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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活着,就要把这段历史讲下去”

2024-07-24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丛葬地纪念碑上,记录着大屠杀发生时的情形。

  “金陵古城城门大,里城外城甲天下。里十三,外十八,一道门闩外面插……”古城门,南京城最坚实的壁垒。

  守护着南京城的六丈高墙没能在1937年12月抵挡住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华门、江东门、汉中门、挹江门……断壁残垣中,城门外尸横遍野,短短六周30万同胞遇难。

  那个阴冷的冬天,城墙在哭,南京在哭,中国在哭。

  83年过去,南京城墙已是烟火繁华,但那段苦难的历史从未被忘记。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大屠杀的几名幸存者向上游新闻记者讲述了那段令人痛苦、难堪回首的过往。记忆的控诉,悲哀与心酸,不仅仅只属于他们和他们的年代。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记录了30万遇难者的名字,每年12月13日,这里都会举行祭奠活动。

  前夜

  在蒋树珍的记忆里,日本人攻进城前,武定门、新街口附近时常有学生游行。“打倒日本人”“打倒帝国主义”是她听到最多的口号。

  1937年,正逢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十年庆,南京城内庆祝活动数不胜数。截至当年7月,南京城人口达94万余人。

  城内大肆庆祝之时,城外战火已蔓延。

  随着战事的升级,难民和前线撤下来的伤员近10万人,他们从上海、镇江、芜湖涌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又有大量市民开始外迁。

  1937年10月28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从东京发给驻中国北平森岛参事官的电报中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此时的南京城,已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

  这一年,蒋树珍8岁。

  “我家住在中华门旁的门东小心桥24号,房子是租的。家里有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年我上小学,学校在武定门旁。”在蒋树珍的记忆里,日本人攻进城前,武定门、新街口附近时常有学生游行。“打倒日本人”“打倒帝国主义”是她听到最多的口号。

  “日本人攻城前,父亲和哥哥一起随着兵工厂迁去了重庆,临走前告诉我们要打仗了。当时,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南京炸得不成样子。只是我还小,不知道打仗是什么,只看到有人在逃,说败了。”炮火袭击下的南京城岌岌可危,外婆和妈妈带着蒋树珍等兄弟姐妹逃去了南京乡下亲戚家。

  亲戚早已逃走。“没几天日本兵就来了。我妈妈当年只有30多岁,脸上抹着锅底灰藏在柴堆里,日本人翻柴火堆没发现她。日本兵冲着我外婆大声喊着要鸡蛋,在屋里乱砍,摸出了鸡蛋说我外婆不老实,还拿枪对着她说要杀了我们几个人。”8岁的蒋树珍吓得瑟瑟发抖,子弹打歪了,外婆没伤到要害。

  “第二个日本兵要再开枪打外婆的时候,蹿出来一条狗,枪把狗打死了。我们一家人算是逃过一劫。他们刚要走,就看到两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学生样男娃走过来。两个日本兵抓住男娃就拖到房后打了两枪,死了。”蒋树珍说,面对日本人枪口时的恐惧,是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

  实际上,最惨的是地里干活的男人,他们常年用锄头,手都磨出了老茧,日本兵看到手上有老茧的人就抓、就杀。他们认为手上有老茧的人都是当兵的。

  东躲西藏的日子,蒋树珍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一家人只能返回城里谋生计。从乡下回城的路上,蒋树珍看到遍地死尸。“尸体在街上都堆成了山,我们只能踩着死人走。中华门附近还坐着一排排日本兵,看到人就杀,惨无人道。”

  靠着野菜、做零工生活的蒋树珍一家,在南京大屠杀中活了下来。83年过去了,再次讲起那段历史,老人的手在颤抖,泛红的眼睛和哽咽的语调,难掩悲愤。

  攻城

  13日上午破城后,他们就成了日军捕捉的首批屠杀目标,一时间,各种兵器向着马路上的平民疯狂扫射。

  南京正南面的中华门,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内瓮城,城墙上的木质镝楼毁于日军战火。

  1937年12月6日,侵华日军向南京发起全面进攻。南京守军在中华门城堡进行了一场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这里也成为战事最激烈的地方。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带领日本第六师团突入南京城,城门失守、南京失守。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中提到,甲级战犯、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中曾保证,日本军队“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然而等待着南京城的,却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由于挹江门、和平门被守城部队堵塞,从中华门、中山门至下关码头的中山路、中正路以及通往燕子矶的路上拥挤着数十万的逃难人群。13日上午破城后,他们就成了日军捕捉的首批屠杀目标,一时间,各种兵器向着马路上的平民疯狂扫射。

  高如琴的外婆,就在这一天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

  今年86岁的高如琴说,“12月13日那天,母亲和外婆挽着我的手在前面走,突然遇到几个日本兵。他们看到我们就开枪,子弹穿透了母亲的大腿。紧接着又响起很多枪,外婆‘哎呦’一声就倒了下去。”高如琴回忆,家人把外婆的遗体安葬后,第二天就赶到上海路难民区。寒冬腊月,在这里避难的人都挤在一起,但还是很冷,打心里发出来的冷。

  那一天,石秀英的父亲从难民区到亲戚家给大女儿送酱菜,再也没回来。

  “1937年,我家住在七家湾牛首巷,家里原本7个人。父亲石长福47岁,哥哥石坤宝19岁,我11岁。”这段往事,石秀英已不记得讲过多少次,每一次都泪流满面。“12月13日,日军进城,我们一家人躲进了上海路附近难民区的一间芦席棚里。当天,父亲把姐姐送去了姑妈家。第二天他去姑妈家送酱菜,就再也没回来。”

  3个月后,有亲戚告诉石秀英,他看到日军在水西门附近刺杀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像她父亲。等日本人走后,亲戚走近一看,石秀英父亲的身上被刺了3刀,已经遇害。

  得知父亲遇害后不久,大哥石坤宝又被日军抓上卡车。“我弟弟当时9岁,哥哥被日本人带走前告诉弟弟说你先回去,哥哥一会就回来。这一去,哥哥也再没回来。”石秀英说,她永远忘不掉哥哥被拖拽着上卡车的情形。

  父亲没了,哥哥没了。母亲靠着给别人洗衣服、倒马桶拉扯着几个孩子。几年后,母亲去世,11岁的妹妹被送去当童养媳。

  杀戮

  短短六周里,南京城30万人被侵华日军屠杀,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逝。

  中华门被攻破后,日军从中华门、雨花门、通济门、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涌入城内,南京成了一片血染的土地。

  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冒险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中写道:“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由于恐惧,慌忙逃跑的和一旦落后在大街小巷被巡逻队抓到的,不问是谁,都被杀害。”

  “1937年12月,父亲带着我和大舅跑到中华门外沙洲圩荒岛上避难。我的母亲已近临产,与外祖父一家留在原住地。日本兵搜查发现了外祖父家藏身的地窖,用机枪向洞里扫射,母亲、妹妹、外祖父、外祖母、二舅、三舅全部遇难,只有洞外的奶奶活了下来。”88岁的路洪才老人说,事后父亲告诉他,“妈妈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弟弟。”

  “这些年,这些事一遍遍在眼前出现,一大家人,死了一大半,怎么能不恨?!”路洪才激动地拍着座椅,眼眶红了。

  攻城的几天后,在南京城里杀戮成性的侵华日军踩着尸体攻到乡下。遇到日本人的第一天,谢桂英的父亲挨了一枪,两个在家里睡觉的舅舅同日遭到枪杀,死后又被烫了开水。

  “得知父亲被打死的消息,母亲带着我们一家回老房子给父亲收尸。回来的路上,燕子矶、宝塔桥、挹江门,到处都是死人,完全是用枪,用机关枪扫射死的。回去后,我们受到了日本人的侵害。”那一年,谢桂英只有13岁。

  “一个日本人进到我屋里,我以为他是要用刺刀杀了我,结果她看到我是姑娘就想侵犯我。我一直跪在床上求他: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我是小孩。”谢桂英在屋里哭着乞求,母亲在屋外乞求。“没得用。之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我妈每天喂我稀饭,我都想死了算喽,可我妈妈不肯。”

  第一次被侵害后,谢桂英又曾碰到过两次日本人,所幸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逃过一劫。有一次,为了摆脱日本人,谢桂英用头去碰了石头,现在额头上还留着深深的疤痕。“这是日本人留给我的,他们有多狠!”谢桂英颤抖着说,在南京大屠杀中,她的3位亲人遇害,自己也遍体鳞伤,这样的恨她忘不掉。

  短短六周里,南京城30万人被侵华日军屠杀,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逝。

  谢桂英说:“从没有见过那么吓人的场面,一个个男人身上绑着皮带,死在路边。”

  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南京城遍地哭声,尸臭弥漫,曾经华丽的城池变成了人间地狱。一座座古城墙在炮火下变得不堪一击。仅从12月16日到18日,南京城北的草鞋峡就有5万人遇难,成为大屠杀中遇难人数最多的地方。时隔多年,幕府山脚下依然偏僻荒凉。

  万人坑

  经历三次考古发掘后,“万人坑”发掘面积扩大到170平方米。从遗址剖面上看,至少可以看清7层遗骨。

  12月16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第4天,满目疮痍的南京城,杀戮还在继续……

  当时江东门原陆军监狱关押着一万多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傍晚时分,日军把他们驱赶到监狱附近一处山坡。放火焚烧四周的民房,用以照明,架起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军民相继倒于血泊之中。一万多名遇难者的尸体被暴尸一个多月后,才由红十字会组织收尸,就近掩埋于几个因日军轰炸形成的大土坑和一条壕沟内。后来,这里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万人坑。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24个城市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位列其中。随后,当时的南京文管会联合公安、规划、地方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寻找“万人坑”。

  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陈平回忆说:“纵面下去应该是5层尸骨,尸骸排列得非常整齐,看了一下就发现骷髅上有弹洞。在坑里,我们还发现了日本人的皮靴靴底、啤酒瓶和皮带扣。”经历了1984至1985年、1998至1999年和2006年三次考古发掘后,“万人坑”发掘面积扩大到170平方米,且连成一片。从遗址剖面上看,至少可以看清7层遗骨。

  1998年,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专家运用法医学的原理和技术作了科学严密的考证,对现场每一具遗骨作勘察鉴定,推断出该处遗骨的埋葬时间距检验时间为60年左右。据史料记载和幸存者回忆,慈善机构曾于1938年初在此掩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骨,到1998至1999年正好是60年左右。由此,“万人坑”遗骨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等待

  一次次掀起心底的痛,只希望等到一声道歉,他们希望日本给所有死难同胞一个正式的道歉。

  除“万人坑”外,每年12月13日,市民都会自发前往丛葬地吊唁:“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这一天是南京最深的痛。

  83年过去了,谢桂英说:“我曾经到日本去讲述我家的遭遇,跟他们拍桌子,发脾气,把我心中的恨一起说出来。现在住楼房,生活那么好,是因为和平,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石秀英说;“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

  路洪才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被否定的。年轻人要记住历史,谁忘记历史谁就是背叛。”

  如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73人,老人们说:“只要活着,我们就要把这段历史讲下去。”一次次掀起心底的痛,只希望等到一声道歉,他们希望日本给所有死难同胞一个正式的道歉。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时婷婷

  实习生 薛石岩 余相瑾 陈芷萱

  本版图/上游新闻记者 时婷婷 摄


(责编:秦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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