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抑郁了”该怎么办？

原创 王继堃 心理科王继堃博士

在观察家庭互动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显著且普遍的现象：家长与孩子之间在理解层面常常存在分歧。不少家长表现出明显的疲惫与焦虑，他们表达了对于孩子学习态度的困惑与无力感。尽管他们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与丰富的旅行经历，但孩子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自律性并未得到相应展现。家长们困惑于为何过去学习相对轻松的时代已逝，而现代孩子却面临如此繁重的挑战。

同时，从孩子们的反馈中，我们普遍观察到他们未能充分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支持与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自主性与选择权，甚至在旅行这样的活动中也未能获得足够的参与感和自由。这明显揭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在沟通与理解上存在的显著鸿沟。

经过深入剖析，我发现许多看似属于孩子的心理行为问题，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自身的心理行为问题。孩子与家长共同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交织影响。

在临床实践中，曾有一位父亲携带其九岁的儿子前来寻求家庭治疗。儿子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尽管已九岁，但在用餐时仍会不慎将饭菜散落四处。在治疗过程中，这位父亲表示，对于儿子这一行为深感愤怒，甚至因此频繁对儿子施加体罚，几乎每月超过二十次，令人同情。

深入家庭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这位父亲在其成长历程中，亦曾遭受其父即孩子祖父的频繁体罚与严厉批评。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父亲怀有诸多怨恨。同时，其母亦未能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与健康的依恋关系，因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基本的生存需求已属不易，更遑论心理层面的满足。因此，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位父亲在成长过程中，显然存在依恋障碍，这与其与父母的互动模式密切相关。

表面看来，这位父亲因儿子将饭菜散落而愤怒，实则这种愤怒源于其内心深处对父亲的诸多怨恨、委屈与伤心。考虑到其父亲已年逾七十，患有帕金森症状，用餐时亦会手抖，这种相似的情景很可能触发了父亲深藏的创伤记忆，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身体层面，都在那一刻被激活。

在这个案例中，这个九岁男孩在用餐时经常将饭菜弄得到处都是。这一行为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甚至导致了频繁的体罚。然而，在深入的家庭治疗过程中，我发现这位父亲自身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体罚和指责，导致他对自己的父亲怀有深深的怨恨。这种创伤性的经历被孩子的行为所触发，使得父亲在愤怒之下未能意识到自己的过激反应实际上源于自身的心理创伤。

这一案例强调了父母自我反思、觉察和成长的重要性。只有当父母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并寻求改变时，他们才能以更积极、更理性的态度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通过改善与孩子的关系、采用资源取向的态度以及调整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

此外，从系统的视角来看，学生、父母、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孩子的成长环境。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出发，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将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详细探讨从学生、父母、学校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待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作为70后，我们不难发现，与现今相比，过去的社会竞争压力并未如此之大。70、80后的家长，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何在现代社会，抚养孩子变得如此艰难。

我时常需要耐心地、反复地向他们解释，作为家长，在当今这个时代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为何会如此？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在那个年代，经济尚未如今日这般繁荣，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首先需满足的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温饱、安全，然后是爱与归属感的需要，最后才是自我实现和人生意义的追求。然而，在现今社会，这些需求层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家长们在满足孩子基本需求的同时，还需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这无疑增加了育儿的难度。

在处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等议题时，我们应当采取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以确保家长能更有效地陪伴子女。昨日，我接触了两个家庭案例，均涉及14岁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案例中的孩子存在自伤行为并被诊断为抑郁症，而另一案例中的孩子则因社交焦虑无法正常上课，对课堂互动感到极度紧张。

这两个家庭共同反映了一个现象：孩子感受到家长长期以来的不理解与支持不足，而家长则对孩子的种种问题深感担忧和焦虑。部分家长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教育方式是否过于严厉或干涉过多。

在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看诊过程中，我接触到单独前来咨询的家长、孩子以及整个家庭。这使我观察到，家长和孩子之间往往存在相互理解上的障碍。家长常表现出疲惫、焦虑和担忧，而孩子则常表达自身未得到父母足够关爱、支持和理解的感受。

这种家长认为孩子存在问题，而孩子则觉得自己被误解和委屈的现象，揭示了家庭教育中的某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双方的立场和需求，以寻求更有效的沟通和解决方案。

在我年幼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时常强调我们家的普通工薪背景，他时常告诫我：“你必须认真读书，否则未来可能会面临困境。”此外，作为云南人，我父亲经常在家中播放名为“花灯”的当地戏曲。其中有一个名为“莲花落”的片段，讲述了两兄弟的故事，分别来自富裕和贫穷的家庭。富裕家庭的孩子不读书，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则勤奋学习，最终他们长大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每当父亲播放并唱起这段戏曲时，他总是说：“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去做官，而我们的孩子如果不读书，可能就要面临生活的艰辛。”这种深刻的教诲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危机感，成为我勤奋读书的重要动力。因此，可以说，这种由危机感驱动的内驱力在我求学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尽管那个时代我们同样面临各种烦恼，但并不能否认，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乐趣。那时，我们可以尽情地在自然中嬉戏，无论是玩泥巴、用弹弓打鸟，还是偶尔去农田中采摘（尽管偷取农作物是不被提倡的行为），这些活动都为我们带来了欢乐。我记得，在我上小学时，唯一的玩具就是一盒积木，但我依然珍视它，甚至用报纸制作风筝进行放飞。此外，我们还热衷于跳房子等游戏。放学后，我们不受过多学业压力的限制，与小伙伴们尽情玩耍，这被称为非结构化的游戏。在这些游戏过程中，我们得以释放许多负面情绪，虽然当时并未涉及心理学或安全依恋的探讨，但这些情绪和压力自然得到了缓解，并且我们的小伙伴之间也相互提供了支持。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啊，我女儿这个七岁上一年级就是这个生活轨迹，从家到学校啊，再从学校到家，然后周末。可能去参个参加个培训班啊什么的，小伙伴就很少。所以为什么然后现在的孩子就是又又又很卷，然后呢也是来自大环境的这样一个卷，

然后我们自己家长呢，我们可能是享受到了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一个那个时代的一种红利。

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孩子们的生活模式似乎趋于单一。以我女儿为例，她年仅七岁，正就读于一年级，日常活动主要围绕家庭与学校之间展开。周末时，她可能会参与一些培训班，导致与同龄小伙伴的交往时间相对有限。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即所谓的“内卷化”。这种竞争态势不仅源于大环境的影响，也反映了家长们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刻认同与追求。我们自身作为家长，可能正是享受到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时代红利的一代。然后现在的环境和过去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正如我上周遇到的一位母亲所言，她提到她的丈夫在企业工作，她自身是公务员，且他们都拥有大学学历。他们的父母则是上海当地的普通居民。对于孩子的未来，她并无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然而，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1997年以来，大学开始扩招，近年来，研究生招生也呈现出扩张趋势。然而，由于社会需求的转变，许多工作并不要求过高的学历，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面临挑战。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教育孩子，将可能使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单纯依赖书本知识已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个体在未来社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将更多源于创新思维的塑造，而非仅依赖于学业成绩。然而，不少孩子在追求学业高分的道路上，却忽视了身心健康的平衡发展，甚至牺牲了参与非结构化游戏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结构化的游戏呢？以商场中的某些活动为例，它们往往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规范性。孩子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固定的模式和流程进行训练，这样的活动虽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但过于严格的结构可能让孩子感受到束缚和压力，难以体验到游戏的乐趣。

正如我送女儿去商场体验时所见，她对于这类结构化的游戏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最终选择放弃。尽管家长可能会因为已支付的费用而感到惋惜，但孩子的快乐和健康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明白，结构化的游戏可能无法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感，反而可能阻碍其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回顾我们儿时那种非结构化的游戏时光，孩子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沉浸于遐想，甚至亲自探索河流等自然环境。然而，现今的儿童普遍面临孤独感的问题。因此，许多家长向我询问，王老师，孩子过度使用手机或沉迷于游戏该如何应对？

面对这类问题，我建议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孩子之所以沉迷于游戏和手机，其背后反映的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某种满足。如果他们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正的陪伴、关爱和乐趣，那么他们恐怕就不会频繁地依赖手机或游戏。当然，我并非完全否定手机等电子产品，它们确实代表了科技进步的一个方面，但同时也映射出当前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孤独感。

我观察到，我母亲在晚间也时常会在家中使用手机。就在上周，有几位年龄在六七十岁的长者来访。我询问他们是否感到焦虑，进而得知，他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刷手机和看电视。每个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中，缺乏彼此间的互动与交流。由此可见，尽管电子产品为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与互动，这种温暖的、有温度的人际关系正逐渐淡化。

就如我昨日所见的那两个孩子，家长认为他们分别面临的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孩子普遍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理解不足。这种情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也未曾接受过当今心理学理论的熏陶和滋养。正如一个无法给予他人自身未曾拥有之物，父母在缺乏心理学知识的情况下，也难以真正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然而，许多家长虽然事业有成、收入颇丰、社会地位显著，但这些与个人的幸福感并不成绝对正比。正如昨日那位孩子，其家庭背景优越，父母均为公司高管，拥有周游世界的经历，但孩子却仍感到不快乐、不幸福。

这反映出当前的孩子，乃至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自然会开始思考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关于当前的教育现状，我们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已显现的教育问题。然而，正如古语所云，“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重视预防，如同医学中的三级预防体系。

一级预防强调前置性措施。具体来说，我们应从小培养孩子的社会情感能力，包括情绪的识别与管理、抗挫力以及生命的意义感。同时，家长也应自我反思，是否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并避免将其传递给下一代。整个社会，包括学校，都应做出相应的改变。

至于二级预防，它主要关注人生重要转折点。例如，孩子入园、小升初、初升高、考大学等阶段，都是人生的应激点，可能遇到各种困难与挑战。对于家庭功能相对较弱的家庭而言，这些转折点更容易引发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可能是生命周期转折点的正常现象，也可能是问题行为。因此，一旦发现，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在谈及三级预防时，其核心理念在于对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积极治疗。针对抑郁症、焦虑症等严重心理疾病，我们强调治疗团队的重要性。以我为例，在坐诊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这些疾病的严重性，并倡导积极的治疗策略。

从治疗团队的角度看，我们提倡多元化的专业团队协同作战。例如，在我09年博士阶段于美国访问学者的经历中，我体验到了美国医疗资源的丰富性。在那里，一个抑郁症患者可以得到精神科医生的专业治疗，个体咨询师的个性化关怀，以及家庭治疗师对家庭问题的深入干预。若患者家庭中存在复杂问题，父母双方亦能各自接受个体治疗师的指导。此外，住院期间有专业的护理团队照护，出院后还有社工服务跟进。这种从住院到门诊，再到日间医疗的全方位服务，确保了患者得到持续的、全面的医疗支持。

实现这样的服务模式需要治疗团队的协作、家庭的全力配合以及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然而，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终将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心理健康服务。

在近日，我遇到了一位患有强迫症的17岁男孩。他表达了对于当前生活状态的困惑和无聊感，称自己每日的活动主要围绕在家中打游戏和打篮球，之后便是长时间的休息。他对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感到迷茫，同时也提到了青少年在面临学校竞争和压力时的不同应对方式。

针对青少年所承受的主要学业压力，孩子们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应对模式。一种是积极参与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卷”；另一种则是选择“躺平”或“佛系”，采取逃避或放任自流的态度；还有一种是在保证心理健康的前提下，适度参与竞争，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寻求最佳的生存状态。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应对方式类似于自然界中动物对于威胁的反应。当动物面临威胁时，有的选择战斗，有的选择逃避，还有的会采取伪装死亡的策略来避免被捕食。在人类社会中，青少年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一些孩子选择积极参与竞争，以应对学业的压力；一些则选择逃避，通过游戏等方式来寻求心灵的慰藉；还有一些则在保持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

总之，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应对压力，都需要在保障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每种应对方式都有其利弊，需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在提供治疗服务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些年轻人表达了对于当前社会竞争压力的看法。他们指出，特别是居住在上海等大城市、已经拥有自有住房的年轻人，由于没有购房压力，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较为轻松的生活方式，即使薪资相对较低。然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无论个体面对何种压力，都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一些人可能长期面临激烈竞争，导致精神压力过大，进而出现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选择“躺平”，即放弃过度竞争，但这种消极应对方式也可能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

此外，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智力回归。当夫妻双方均具有高学历、高智商时，他们的子女智力水平往往低于父母的预期。这并非意味着子女智力低下，而是智力回归的一种体现。因此，作为家长，我们应理性看待这一现象，放平心态，不过度期望子女的智力水平。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发展潜力和价值。

在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家长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心态。许多家长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对孩子的关爱与期望，尤其是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家长，他们往往难以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不如自己出色。这种心态背后，实则是对孩子可能跌落至低于自身社会阶层的深深忧虑。此外，有些家长由于自身未能实现的愿望，试图让孩子去填补这份遗憾，如某些家长因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不足，如缺乏家庭关爱和高中阶段的正确引导，导致自身学历有限，因而对孩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希望孩子能够弥补自己曾经的遗憾。这种过度补偿的行为，同样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正如之前所提及的那位父亲的案例所示。家长自身的焦虑，往往源于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以及学校和社会层面所传导的焦虑氛围。

我欲通过一实例来阐述一种现象：当冰箱中仅有一颗蔬菜变质，我们或可归因于该蔬菜自身的问题。然而，若冰箱内所有蔬菜均呈现腐烂状态，则更可能是冰箱本身出现了故障。这种类比同样适用于当前社会的某些现象。例如，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众多，导致就业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岗位，原本由本科生便可胜任，如今却吸引了众多博士生的角逐。同时，招聘单位在选拔人才时，往往还会对求职者的本科第一学历是否为985或211高校进行考量。这种趋势无疑给每一个求职者带来了压力。

我自身本科及硕士均就读于昆明医学院，属于普通二本院校。在2009年我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评分过程中也涉及了对本科及硕士学历背景的评估。尽管存在此类背景评估，但我认为真正的竞争力仍在于个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虽然，社会的评价体系在某些时候可能显得单一，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体系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每个人的特长和优势各有不同。如果个体在某一领域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却盲目地卷入激烈的竞争中，最终可能会导致失败，甚至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因此，我们应在认识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我们也期待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够共同努力，推动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以更好地适应不同个体的成长需求。

关于教育领域，家校社联合的模式在近年来显得尤为显著。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种现象，即某些青少年出现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类情况的处理难度极大，不仅涉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需医疗系统的介入。因此，构建一个由多方组成的合作医疗团队至关重要。

当前，许多学校都配备了心理老师，并有分管教育的领导如副校长等参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导师制”这样的制度，不仅在初中和高中推行，现在甚至小学也开始实施。这一制度要求全校每位老师负责一定数量的学生，形成导师团队，以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我曾参与过导师团队的培训，内容涵盖如何协助孩子、如何与家长沟通等。在与家长沟通时，我们了解到部分家长可能因担心孩子的问题而感到羞耻或自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寻求帮助。然而，当情况需要时，如孩子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家长、心理老师、班主任以及可能涉及的校外精神科医生都应积极参与，共同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治疗。

在心理老师工作繁忙时，孩子可能还需要在校外接受个体治疗。这显示了家校社联合模式的必要性，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全面的关心和支持。

进一步地，我们还应认识到，家校社联合模式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个别学生的极端行为，它更是一种预防性的教育策略。这种模式旨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的紧密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个环境中茁壮成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以便更好地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同时，学校还应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能力。

其次，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应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他们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和独立性。

最后，社会也应为家校社联合模式提供有力的支持。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学校和家庭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支持。同时，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教育事业，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成长平台。

总之，家校社联合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教育策略，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为孩子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故事妈妈王继堃博士：

70后，摩羯座，小燕子妈妈，同济大学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致力于公众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用每个人都听得懂的故事，陪伴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