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时运

　　“命运”问题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国有国运，家有家运，人有人运。国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家运，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人运，则是各人的不同际遇。要懂国运，读读历史；要懂家运，翻翻自己的或他人的家谱；要懂人运，看看现实各色人生或历史人物的传记。

　　“命运”和“时运”有相通之处，却又不完全相同

　　“命”与“运”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时”与“运”则密切相关。“时运”和“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有时称之为“时运”，有时称之为“命运”。在互用情况下，命运是关于过去经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时运”则是个人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认为“运”决定于“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支配，这就是唯心主义。国运决定于“天”，是“天命论”；个人的命运注定于“命”，是“宿命论”。这种“命运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北宋的宰相吕蒙正写过《命运赋》，也写过《破窑赋》。吕把自己的发迹归结为个人的命好、运好。他说自己“吾昔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窑……今居庙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按照吕蒙正的说法，他的发达是因他的命好。他说的时运也就是命运，具有神秘色彩。

　　2000多年前，古代哲学家墨子有过《非命》篇，是专门反驳“命定论”的。其中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墨子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说，命定论“是天下大害”完全正确。时至科学发达的今日，我们中还有不少人迷信命运，相信生辰八字决定人的寿夭祸福，连结婚都得合八字，真是愧对古人！

　　在中国用语中“时运”是一个词组。时运既包括“时”也包括“运”。如果我们把命运问题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予“命运”以正确的理解。时，是大背景，个人无法决定。人只能是生活于时代中。个人的出生和生长，可以逄时，也可能背时。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运”则不同，“运”与个人的机遇和奋斗紧密相连，决定于个人在时代中的主体性发挥。因此，“时”是同时代的人共有的，“运”则各种各样。套一句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运都是一样，不幸的原因可以是多样的。

　　个人的“运”不能脱离时代这个大背景，没有“时”，就没有个人的“运”。晚唐诗人罗隐在《筹笔驿》关于诸葛亮的一首咏史诗：“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诸葛亮从初出茅庐，火烧赤壁，协助刘备建国于成都，有统一全国之志；可在后主时，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终死于五丈原军中。后人从《出师表》读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千百年，凡诵读此文者，无不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叹。这不是孔明的无能，而是当时魏蜀吴力量对比的时势使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我们要懂“时”与“运”的关系，要懂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的关系

　　家与国不可分，而个人既与家不可分，更与国不可分。只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能有发展前途。有人说，国家可以穷困，家庭可以富裕，个人可以发展。确实，穷国有富家，也会出个别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这只对极少数家庭和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穷国富民，而必然是穷国穷家，穷家穷民，绝大多数是贫穷人。绝大多数人贫困的国家，必然是穷国；穷国，必然是绝大多数人贫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受压迫国家的人民必然是受压迫者。如果在一个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国家，个人卖国求荣依附外敌处于优越的上流地位，或者在一个政治腐败、虎狼当道的政权下，依附权贵飞黄腾达，这两种情况，所谓“好命运”，都应该打入孔子说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另册。

　　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了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历史的人，了解中华民族百多年遭受苦难历史的人，都懂当时面临的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权易姓的所谓“亡国”，而是中华民族陷于瓜分豆剖存亡继绝“亡天下”的险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6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开辟了极大的可能性和才能施展的空间。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大变化。

　　当然，国家的命运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命运。在阶级社会，个人命运往往取决于阶级命运。而阶级命运则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命运都完全决定于阶级命运。在社会变革中，原来属于统治阶级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投身变革，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在参与改变社会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个人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贵族，有这种人。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读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些辉煌杰出的伟大人物的家世，就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革命之路不是铺满玫瑰花的彩虹之路，也不是革命浪漫曲。历史上“左”的路线曾伤及自己的同志。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更多，包括著名的文化人，有的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但只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有前途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不幸而被推翻。因为在中国，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冤假错案，不管时间长短，最终会得到平反昭雪，还以清白。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但可以忘记历史的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个人与国家、民族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命运完全不同

　　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但个人的实际发展如何，不仅会有不同的机遇，更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创造，特别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这两类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相同的改革时代，每个人的具体境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来的同班同学，原来的同事，可以在专业成就、职位高低，升迁快慢、富裕程度以至个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不同的差别。这很正常。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同样是具有个性和不同发展轨迹的现实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为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和向上发展的空间，而不可能保证每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果。但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向而行，每个人都应该有机遇，都应该有希望。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处于比较困难状态，这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是一个向前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时段性的差异。这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以人为本，让所有人的人生多姿多彩、各自发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相信，只要祖国的天空艳阳高照，我们身上都会洒上阳光。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命运，这就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背而行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摆在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对立面，相背而行，蜕化变质，贪赃枉法，成为腐败分子，成为大大小小的老虎和苍蝇。这种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真正应了陈毅同志的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尽管具体的个人命运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由列强主宰中国命运，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了不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命运之转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人，都应为此自豪。看看我们当今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看看那些遍及世界旅游的人数，就明白中国革命确实改变了中国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那么多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乡里的普通人能走出国门、周游世界。这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也是个人命运的改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不赞同关于贵族与流氓之类话题的炒作。其实在旧中国，具有所谓高修养高素质的“贵族之家”有几家？所谓“绅士”精神不就是为数极少的精英人物吗？屈指可数！要知道，当时全中国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都是处于下层的文盲。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为13亿人民的共同富裕，为13亿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开辟了普遍的可能性。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有不少人没有脱贫，我们的教育和人民素质都还有待提高，但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紧握罗盘，坚持改革方向，一定能够为自己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创造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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