的幽暗与冷漠。“呼唤仿佛飞越很远的路途，来到我这里被拉长，然后像叹息一样落下去”，这是杨飞的无奈，也是余华的无奈。余华在直面当下的现实时，将悲剧与喜剧、沉重的写实与戏谑的反讽、生的苍凉与死的温暖融会在一起，使这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变得颇为复杂。这也注定了《第七天》将无法逃离被广泛争议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