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

　　[内容提要]《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虽未获得理论界的重视，但在读者间广泛流传。本文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入分析，揭示出“现实主义常销书”这一与当代读者阅读口味最为契合的文学模式的内在结构、流通方式和接受环境，从而为相同类型文学的生产提供参照。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成为“现实主义常销书”的代表，不仅因为它恪守了现实主义，更因为它发展了现实主义，在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了其他同类作品未能达到的高度。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目前的学术界没有做出充分的评估。这部作品在普通读者和“文学圈”之间影响力的巨大反差，正显示了当代文学“审美领导权”面临的危机。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常销书  经典  审美领导权 文学生产 流通 

　　如果不是从事有关“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市场化转型”的课题研究，我这个“科班出身”的职业研究者恐怕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我的印象里，路遥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到《人生》就为止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因其英年早逝而被圈定。虽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但当代文学早已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一部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还值得进入研究视野吗？

　　然而，当我在为以上那个应该说很前沿的研究课题收集材料时，这部平凡得几乎被我忽略掉的作品却不断冒出来，通过一个个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一次次地冲击着我的研究视野，默默地向我显示着其“不平凡的力量”。

　　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

　　最先让我感到冲击的是一项在业内颇受称道的读书调查：“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它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受中央电视台 “读书时间”栏目委托，对1978年以来中国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进行的调查研究。调查范围虽然限于北京，但调查结果被认为对全国出版业有参考价值[①]。

　　该调查中有一项是关于“20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调查方法是分几个

　　时间段，由被访者[②]根据回忆列举出在每个时间段内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这样的调查方法难免产生一些记忆上的失误，但却最能见出经过岁月的淘洗，真正铭刻在读者心中的书籍的影响力。

　　调查者根据被访者所列举书目进行综合统计，统计结果是：在1985——1989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居前3位的依次是：《红楼梦》、“金庸作品”、《水浒传》，“新时期”小说中，入选的唯一作品是《平凡的世界》(第17位)。在1990——1992年期间，居前3位的依次是《读者文摘》杂志、“金庸作品”、《红楼梦》，共有5部“新时期”小说榜上有名，分别是《平凡的世界》(第13位)、“贾平凹作品”(第16位)、《穆斯林的葬礼》(第19位)、《白鹿原》(第24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28位)。在1993——1998年期间，居前3位的依次是“经济学书籍”、《中国可以说不》、《读书》杂志，《平凡的世界》的位置明显上升到第7位，其他被列举的“新时期”小说有：《曾国藩》(第17位)、《白鹿原》(第29位)、《穆斯林的葬礼》(第30位)、“王朔作品”(第37位)、“贾平凹作品”(第39位)。

　　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前3位分别是《红楼梦》、《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的“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入选。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自问世起，就在读者中产生着持久的影响[③]。这种影响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逐步上升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但在读者的记忆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当下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位置。北京的读者群在全国的读者范围内属于较高的层次，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这个读者群特别崇尚经典，经典的范围包括古今中外，《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唯一入选的由“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的“当代经典”。

　　第二份对我产生冲击力的调查是由唐韧、黎超然、吕欣于1998年进行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④]。它是针对茅盾文学奖前4届20部获奖作品的接受情况所进行的一项全面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广西地区，收回有效问卷的470位读者中，大部分是在校文科学生(354 位)，也有从事记者、编辑、大中学教师、图书管理、会计、工程师、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年龄在30岁以下的读者占绝大多数(369位)。

　　这次调查的重点之一本来是针对《白鹿原》的接受和评价状况的，但结果却让调查者感到“耐人寻味”。调查结果表明，在20 部获奖作品中，读者购买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占读者总数的30%)，读者最喜欢的作品也是《平凡的世界》，324位回答该问题的读者中，有145人将之列为第一喜欢的作品， 列它为“最差作品”的仅1人。而《白鹿原》的知名度虽最高，但只有20人将它列为“第一喜欢的作品”，却有21人将它列为“最差作品”。

　　调查者在分析中也特别指出，《平凡的世界》受欢迎程度最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即调查对象为大专以上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在艰难中成材的经历使他们对作品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共鸣，而且广西地处偏远，如果调查对象是城市长大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学圈子中人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这部书与其他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反差，也许不会有这么大。但同时，调查分析者也指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这部分被调查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仍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中介，他们的意见在其他受众中比较受重视，“大概可以与有持家经验的主妇对她的邻居在购物方面的建议，比教授在电视上的推

　　荐更容易被采纳相似”。与之相比，许多专家在《白鹿原》一面世就给予其各种高度评价(如称《白鹿原》为“传世之作”)，虽然暂时能对增加销售量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会激发读者的逆反心理。

　　第三份令我惊讶的调查来自我自己于2002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做的一项小小的“一手调查”。我选择的是大学一年级的一个数学班。从专业来看，文学与数学可以说是“南北两极”，从年龄来看，这些学生大都出生在1983年前后，是真正的“80年代新一辈”。选择这样一个班做调查，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事实上，当调查问卷发下去后，我想，如果收上来一大堆“白卷”，应该说正属于很“自然”的一种结果。

　　但当问卷收上来后，我再次感到了震动。47位接受调查的同学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16人)读过这本书[⑤]，其中有5位表示“非常喜欢”，并认真写下了喜欢的理由。其中，左俊城同学写道：“路遥能在平凡中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能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震撼，在平凡中告诉我的却是不平凡。生活这本书，路遥读得很认真，抓住了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农村的生活现实，然后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伟大的作品。”在回答“如果只有买一套书的钱，是买‘反腐作品’还是《平凡的世界》？”这个问题时，他表示：“我宁愿再买《平凡的世界》，再仔细用心去读三遍。我实在喜欢这部作品。”李彩艳同学写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⑥]还有4位同学表示，虽然现在还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但有人向他们认真推荐过，如果有时间会去读[⑦]。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做的图书借阅率调查显示了大体类似的结果。我选择的是从1999年7月起到2002年5月止的离现在最近的3个学年的借阅情况。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这部1986年问世的作品，其借阅率并不大低于在它之后陆续出版的曾轰动一时或正在轰动的纯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平均每套的借阅人次[⑧]为21.5；《白鹿原》为22人次；《废都》为31人次；余华的《活着》为24.5人次；阿来的《尘埃落定》为19人次；王安忆的《长恨歌》为20人次)，与正在走红的畅销小说的距离(张平的《抉择》为23人次；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为17人次；卫慧的《蝴蝶的尖叫》为24.5人次；池莉的《来来往往》为34.5人次)也相差不远。

　　除此之外，一项在山东、广东、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中学里针对429名优秀女初、高中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平凡的世界》是她们最钟爱的当代文学作品[⑨]。在《出版广角》杂志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平凡的世界》也成为3部有幸进榜的“新时期”小说之一[⑩]。

　　所有这些调查都显示了《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常销书的魅力。常销书与畅销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轰动一时，但是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止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从时间上

　　看，读者对常销书的认同不仅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随着时世变迁，常销书原本的基础内涵会被赋予新的价值，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认同方式上看，常销书读者的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一个阶层的小群体间潜移默化的认同。其认同不是停留在愉悦、猎奇等较浅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生观、社会观等深层价值观念上。通过一部书的凝聚，个体或小群体的这些观念和感悟逐渐融合，可能汇成一股“内力深厚”的社会性的文化力量[11]。这正是《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在读者中所展示出的“不平凡的力量”。

　　以上调查所及的仍是比较显见的读者层，其实，《平凡的世界》还有一个“隐见的读者层”是我们的调查难以抵达的，这就是该书盗版本(特别是其中低劣盗版本)[12]的读者层。据笔者观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常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它越是常备书。盗版书虽然大大损害了该书正版的发行量[13]，但低廉的价格却使它到达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仅余的饭钱来购买一部精神食粮的穷学生，那些在低矮的窝棚里、昏暗的灯光下寻找温暖和激励的“揽工汉”们，他们绝对是路遥的“核心读者”。我们不知道这个读者群到底有多庞大，也许他们构成了《平凡的世界》实际读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数”。

　　传统现实主义与“审美领导权”

　　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十几年来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常销书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用提出“文学生产场域”理论的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长久的畅销书”[14]。但“长久畅销”并不意味着经典，一部作品能不能迈入经典之列不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可，而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握有颁发“象征资本”权力的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些机构包括评奖机构、批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特别是教育机构的认可尤为重要，因为唯有教育机构才可以为一部“被认可了的作品”长期提供“经教育转化了的公众”，从而形成“广大和持久的市场”[15]。

　　从“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获得了最高规格的“象征资本”。它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全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全文广播；2000年又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6]，权威的现实主义批评家秦兆阳、朱寨、曾镇南都曾给予路遥很高的评价和切实的鼓励、支持[17]。

　　但是，这样一部在“官方”和“民间”都轰轰烈烈的作品，在我这样一个1986年(是《平凡的世界》出版的那一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纯种学院派”的感觉里却是“默

　　默流传”[18] ，主要原因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艺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 [19]开始受到严峻挑战。至少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处于实际强势地位的是另一个集团——这里姑且称之为“文学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基本由以“语言学转型”之后的西方理论为主要资源的批评家和研究者组成，他们与纯文学杂志、出版社编辑、专注于文学形式探索的各种新潮作家一起形成了一个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回归文学自身”为旗帜，这个“文学场”宣称只遵守文学自身的原则，而在那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谓“文学自身的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文学标准为参照系的。西方的强势话语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文学场”在与强大的“政治场”的艰难对抗中一步步地分裂出来，但同时，其“话语权力”也对许多不够“新潮”的研究者和作家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压制力。

　　这个“文学精英集团”对《平凡的世界》的价值评判可以从文学史的写作中体现出来。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中，被公认学术成就高、影响大的有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和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其中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极其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中国文艺“规范”确立和逐渐解体的过程，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没有成为作者论述这一问题的关注对象。杨匡汉、孟繁华先生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设有“农民文化与乡土之恋”一章(共10章)，论及“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贾平凹的一些作品，也是只字未提路遥。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民间”的概念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史视角，该书在第13章第4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但提到《平凡的世界》的只有一句话。

　　这几部文学史之所以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各自以鲜明的学术个性突破了以往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写作规范，从而具有了“重写文学史”的意义。所谓“重写”正意味着“审美领导权”的较量。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有意疏离，或许由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难以被容纳进新的文学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为这些文学史的“盲点”，这样的“集体忽视”，其实正显示了在“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弱化以后继续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这几部文学史的态度并不体现“文学精英集团”的激进观点，因为虽然以个性见长，但它们毕竟是作为高校学生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有的还是“集体创作”，无论是立论还是行文都尽量平衡、客观。应该说它们是对这些年来“学院派”整体批评观念比较全面、折衷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平凡的世界》被“学院派”忽视的状况就表现得更为彻底。这些文学史是建立在著述者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上的，曾经影响了一大批学生，作为最权威的教科书，它们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大部分“科班出身”的文科学生的价值体系(“学院等级”越高、越接近“文化中心地区”的学生受影响越深[20])。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象是未来的高校教师、研究者、杂志编辑、出版编辑(出版商)、记者、书评

　　人、作家和文化官员。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精英文化标准会潜在影响文化生产的类型。

　　这样的影响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已有了生动的体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细节”就是被称为“支撑了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失之交臂。

　　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最初是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看稿的。路遥的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在当时任《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属刊物)主编的秦兆阳的直接帮助下刊发的，以后，《当代》又刊发了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由发现路遥的老牌出版机构为其进行最后的“封顶”，这原本可以成为出版界的一则佳话。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轻编辑在只看过一部分书稿后就轻率做出退稿决定。痛失《平凡的世界》令老编辑出版家何启治先生(人文社前副总编辑、《当代》杂志前主编，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责编，也是主发《古船》、《白鹿原》的终审负责人)追悔不已，引为他在人文社40年编辑生涯的最大憾事之一[21]。这件事表面看来是一次“个人失误”，但一位年轻的编辑居然如此自信，以致违反操作常规[22]，轻率对待路遥这样一位与人文社素有渊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诚惨淡经营数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正说明他背后所依恃的那套审美价值体系此时是何其的强势和傲慢。对此，何启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遥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正是新潮人物纷纷拥到前台的时候。现在看来已显盲目的追新求异风一时成为主流，赢得阵阵喝彩，像是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一个编辑在这种形式下没有足够的定力，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新潮的忘情歌者。”[23]

　　这次“失之交臂”既是人文社的损失，更是《平凡的世界》的损失。这部书后来版权几经辗转，印数都不高[24]。如果对照一下《白鹿原》的销售状况(1993年出版，初版时未预计会畅销，印数为14，850册，后来应销售需求陆续加印，到2002年印数已突破百万册，据何启治先生估计，盗版数只多不少[25])，这部书如果一开始就落户于人文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生产大户”，即使初版时没有赶上大规模的“市场化”运作，以它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应得到比现在更广、更有效的传播。

　　如果说《白鹿原》因吸取了一定的现代文学观念和技巧，获得评论界的较高评价，因而在流通中获得了更多“象征资本”的支持的话，《平凡的世界》却因恪守传统现实主义风格而受到读者更深切的喜爱。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过程中，读者间的相互推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26]，朋友推荐给朋友，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这种令人感动的“口口相传”与“学院派”的淡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力“打造”，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它正是过去教育体制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而自从80年代初王蒙等作家局部吸收“意识流”

　　等现代派技巧以改善现实主义表现功能起，当代文学就开始了对西方各种文学浪潮进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赶的旅程，其速度恰如路遥所说如进入“火箭时代”[27]。表面上看，“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不过几年，实际上，“文学精英集团”所推崇的文学潮流和普通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间已隔了一两个世纪。要读懂先锋文学的作品，必须先从包法利读到博尔赫斯，要做完这番功课，非大学文学专业10年、8年的训练不可。每一种文学上的创新从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到经教育机构传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的当代文学却没有一个相对单纯、平稳的发展环境，这样，文学没法不成为“圈内人”的事。由于与普通读者的接受水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的权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置疑。而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作品的价值无须专家鉴定，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能力做出自信的判断，他们也倾向于把自己心中“经典”的位置留给这样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的畅销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与它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也一直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在文学界的影响力[28]。《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一刚一柔，一土一洋，在纯文学曲高和寡的时代，满足着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当然，“茅盾文学奖”也为这两部作品的畅销提供了“象征资本”[29]，但比较一下其他获奖但未畅销的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受读者偏爱主要是凭借自身的魅力。这样的畅销作品实际上为“茅盾文学奖”增添了含金量，以致于在其屡屡受到来自“文学精英集团”的批评时，成为有关组织者反驳的有力论据之一[30]。正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原则与市场原则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契合点。

　　市场化转型后，“市场原则”日益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影响。“市场原则”的过度膨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多危害，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尊重，普通读者“一人一票”的权利既打破了“长官意志”的控制，也打破了“精英趣味”垄断，为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因素。这大概是这部“平凡”的作品近来屡屡“浮出水面”，使像我这样的“纯种学院派”不再敢漠视的原因。

　　经典现实主义的“未了情结”

　　特别值得注意的时，对于文坛的“冷遇”，甚至对于发表和出版的艰难，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着清醒的意识。对于他来说，运用一种“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

　　过时的创作手法”结构这部长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种文学观念上的无知或文学技巧上的无奈，

　　而是一种“清醒状态”之下的坚定选择，是“个人对群体的挑战”[31]。路遥在生命最后一段

　　时间内完成的长达数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可以视作一份补发的挑战宣言。

　　在这份“宣言”里，路遥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创作态度，是因为他坚信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高度，以致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表现当代社会生活还是在表现五千年历史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以目前中国读者的接受状态来看，只有“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是任何一种“新潮”文学手法都做不到的[32]。

　　显而易见，路遥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而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由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强调客观的真实性和理性法则，以及“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在50——70年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中发生极度变异，“新时期”文学的起步是从向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回归开始的——回归就意味着发展。但回归的路并没有走多远，就被汹涌而来的现代派浪潮所打断。路遥十分不满于当时理论界“一窝蜂”地“趋新”的风潮，他虽承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鉴和实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严厉指责文艺理论界对这类作品创作实绩的过分夸大，乃至贬低、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种“病态现象”会造成与“‘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的“新的萧瑟”[33]。

　　可以说，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是路遥身深怀于心的“未了情节”。这个“未了情结”其实也深怀在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心中[34]。但在当时“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的情况下，支持路遥的唯一力量是读者，“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35]。

　　一部只面对“读者上帝”创作也深受这个上帝喜爱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国当代读者认同机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因素。挖掘出这些因素对当下的文学生产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等)钩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36]。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

　　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

　　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这本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遥与其前辈作家(比如路遥极其崇拜的、堪称其“文学教父”的柳青)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书写的不是集体的记忆，而是个人的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场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书写。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主人公所负载的仍主要是“集体记忆”，只不过支撑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奋斗的历程。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的过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顺利[37]。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获得善人帮助、大人物赏识、润叶、田晓霞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不仅是细演的人生，更是完美的人生。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间的矛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怨愤不平在孙少安、孙少平这里消失了。在他们这里，事业成功与道德完善是一致的[38]。他们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有人认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减弱了与现实抗争的力度，有意调和矛盾[39]。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高加林和孙少平同样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创造他们的路遥会得到读者的一贯信赖。更合理的解释是，不是路遥变了，而是现实生活的基础变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6年期间。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勤劳者致富，懒惰者受穷，被农村户口束缚了多年的“能人”“精人”们也有了寻求别的生活机会的可能，高加林的问题有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路遥是一位真诚而敏感的作家，他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改革的负面效应，如孩子们不再上学，农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

　　农民的欲望被刺激起来，“共产主义时代”的温情关系解体……但后来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

　　堪重负被迫出外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

　　合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魅力不减，而且越来越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现实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也正是这套在特定“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使《平凡的世界》在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之间达到了极佳的平衡。近几年来，随着现代性压力的有所缓解、文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主旋律”的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又回到“强势”、“主潮”地位。但如果路遥面临着“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面临着的生活现实，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明朗的“黄金信仰”吗？抽调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保持常销书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目前的现实主义作品深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廉价肤浅的人道主义和缺乏批判立场、价值观念模糊。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失掉了内在坚实的价值系统，其结果只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平面展现、罗列现象，成为新的“问题小说”，如果所写问题有新闻性，可能成为畅销书。另一个方向是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回到“喉舌”、“工具”的位置，这两者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轨迹上看都是倒退。这样看来，路遥当年抓住宝贵的“黄金时光”在回归经典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所达到的也许是“顶峰”，所留下的可能是“绝唱”。即使如此，作为标尺，《平凡的世界》创下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模式及其“耐人寻味”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同类作品的生产提供一个有多面价值的参照。

　　作为“现实主义常销书”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它恪守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更在于它发展了现实主义，在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了其他当代文学作品未曾达到的高度。虽然经过现代派大规模的冲击、洗礼，面对剧烈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让现实主义完全地回到经典的道路上已不可能。与在20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现实主义由经典向现代的转变一样，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逐步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发生转化，在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技巧和文学观念后形成的“现代现实主义”，理应成为未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主要形态和发展方向。但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发展在另一个方向上探索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如果不做出适当的评估和肯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有缺憾的。

　　虽说一部作品主要凭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二代人之间“默默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伟大，但不借助文学史的力量，这样的光荣与伟大迟早会被历史长河淹没得不留痕迹，这对于路遥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在那个文坛“一窝蜂”地乘坐“火箭”飞离公众的时代，他甘遭“遗弃”，忠心耿耿地为“读者上帝”写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写下的作品曾激励了那么多的处于逆境中的读者，而且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温暖人心。

　　(《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收入《2003文学评论·21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①] 该调查结果及研究分析见康晓光等著《中国人读书透视——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现任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在期刊研究界颇有建树的李频先生在其力作《期刊策划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月版)中，称赞它是一本“特色鲜明、颇富理论与应用价值的出版文化研究著作”(见22页)，并将之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②] 被访者共有1000位，其中500位为街区随机抽样访问，500位为书店、书摊随机拦访。调查者认为这样的抽样方式可以更准确地呈现出北京人的读书状况。

　　[③]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于1986年，但在这项调查中，它在1978-1984年这个阶段就被列入提名，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或许是由于提名者将《人生》等路遥其他作品与《平凡的世界》混淆，或许正说明《平凡的世界》对这些提名者的影响非常久远。

　　[④] 调查结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见《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

　　[⑤] 作为对比数据，我还在调查中询问了其他一些当代作家的被阅读情况，结果是：读过余华、莫言、阿来、苏童、马原、格非作品的分别为10人、9人、9人、7人、2人、1人。而读过张平、周梅森、张宏森等人“反腐作家”作品的合计为3人。

　　[⑥] 这两位同学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但另3位也表示“非常喜欢”的同学两位来自大城市，一位来自小城市，家庭经济条件为“一般”。在这次范围有限的调查中，出身背景与对这本书的喜爱程度关系不明显。

　　[⑦] 其中康宁同学写道：“真没看过路遥作品，但读完的朋友说很感人，故事很真实很贴心，包含着一种不屈的个性。”

　　[⑧] 因为不同书籍图书馆馆藏套数不同， 为做对比， 只能用平均每套的借阅人次。

　　[⑨] 这些中学优秀女生钟爱的书刊还有《读者》、《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简·爱》以及鲁迅著作，参见田良臣、刘电芝：《影响优秀女中学生成长因素的调查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6期。

　　[⑩] 另两部进入前50名的“新时期”小说是张志扬的《第二次握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参见《“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透视》，《出版广角》，1999年第8期。

　　[11] 参阅伍旭升：《大轰动——中外畅销书解秘》，第104页、179 页，广州出版社，1993年6月版。作者对常销书(他称为“长命书”)和读者认同机制的问题进行了富有见地的深入论述。

　　[12] 笔者所见到的盗版本有4种。一种较高级的“仿正版”，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仿制，售价为30元(书上标价为64元)。一种为假冒“云南人民出版社”的1卷本，字型很小，但印刷质量尚好，售价大约12元。还有两种假冒“内蒙文化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的1卷本，纸张、印刷质量都极粗劣，售价大约7至10元。据书摊老板介绍，30元的那种购者多为城市居民，后几种的购者主要是打工者。

　　[13] 该书“华夏版”责编陈泽顺先生表示，这部书的正版发行一直深受盗版书的困扰，盗版盛行是其正版印数不高的主要原因。据他估计，盗版至少有十几个版本，盗版总数在40——50万套之间。材料来源：笔者于2002年8月26、27日对陈泽顺先生进行的采访，经陈先生审核，同意引用，下称《陈泽顺访谈录》。

　　[14] 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181页，刘晖译， 中央编译2001年3月版。

　　[15] 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180-181页，刘晖译， 中央编译2001年3月版。

　　[16]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投票选出。一直十分推崇路遥的朱寨担任“终评委员会”的两名主任之一。

　　[17]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51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18] 我的感觉不是特殊的，我询问过不少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很多人表示知道这部作品但没有好好看过，并对我所介绍的该书流行情况感到惊讶。

　　[19] 有关经典(canon)和审美领导权(aestheic hegemony)的概念和分析请参阅陈晓明：《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山花》，2000年第9期。

　　[20] 在一些书写体例相对传统、影响范围相对“地方”的文学史中，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对《平凡的世界》有所论及，但基本是内容介绍及其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对其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力没有特别关注。另外，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和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也都没有提到路遥。

　　[21] 参见何启治：《文学编辑40年》，第73-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2] 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按常规至少需要3位以上的资深编辑认真审读后才可以表态。参见何启治：《文学编辑40年》，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3] 见何启治：《文学编辑40年》，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4] 《平凡的世界》出过多种版本。最初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86年)，后又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94年)，1999年以后，版权又转入《经济日报》和陕西旅游出版社。另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5卷本《路遥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路遥全集》都包含《平凡的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获得路遥家属一次性授权，印刷1万册《平凡的世界》。陈泽顺先生认为，这部书版权的频繁转移，也是造成多种盗版本流行的原因之一。材料来源：《陈泽顺访谈录》。

　　[25] 参见何启治：《写作未必和市场的回报成正比》，《传媒》，2002年第2期。

　　[26] 笔者在北京大学数学班进行的调查显示，16位读过《平凡的世界》的读者中，14位曾经接受他人推荐。中央电视台曾拍摄过14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对扩大传播产生一定影响，但从笔者所看到的调查情况来看，影响有限。

　　[27] 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5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28] 参阅李跃红：《理想价值的极地之光 ——论〈穆斯林的葬礼〉及在当前文学中的意义》，《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5期。唐韧等人所发表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中，《穆斯林的葬礼》居第二位，仅次于《平凡的世界》，见《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

　　[29] 《平凡的世界》“华夏版”责编陈泽顺先生是路遥的大学同学和多年好友。他认为，该书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有偶然性，与“89风波”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部分比较“讲政治”的评委认为这是一部正正经经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比较“讲艺术”的评委认为，这毕竟不是一部“政治化”的作品。双方评委在这方面达到了一致。如果不是特殊的政治事件改变了文坛的标准倾向，这部作品未必能获此殊荣。材料来源：《陈泽顺访谈录》。

　　[30] 茅盾文学奖评选办公室负责人牛玉秋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直是畅销的，说明读者还是欢迎的。这句话我不知对来采访者说过多少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家媒体刊登出来。”见徐林正：《茅盾文学奖背后的矛盾》，《陕西日报》，2000年6月23日。

　　[31]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9-470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2]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7-468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3]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4-466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4] 有关论述参阅於可训：《在经典与现代之间 ——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

　　[35] 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4-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6] 比如在关于茅盾奖获奖作品的调查中就有读者表示，《平凡的世界》是“我生活的写照”。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

　　[37] 《白鹿原》的终审负责人何启治先生认为，该书出版以后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受到“莫名其妙”的待遇，主要是因为书中的某些政治、历史观念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化、简单化的文艺政策发生了冲突。资料来源：笔者于2002年8月20日对何启治先生进行的采访。采访记录经何先生审核，同意引用。

　　[38] 王大进于《当代》2000年第5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欲望之路》也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一个“高加林进城以后”的故事，被认为是“《人生》的延续和深化”(参见闻立：《现实主义——道路依然宽广》，《当代》，2000年第6期)。但在主人公邓一群身上，事业成功和道德完善是背道而弛的。这样的人物虽然体现了“直面惨谈人生”的现实主义真实性，但由于没有成功地制造意识形态幻觉，很难得到读者的深切喜爱和自愿认同。

　　[39] 参阅邢小利：《三个半作家及三个问题》，《陕西日报》，199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