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叶书宏
文︱叶书宏
用时间来衡量一个作家的生命,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有87岁。但如果用其作品的生命力衡量,马尔克斯是不朽的。这位将魔幻与现实如此自然地结合的天才叙事者,与他的《百年孤独》一起,被永远铭记在世界文学的殿堂。
拉美,在地理上是一块大陆,但从历史文明的角度,更似被外来者不断打扰的孤岛,在曾经远离世界文明进程的环境中,孕育神秘主义的同时也催生了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文化。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等一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先锋都曾试图以神秘主义手法重现拉美阴沉混沌却又丰富多彩的现实,但如果没有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厦将“难以封顶”。
有人说,上帝让马尔克斯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让他写一本《百年孤独》。也有人说,缪斯在他的脑子里播下了一粒创作的种子,所以才有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纵观这位大师的成长道路,他本身更像是一粒文学的种子,汲取了拉美悲伤、玄幻、浪漫而残酷的现实,最终生发出令人炫目的魔幻现实主义主干和枝蔓。
童年对香蕉种植园所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残酷记忆注定了马尔克斯未来的政治信仰,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痴迷维持着永不熄灭的创作热情,多年的记者经历让他更理性地思考社会并磨砺笔锋,诸多因素最终酝酿出一部部基于现实的诗化作品。文学、新闻和政治,构成了这位文学巨匠“三位一体”的人生。
不来这里
很难理解小说中的孤独感
2004年,笔者读完马尔克斯出版不久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抱着朝圣的心情前往哥伦比亚玛卡莱娜省阿拉卡塔卡镇寻访马尔克斯的故居。从圣马尔塔机场到小镇的大路,如淹没在茫茫芭蕉林里的海底隧道,整个旅途单调而压抑,加上炎热的天气和飞扬的尘土令人窒息,沿途偶尔才会遇到的孤零零的小村落,犹如绿海中的孤岛,不禁对载我的那位老司机感慨:“不来这里真的很难理解马尔克斯小说中弥漫的孤独感……”
马尔克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漫无边际的芭蕉林,阿拉卡塔卡镇也是一个没落的小镇。或许是小说太深入人心的缘故,置身其中让人觉得一切都似曾相识,看到的事物,见到的人,在加勒比炫目的阳光下,都被罩上了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以致在马尔克斯故居的后院,居然糊涂地问导游:“那个小木屋就是阿卡蒂奥·布恩迪亚鼓捣发明的实验室吗?”
拉美是一个奇幻的地方,很多在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这里却经常发生,并被习以为常的拉美人以一种坦然自若、深信不疑的语气讲述出来,比如一个用钟摆摆动检测食品是否有毒的独裁者,一个为了消除瘟疫把全国的路灯用红纸包起来的卫生部长等等。当拉美知识分子苦心寻找合乎逻辑的理由来回避这些时,马尔克斯选择直截了当地正视:“这是一种形态的现实,它可以给世界文学提供某种新的东西。”
这种“直截了当的正视”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文学效果。在一个魔幻的“马贡多世界”里,读者体会到了强烈的真实:连续下了几年的大雨、复活的死人、与床单一同升空的女孩、甫行房事的男女向周围一切播散出旺盛的繁殖力……奇异的事情,出人意外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马尔克斯不动声色的讲述中让人深信不疑。马尔克斯认为,这种能力习自幼年听外祖父母和缓地叙述离奇故事的经历。
马尔克斯在落笔创作《百年孤独》之前曾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在完成了《枯枝败叶》等四部习作性作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适合《百年孤独》的笔调:“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去写,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东西,无论它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在文学中没有什么比信念本身更具有说服力。”
“我确信,新闻是文学的一种”
当我们在说“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魔幻只是文学手段,现实主义才是核心。如果说在外祖母家奇特的经历为马尔克斯的童年播下了魔幻的种子,记者生涯则为他的作品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这位16岁就已构思好《百年孤独》的天才苦于文力不逮无法“对付这个包裹”而暂时选择了放弃,之后他选择当记者培养笔力,充实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他曾经说过:“多亏了新闻工作,我才学会脚踏实地!”
上世纪40年代末的哥伦比亚,政治动荡,暴力频发。不安分的21岁法律系学生马尔克斯难敌文字的诱惑,开始为哥伦比亚《宇宙报》撰写新闻报道。1948年5月的一天,这位“穿着细长裤和鲜花大嘴鸟印花衬衫的小青年”发出入行后的第一篇通讯,导语是“城市的居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那个金属嗓子(喇叭)频繁地宣布戒严了”。很快,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让人感觉奇怪却又乐意接受”的新闻风格。
尽管这位业余记者严格秉持尊重事实的采写原则,但文学创作的欲望也会让他偶尔越界。“我确信,新闻是文学的一种,”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当有人问起他过去的一篇报道中“用桃子汁代替水修面”的描述是否真实时,马尔克斯含蓄地回应“那只是隐喻”,并解释说:“作为记者,你对记述的一件事可作取舍,对事件的要素可以进行忠实的再创作;你或者抓住事件的实质,利用一个隐喻,使事件既有核心,又更加紧凑。”
马尔克斯更青睐通讯题材,因为对细节和现实的描写给了他施展叙事才华的空间。他后来在其创立的拉美新闻实习学院演讲时曾认为,“通讯是新闻中最好的体裁”,因为“可以叙述发生的事情,以便让读者了解,使发生的事活起来。”实际上,《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正是马尔克斯用了20天每天采访6小时后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一篇大的通讯”。
在长达4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先驱报》《旁观者报》记者,期间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在报道一起与军方有关的走私事件时遭到打击报复,《旁观者报》为保护马尔克斯将其派往欧洲常驻。之后不久,该报被当局查封,马尔克斯流落街头。正是当年这段流放的生活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就了著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新闻报道的磨砺使马尔克斯的叙事风格更加现实,让他即便在讲述《百年孤独》中那些离奇事件时也能营造一种“虽似幻觉却又习以为常”的真实感。记者的洞见与观察则赋予了马尔克斯的作品以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感,其中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榨,军人独裁与帝国主义的内外勾结、长期的内战和党派斗争,美国橡胶公司的由盛及衰及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的毁灭性的冲击,都成为其作品映射的现实背景。
马尔克斯的“理想国”
有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从《枯枝败叶》到《家长的没落》最终到《百年孤独》,是作家政治倾向日趋明确的过程:如果说《家长的没落》中所描绘的那个“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他无需发号施令”的独裁者,代表着一种作家所反对的权力的极端状态,那么《百年孤独》所描绘的则是一个“尚未具备政治权力意识甚至不知立法和总统为何物”的政治生态,这种近乎乌托邦似的社会正是马尔克斯所追求的“理想国”。
政治上,马尔克斯始终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从不否认自己对拉美左翼的支持和同情,在创作中他也毫不避讳自己的政治倾向。他曾经在秘鲁国立工程大学与秘鲁作家略萨的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公开对话中承认,政治信仰对于自己创作有着决定性影响。他指出:“我是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共产主义者,我至今依然相信,构建一个人人拥有土地的乌托邦为时不晚,我也继续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并且应该是拉丁美洲一个很好的出路。”
基于这样的政治信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香蕉种植园的罢工与屠杀事件时,最终坚决地支持工人阶层,并从他最喜爱、着墨最多的英雄人物奥雷良诺上校口中说出了代表人民大众的话:“我要把我的孩子们武装起来,消灭这帮臭狗屎美国佬!”同样基于这种信仰,他满怀热情地支持古巴革命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私交甚密。
有人说,马尔克斯反帝反独裁色彩浓厚的政治思想,或许源自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所造成的童年阴影。直到智利军事政变发生几十年后,马尔克斯依然对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死抱有遗憾,“我没能更加积极地支持阿连德,这是错误的”,同时他也反省说:“这让我平生第一次开始考虑,我在政治上的责任要比我在文学上的能力重要得多。”
马尔克斯非常强调作家的政治作用,认为一个作家的伟大政治贡献在于不回避他的信念,也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他自己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因此对于回避政治和现实,躲在图书馆里研究写作技巧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并不欣赏,“虽然他是我现在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同时也可能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位作家,因为他的创作是纯粹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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