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4000多工资，他用21年救下469人

原创 傅淼淼 惊蛰青年

我是在五月下旬的某个午后抵达南京的，那是一个阴天。放下行李，我坐公交到盐仓桥广场西，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上南京长江大桥。

骑行在长江大桥上，最深的感触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悬。一种精神与物理层面双重维度的悬。周围不时冲出一辆又一辆电瓶车，每个人都很着急，稍有迟疑便会引发对方不满。奈何路面宽度又着实不够两车并行，只好不断点刹车。握在手把上的双手很快变得黏腻，手心满是汗。

（图/傅淼淼）

汽车打桥面公路飞驰而过，桥下不时有巨型货轮钻过，水流湍急，乌云压顶，这种感觉很像突然跌进一个进度条很紧的游戏场景，周围全是急躁冲撞的NPC，画面布景瞬息万变，你提着一颗心，瞟完侧面栏杆，瞟下方轮船，还要不断提防后方超车。于是大脑一片空白，呼吸愈发急促。

倘若你愿意，完全可以将其视作某种隐喻：时代的洪流奔腾不息，渺小的个体在疲于应对周遭复杂的环境与吵嚷噪声的同时，小心翼翼握紧手把，不断奋勇向前。

（图/纪录片《天使在南京》）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是继武汉长江大桥和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干流的大桥，更是第一座完全由中国设计建造并基本采用国产材料的特大型桥梁。大桥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之间，全长4.7公里，往返9.4公里，正桥9墩10跨，桥下通航净空宽度120米，可通过5000吨级海轮。

很难想象有人为了及时劝导并拉住那些想要轻生的人，在大桥风雨无阻一天往返巡逻九次十次，并为此坚持了几十年。一名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就在电视上看过他的报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还在大桥上救人。”

（图/纪录片《天使在南京》）

陈思，1968年生人，与南京长江大桥同岁。自从2003年9月19日救下第一个人开始，迄今已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了21年人，救下459人（截至2024年5月21日）。有人称其“南京天使”，有人骂他沽名钓誉，还有人说，“真惨，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

有时，陈思在梦里都在奔跑，满头大汗，慌忙伸手死拽住轻生者的衣角，结果仍差几米没赶上，于是喘着粗气从梦中捶胸顿足醒来，揉两下心口，万幸是一场梦。

面对采访，陈思常会讲到一句话：“倘若有一天，有一人从我的手中脱落，坠下大桥，那真的会成为我永远的噩梦。”

救人20余载，难免遇到只差几米未能抓住的人。以前，陈思会怔怔地立在原地，一脸痛苦看对方坠桥而亡，耳畔擦过一声尖利的哀嚎，心里一阵阵绞着难过。再后来，陈思学会回避这一场景，知道自己来不及拽住对方，他便自觉扭过身去。

刚开始救人那几年，陈思变得多梦。在梦中，他一遍遍反刍痛苦与遗憾，感觉没能救下的那些人，全都是自己的责任。久而久之，精神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救人者，亦需要自救。再后来，陈思会每年去寺庙住上几天，向寺庙中的佛像讲述心底的苦闷。寺庙里有人跟他讲的一句话，极大地开解了他——“你只要救人一秒钟，就是菩萨。”

陈思今年56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每月拿几千块钱工资。几年前，他查出糖尿病，用力拽人时，手会不自觉发抖。陈思血糖和血压都不太稳定，他担心自己在救人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反而会麻烦别人救他，“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好几次我都担心自己脑溢血。”

（图/傅淼淼）

陈思开始每天去公园快步走锻炼身体，每天走三万多步，几乎日日登顶微信步数首位。和陈思并排走路，即便是平日走路很快的人，也很快会被他落下。他走路简直像竞走。

走路虽然锻炼身体，但也非常消耗体力。陈思每天晚上9点关掉手机，倒头便睡。为什么非要关机才能睡觉？因为时常有电话打进来，聊得太晚，只剩整夜失眠。

21年过去，陈思从未更换过电话号码。他的手机号码曾被印在全国八年级中学生的政治课本上，有段时间平均每天要接几百通电话。有自杀倾向的人打过来寻求自救，也有喜欢恶作剧的人打过来单纯只为寻开心。

陈思曾眼睁睁看着上百通电话一齐打进来，手机吃不消，直接被打到关机。很多患抑郁症的人打电话寻求自救，聊十几分钟根本不够用，于是一聊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有人问陈思：“你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吗？”他解释说：“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会给你指导指导。”

刚从老家来南京那几年，陈思曾在地摊上买过一全套弗洛伊德，“那是一套古版书，全是繁体字。好在我小时候曾遇到过一个读书先生教我认识繁体字，所以读起来并不费劲。那时候书不是论本卖，而是按斤称。那套书，我看了很多遍。”

刚开始救人那几年，陈思也曾闹出过笑话，对方只是在大桥上欣赏风景，抑或发呆沉思，却莫名被一个紧张兮兮的男人上前询问。几十年过去，陈思早已锻炼出火眼金睛，有时甚至仅通过背影就能判断出对方心情是否沉重，“内心极度挣扎的人，肢体是不舒展的，肉身看起来很沉重。”

几十年的时间里，陈思觉察出人们轻生的理由在不断变化。十几年前，为情所困或经营不善，意欲自杀的居多；而如今，人们则更多为精神疾病所困。陈思总结如今人们陷入困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抑郁症，二是深陷各种网贷却无力偿还。

对于前者，陈思深感精神层面的无力，“患病的人很清楚自己在经受着什么，思维非常清晰，我恐怕得是大学教授的水平，才能真正劝导那些人”。对于后者，陈思则深感物质上的匮乏，“我能救人，但巨大的金钱亏空，却没办法帮对方填补。救人不在一时，救下之后他们又该何去何从，讲道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轻生者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陷入双重困境，就像坠入一个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不仅令他们自身感到窒息，更令试图劝导他们的陈思感到难过，在拽对方出泥潭的过程中，自身也会消耗掉巨大能量。负面情绪总要找到途径发泄出去。自打开始救人，陈思便开始频繁地抽烟喝酒，“我知道这些对身体不好，但全都淤堵在心里不发泄出去，反而会憋出病来。”

确诊糖尿病之后，陈思在饮食方面十分注意。采访结束，陈思叫上多年来做志愿者帮忙的老邻居，去附近餐馆吃小龙虾。整顿饭下来，陈思只剥了一只虾，却依然没能戒掉酒，“我这人总喜欢琢磨事、琢磨人，越琢磨越累，喝点酒睡得快。”

陈思时常感慨自己比同龄人老得快，才五十多岁就已经花白了头发，皮肤晒得黝黑粗糙，除了风吹日晒的缘故，更多的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

2007年前后，是媒体报道陈思大桥救人最密集的时段。早上一推门，已有很多长枪短炮在门口蹲守，国内外的媒体都有，还有外国导演过来找他拍纪录片。

“我知道他们喜欢拍什么，他们喜欢拍到我救人的过程，这样更有话题。”陈思说。

陈思也曾将自己的救人过程写下来，整理成《大桥日记》，权当是某种内心纾解。有出版社联系他，想要将书籍出版，却被陈思一再拒绝。毕竟这些经历对于那些获救的人而言，绝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反复讲述，如同揭人伤疤。有时南京大学心理系的大学生们，会帮忙做志愿者。陈思准备将整理的内容提供给他们研究使用。

时间的指针拨至2006年，陈思在救人三年之后，开始愈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仅凭在大桥上拉对方一把，并不能将其从泥沼中彻底拽出。毕竟他之前就曾遇到过一名求死的女性，上午刚从大桥上被救下，当天下午，便又再次跳入江中。

陈思决心拿出家里的八万元存款，租一间平房，安顿那些从大桥上劝下来的轻生者，取名为“心灵驿站”。房间里有两张床，轻生者可以住在这里，短则三五天，长则数月，甚至一两年。驿站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泪一定要流，饭一定要吃。”

（图/傅淼淼）

房间里挂满了陈思与名人的合照，比如冯巩、孙俪和鲁豫。问起这些合照，陈思笑笑，“这些照片不仅能为我个人信用背书，还能让那些轻生的人快速进入情境。”

陈思十分懂得利用媒体的力量，倘若轻生者是因为丈夫出轨或是遭遇家暴，陈思就会联系媒体，上门拍摄帮忙调解，还会找当地妇联寻求帮助，“人在镜头下，会下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媒体一旦大规模曝光，还会产生极大的威慑力，事情推进会更顺利。”

如今，陈思的“心灵驿站”已经更换了六次地址，眼下选在南京化工机械厂附近一处看起来略显破败的老式家属院。之所以频繁搬家，一来是觉得有太多轻生者将过往阴霾卸载在此处，几平米的房间实在承载了太多负荷；二来是不想让那些获救的人再找回驿站，“那些人已经获得新生了，没必要一直回头，离开这里就好好活下去，向前看吧。”

有些人自杀，只因一时陷入困境，倘若将时间线拉远一点看，或许很快就能迎来转机。陈思曾经救过一名因为女儿患病而负债累累的男人，后来通过政府帮其家人在南京安顿一处住所，几年前老房赶上拆迁，男人一家得到了非常好的安置。还有一个经营工厂的女人，因为彼时资金周转不开，陷入困顿，被救下之后，没多久运势又起来，生意扭亏为盈，越做越兴隆。

除了偶尔一些社会公益组织的捐款，20多年来，陈思救人的开销完全由个人承担。陈思一方面要兼顾家庭，照顾妻女的感受；一方面还要帮助那些深陷泥潭的人，多少有些分身乏力。

陈思仿佛被架在了好人的位置上，艰难地寻找家庭与救人之间的平衡，继续下去非常吃力，但彻底停下来，他又于心不忍。陈思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会政治，但我热爱人民。我也许更爱我自己，但如果不会爱自己的人，又怎么会爱他们身边的人？”

或许，起初救下那些想要轻生的人，陈思只是秉承着“做一个好人”的冲动。但几十年过去，这其中必然还夹杂着“必须要成为好人”的巨大惯性。每每谈及救人，他都会说：“我也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1990年，陈思从老家宿迁来到南京，起初在建筑工地上推板车抡铁锹，干一些卖力气的活儿。遭逢工地老板欠薪时，从老家背来的大米吃光，只好和几个老乡去桥底下流浪。再后来，他在一间菜市场里卖菜，终于攒下一些钱，在1995年开了一家小商店，总算在南京落了脚。

陈思年幼丧母，父亲患病，他是和奶奶一起长大的。在陈思眼中，奶奶是一个不怒自威、非常有威严的人，为人古道热肠，出了名的爱管闲事。小时候，陈思经常跟在奶奶身后，帮村中邻里调解纠纷。

“我从小就知道怎么安抚人，尤其是女人，跟奶奶耳濡目染学了很多劝人的方法。”陈思如是说。纪录片《天使在南京》中，陈思救下一名因丈夫出轨意欲自杀的女人，用满是憨厚诚恳的语气告诉对方，“天塌了，有大哥给你顶着。”

在生活中遇到像陈思这样的人，你或许会觉得这个人有些东西讲得太过绝对，甚至有些过于正能量爆棚。但一个信念感不强的人，又怎会几十年如一日触碰人性中最深重的无奈与戾气？

自杀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干预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图/纪录片《天使在南京》）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在2003年，创办了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一位朋友曾在临死前打电话给他，但由于天气原因，张纯未能与其见面，最终朋友选择跳长江大桥自杀，这件事情让张纯十分愧疚。他说，“一个人自杀，会给60个人留下阴影。”

“春季和深秋是抑郁症高发期。有人甚至向我询问自杀的方法。”张纯如是说。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多年，张纯很明显地感受到——过去打心理咨询热线的主要是成年人，如今则主要是青少年。

南京鼓楼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曹秋云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很多抑郁症患者有明显的躯体症状，诸如胃痛、腹痛、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尿频等等，患者感到的痛苦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并非像癔病一样想象出来的，却时常被亲友、同事误解为没病装病。因此患者饱受心灵和躯体的双重痛苦。”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自杀热线占线率极高，表明愿意寻求帮助的人正在逐渐增多，自杀干预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但面对眼下不断激增的需求，相关热线服务的供给，似乎并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庞大的需求量。

但千万不要因为目前自杀热线所存在的问题，就彻底否认其存在价值。倘若全国心理干预热线打不通，还可以尝试拨打各个省份与城市的心理热线，只要耐心等上一会儿，基本都能打通。电话另一端的接线员，或许并不能从根源上帮助对方，但绝对能舒缓彼时陷入的情绪死胡同。或许再坚持一下，再稍微坚持那么一下下，事情就会迎来转机。

（图/纪录片《天使在南京》）

陈思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人的事迹一经报道，很快便有声音跳出来指责，“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这些人可真惨。”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多年以前的某个工作日，陈思因为在物流公司上班，没能去大桥巡逻。那天，一名年轻小伙子翻过栏杆，准备纵身一跃，寻求解脱。可眼见桥下湍流的江水，小伙子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他反悔了，他并不想死。于是，便死死拽住栏杆足有半小时之久，直到体力不支，才终于撒开双手。然而，即便被过往船只打捞上来，送往医院，年轻人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并非是人们有无死亡权利的问题，而是有些人压根就不想死，只是苦于没有宣泄的出口，没有适时出现的肩膀给一个支撑。陈思伸出的手，就像给对方递出一颗自杀反悔药，给对方一次重新审视生命的机会。

“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这是多年以前，一名选择在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的人写下的一句话。2008年，艺术家邱志杰割破自己的手指，在对方留言旁写下了一行新的文字，“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这个略显无厘头的问题，难免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会愣上几秒思考答案。邱志杰将这句话比喻成一个钩子，他想用这句话把自杀者从钻牛角尖的情绪中钩出来。

陈思和邱志杰因为长江大桥自杀干预结识，曾一起吃过饭，聊下来觉得彼此很投脾气。陈思说，“我是一个粗人，讲不出太有哲理的话。在我眼中，生死无非在一呼一吸。一口气没提上来，就什么都没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你就拼了命使劲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