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清华开讲谈《活着》：它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

余华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

　　“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

　　9月20日，清华大学大礼堂，余华携《活着》温情而来。这一次，他更多回忆了24年前的秋天，这本“幸运之书”被刊载在《收获》的1992年，一个“因为巴金的长寿，才能让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的时代。

　　作为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直至今天，《活着》仍是读者了解余华的必读书目，“人为何而活”的主题依旧被探讨。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创作《活着》时，余华选择了旁观者(第三人称)的视觉，然而描写的“苦难”却脱离真实。“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他(福贵)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对于写作思路的改变，余华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余华称，书中的这段描写语言很直白，用的词很少，但“盐”这个意向“在写福贵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人称写作，使得余华笔下的悲伤农民，得以有了“活着”的意义。

　　此外，当被问及对于在当今IP时代，文学作品被改编搬上大荧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余华说：“愚蠢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有主见的导演，都会进行改编”。据他介绍，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从《活着》来说，最早张艺谋找到余华，是想改编他的中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后来看到《活着》的清样，张艺谋激动到失眠，才决定拍《活着》。再到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当时包括姜文在内的许多导演也很感兴趣，后来因为审查等因素，被拍成了韩国电影。

　　当夜，清华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余华24年后的回首，回归了文学的本质，他以写作者之态，娓娓道出自己的创作之路，贴合着讲座的主题：活着，在现实之中。

余华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

　　以下为余华演讲部分实录：

　　今天这个题目还是从《活着》开始，1992年这部小说在《收获》发表，大概就是这个时节已经定稿了，或者已经下厂了，因为发表在《收获》第六期，是11月底，所以9月应该在印刷厂里转了。

　　我很感谢《收获》杂志那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大概有超过3/4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收获》上面的。一方面，《收获》是我最喜爱的一本文学杂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小说别的杂志不愿意发，那个时候《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实际的主编是副主编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像《活着》这个小说在今天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1992年发表的时候，还是要冒一些风险。

　　我一直认为巴金不可能知道我写了什么，后来他女儿告诉我他都知道。像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那时巴金已经不能下床了，在床上躺着，那是1995年在《收获》上发表，巴金从头到尾读完了，他说发表。当时卖血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能够发表出来，还是比较难的。

　　那个时候，《收获》发了很多我这个年代作家的作品，像王蒙、张贤亮，很多文学杂志不敢发的小说，《收获》都敢发。很多文学杂志对此有一些意见，为什么同样的小说我们这边不能发，到《收获》可以发。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告诉他，因为巴金是统战对象。我在这儿还要再次感谢巴老，就是因为巴金的长寿，才能让像我这样的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活着》就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1992年，应该是8月份，初秋了，我拿着手稿，到上海。那时格非教授在华师大，每次我到上海都让格非帮我在华师大定一个房间，住华师大的招待所，在那定稿。我是在浙江嘉兴写完，拿过去给《收获》杂志。当时还有一点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我的责任编辑是程永新，是现在《收获》的主编。当时我们也没有电话，他看完那个小说以后，李小林也看完了，我逼着他给李小林打一个电话，我们当时就在华师大的公用电话上，听程永新和李小林在对话，他们两个人对这部小说都很喜欢，我就放心了，他们是这部小说最早的读者。

　　当时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24年以后，这部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差不多是我所有的作品中，起码是在中国，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这确实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

　　刚才史航介绍我是“先锋作家”，先锋作家是指我在《活着》之前的一部长篇，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在1991年发表，我基本每次都是在第6期发表我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是1991年的第6期，《活着》是1992年第6期，《许三观卖血记》是1995年第6期，因为我写的总是比我想象中慢。

　　《活着》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刚才史航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先锋作家，同时也是后卫或者是前卫或者是守门员，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记得大概是上个月，张悦然新的小说《茧》，我很喜欢，我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看到人大教授样杨庆翔对他说，有了这部小说之后，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80后作家了。我说我都五十好几了，人家还说我是先锋派作家，那是我20多岁的时候的称号，它会伴随我一生，我说你那个“80后作家”，等到你到了80岁的时候，人家仍然说你是“80后作家”，这是很难改变的。

　　《活着》的写作让我完全做了一个改变。最早写《活着》的时候，我是用第三人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和我以前先锋文学的叙述是一样的，用一个比较冷静，又比较抒情，语言很精美的方式去写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写不下去，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以后，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怎么写都写不下去。但这个题材又始终吸引着我，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写过一些作品了，已经有写作上的经验，我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写，如果很不顺的话，一，可能这个题材并没有那么成熟。二，这个题材已经成熟了，但是你的写作角度可能出问题了。所以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试试看，就让那个福贵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写，很顺利就写完。

　　我印象中，那时候我在北京，在北京写完了“解放前”，回到浙江嘉兴以后写完了“解放后”，全部写完了以后，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是什么原因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仅仅认为是一个文学技巧的选择，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到可能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因为《活着》里面福贵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苦难就是苦难，没有别的，这就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福贵的整个讲述里边是充满了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当时这样的一个转换是一种写作技巧的变化，更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你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从生活角度。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题材，比如刚才史航介绍我推荐的马尔克斯的短篇，马尔克斯有两个小说，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但其实并不尽然。你如果读他的《百年孤独》，读《族长的没落》，那是魔幻的，但是如果读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霍乱时期的爱情》，并不魔幻。马尔克斯在面对《百年孤独》的时候的处理的方式，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这对我的写字意义非常重大，让我知道当一个题材吸引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去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这个前提是努力把自己过去的、自己已经很熟悉的、自己已经非常娴熟的那种叙述手段给忘掉，用一种空白之心去面对一个新的题材，这是《活着》对我写作上的意义。　　从写作角度来说，对我也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这样一个写作，让我意识到，面对一个题材要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一个作家做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当你用这样一种方式成功以后，你会一直依赖于它，在处理新的事情的时候，也会用一种你认为成功的方式。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作家一生都在用一种方式写小说，一种叙述方式写小说，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他始终在用一种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