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评协组织文艺评论工作者代表赴老舍剧场观摩电影《我的诗篇》。“老舍剧场微影评”专栏选陈颐、刘娜、高连云、黄腾达、翟金朝、杨景涵、郑妍的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分享观影感受。
电影《我的诗篇》
电影《我的诗篇》剧照
电影《我的诗篇》由吴飞跃、秦晓宇联合执导,于2017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跟踪记录了六名打工者,他们漂泊于故乡与城市之间,忙碌于幽深的矿井与轰鸣的流水线,饱经人间冷暖,将平凡的生活化作动人的诗篇。该片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第13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音效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片奖,入围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奖。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颐
《经济日报》高级记者
爆破工还在山崖,用胸腔的闪电,引导满天的雷霆。——《天地外》陈年喜
《我的诗篇》是一部聚焦工人诗人的记录片。影片由吴飞跃、秦晓宇联合执导,于2017年在中国内地上映。摄制组深入工厂车间和煤矿,将镜头对准六名不同城市、不同工种的打工者,有苹果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彝族工人,以及挖煤的矿工。影片希望唤起社会对普通工人的关注和尊重,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和贡献。
镜头从北京CBD都市高大的楼群向下移动,进入一间写着“新工人剧场”字样的低矮房子,里面坐满了打工人,这些打工诗人正在举行他们的诗歌朗诵会,声情并茂地朗读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第一位朗诵的诗人叫乌鸟鸟,多年以来习惯在他的工作报表背后写诗,因此那一张张报表,既是他工人的履历,也是他写诗的履历。乌鸟鸟朗诵了他的《大雪压境狂想曲》。生活就是艺术,人人皆有诗心。
《我的诗篇》记录下这些工人诗人的劳作生活和悲欢离合,他们的生命片段中有爱有恨,有悲有喜,有死亡有新生,用他们自己写的诗歌表达出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这些打工者漂泊于故乡与城市之间,饱经人间冷暖,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化作真情实感的诗篇:“中国,我制造的鞋子踏遍了七大洲”“如果岗上开满了野花,那是我最灿烂的微笑”……
从业16年的爆破工陈年喜,工作是埋炸药炸石头。他说,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像岩石一样炸裂一地,劳动让人活得有劲,劳动也让人死得放心。我们写一些诗歌,传达一些对生命、生活的想法。
在深圳服装厂打工的邬霞喜欢吊带裙,她是流水线上的熨衣女工,每天推着冒热气的电熨斗,将衣裙熨烫得整整齐齐。她写了一首诗歌《吊带裙》。她说:“我们是农民,来到城市被叫农民工。我觉得诗歌最能抵达到灵魂,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诗歌会感到美好。”
六位打工者中有一位年轻人叫许立志,1990年出生的他,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从来没有告诉父母他写诗。他在诗作《远航》中写道:“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我想合上双眼,不再熬夜和加班,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许立志生前写了200多首诗,24岁写了人生最后一首诗:“不必为我叹息,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纪录片《我的诗篇》中打工者创作出的诗歌语言质朴真实,形象生动,诗中蕴含着打工者真挚而深沉的情感,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命运的抗争、对亲人的思念等,尽管生活遭遇种种困境,这些诗歌中仍然透露出一种坚韧和力量。
放映厅中300个座位座无虚席,电影散场后,我听到人们在议论:怎么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纪录片呢?我相信,著名诗人杨炼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相信在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历史上,这场中国工人的诗歌朗诵会将留下它深深的印记,它是当代的中国、真的中国、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而中国工人实际上是第一次,把这个中国原版的真正的生存经验,注入诗歌的形式里思考,再次让诗歌成为有形式的、有生命的、有深度的创造物。
镜头下工人阶层的史诗
刘娜
河北省作家协会青年作家
纪录片《我的诗篇》由吴飞跃和秦晓宇联合执导,该片获得多项电影大奖,包括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第13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音效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片奖等。
影片记录了六名打工人的真实生活,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流水线工人乌鸟鸟、彝族工人吉克阿优、爆破工人陈年喜、煤矿工人老井、服装厂女工邬霞、富士康90后工人许立志。他们是创造了“中国奇迹”的一份子,整日为了生活奔忙劳碌,也会茫然彷徨,他们借诗歌的力量,通过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声,每一句诗都是他们心底的呐喊,倾注了汗水,也留下了泪水。这是属于他们的诗篇,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
在冷静克制的镜头下,工人出身的诗人,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朗诵着自己写的诗,人们在他们的诗句里寻找到了生活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平凡世界里并不平庸的人生。
乌鸟鸟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与一位位招聘者对话,这仿佛是古希腊的哲学题,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短兵相接。写诗的理想青年乌鸟鸟让我想起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画家高更为原型创作的作品,月亮代表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六便士代表现实。该选择哪一边,在他的世界里,这成了一个问题。乌鸟鸟不仅想要填饱肚子,他还有更高的人生追求,镜头里的他赤诚且笨拙地朗诵着自己的诗歌,用蹩脚的普通话、充满感染力的诗句,唤醒这个世界里麻木的灵魂。
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一个在异乡打工的少数民族青年,带着孩子远离家乡,去寻找生活的可能,他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在外漂泊的日子他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他时刻想念故乡与亲人,坐上回程的火车,与家人团聚。在熟悉的环境和语言里,接受古老的仪式,他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而担忧,无论身在何处,他依然是那个大凉山上的“飞鹰”,肩负着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自由且孤勇。
唱着《秦腔》的爆破工人陈年喜,常年在山中,远赴外地打工,老家的父亲卧病在床,无法自理,镜头中的他为父亲理发,粗糙的手握住另一只粗糙的手,生活的艰难在这个家庭里就像一种瘟疫,人类永远无法掩藏的事物之一就是贫穷,困难的尽头是什么,在陈年喜的心中化成了一首歌,在深深的洞穴里唱起,也化成了一首首诗歌,刻写在他的生命之中。
资深煤矿工人老井,要面临没有阳光的地下工作,在600米以下的地方挖煤,一个人也会望着悠长的巷道“疑神疑鬼”,诗歌是他的信仰,他用诗来慰藉灵魂,也叩问那些死去的亡灵,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阳光并未公平地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坚定自己写作的目的,为了让以后的人了解这段地下的历史。我在他那张满是煤灰的脸上看到了坚毅、隐忍与刚强。
服装厂女工邬霞,在深圳打工多年,一家人生活在老旧的小区,她每天要经手的衣服数不清,镜头跟着她走过一条街,又聚焦到她的卧室,衣橱里全是她喜欢的裙子,她自己写了一首诗歌就叫《吊带裙》,里面写道“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朗诵这首诗歌的邬霞眼神清澈,声音柔和,仿佛一只骄傲的孔雀,明亮又光艳。
最让人揪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了24年的许立志,在富士康打工的他,用生命写下了自己的绝笔,他也是影片中年龄最小的打工者,在他疲倦的面容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炽热又富有才情的灵魂,他的诗句犹如午夜里鸣叫的鸦雀。年仅24岁的许立志,看上去比同龄人老练许多,眼神里多了一份隐忍和成熟,他渴望“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也渴望休息,所以才写下“我就那样站着入睡”的诗句。他最后的纵身一跃令人胆寒,也令人心疼。
在庞大的,仿佛工人集装箱一样的工厂里,如许立志这样的年轻人有很多很多,乌鸟鸟、吉克阿优、陈年喜、老井、邬霞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又是如此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螺丝钉,他们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资本汹涌袭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工人,一个个真实又可敬的生命,一张张质朴纯真的脸,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脚印,用理想的火种在诗句里咏诵,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个时代下人的尊严、资源的分配、平等的问题、乡村与城市的割裂。而这些都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不被定义的工友
高连云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我的诗篇》是近在咫尺又散落人海的六名工友的生活纪事,是关于平凡世界与非凡诗意的故事,是引发出不论对身边人还是对陌生人都要深切祝福的作品。影片中几位工友的艰苦劳作环境和当下自己即将谢幕的职场有一些距离,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同激发我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和理想共生。
炸裂感是我在观影中看到冰冷陌生的工作场景时热血喷薄燃烧的体验。我庆幸我的格子间安静整洁,我感恩所遇的一切历练和美好让我在不同的星河发光发热,我祈祷所有的工友们平安健康。我曾在工作中短暂接触到几位背井离乡的工友,他们及其留守的亲人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支持的人群,在专业教育和社会服务中我们共生共荣。
浪漫感是我对影片中唯一的女工在深夜里穿起了吊带裙飘飘欲仙的欣赏和少许寒凉的混杂。工业化进程把人们带入紧张高压的生命轨道,纪录片的生产市场和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热爱生活,相信辛勤劳动可以带来三餐四季的随心所欲,不仅仅是那条吊带裙。
力量感是我在品味诗篇后由衷的随喜赞叹。诗歌创作可以模糊边缘化的尴尬,尤其是普通工人的诗歌。我猜测许多人观后可能和我一样也思考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如何切分才能体现和维护每位劳动者的尊严。作为原子化的个体能够做到的,也许就是活出自己的精彩。
微不足道与宏大叙事
——《我的诗篇》观后的批判反思
黄腾达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
纪录片《我的诗篇》以几位工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的场景为线索,在摄影组实拍中缓缓展开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所关注的不是作为影片具体内容的工人诗歌或者工人生活,而是作为影片叙事模式的摄像机视域和剪辑,以及这种叙事模式下所暗含的知识分子倾向的审美想象。
《我的诗篇》的叙事模式可以总结为知识分子的想象塑造与细微处真实呈现的交织。这种交织使得作品既有一种悲剧情调,又有纪录片的性质。镜头下的乌鸟鸟,好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人才市场上,他好像在刻意掩盖叉车司机的职业身份,钻牛角尖儿一样地要凭借自己的诗歌作品寻找内刊编辑的工作,最终碰壁而归。摄影组意在通过乌鸟鸟的遭遇表现一种对“月亮和六便士”般的矛盾关系的无奈。这种表现是成功的,却很大程度掩盖了乌鸟鸟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所幸影片中招工老板的一句话把真正的原因讲述了出来——“叉车司机我这里有,但是太多了,我不招了”。这才是乌鸟鸟所面临的赤裸裸的现实。浪漫性质的叙事部分代替了真正的现实,反而导致影片的批判性下降。
拍摄吉克阿优回乡的篇章深刻地讲述了游子在外漂泊的心绪和传统身份丧失的感受。但是在表现吉克阿优家乡的反诅咒仪式时,一种知识分子的想象甚至偏见在拍摄和剪辑中暴露出来。摄影组通过减少光线的进量和对画面进行抽帧,把彝族的反诅咒仪式呈现为一种诡谲的和富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习俗,使之具有一种特异的审美性质。事实上,民间信仰对于信仰者来说,并不是和日常生活远离的,而是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陈年喜是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他的形象是一个温和又壮实的中年汉子,同时又面临着生活的多重挑战。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摄影组很好地把他的坚韧形象和生活中或鸡毛蒜皮或举足轻重的事件统一了起来。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塑造得过于完美,即使是在拍摄他最日常的生活时,也只是拍出了他的耐心和责任感,缺失了正常的疏泄(诗歌也许是他的一种疏泄方式,但那更多是一种升华而非压力的释放)。结果,陈年喜看起来坚韧得不像样。只有他自己讲述自己听到母亲患癌的噩耗头脑“爆炸”时,才算是一种真正的疏泄。这种类型的内容是摄影组不想放置在镜头内的,因为这体现了角色的不完美。于是角色的完美其实是以避开角色的不完美为代价的艺术呈现。整个影片叙事和画面的黑白灰色调与镜头外日常生活展开的那镜头下的宏大叙事,在塑造了角色形象的同时,把观众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
诚然,摄影技术必然会造成艺术化的呈现和与真实生活的差距。正如本雅明所说:“电影对现实的表现,在现代人看来就是无与伦比地富有意味的表现,因为这种表现正是通过其最强烈的机械手段,实现了现实中非机械的地方,而现代人就有权要求艺术品展现现实中的这种非机械的方面。”所以,《我的诗篇》展现的是工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它提供了一个契机,让观众重新检视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真正的工人和真正的生活藏匿在日常体验之中,那里是鸡毛蒜皮、悲与喜、怒与怨的交织之地,是微不足道中的微不足道,也是宏大叙事中的宏大叙事。《我的诗篇》的叙事和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重新夺回美的权利
——《我的诗篇》中的农民工诗人
翟金朝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正如许立志写下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现代性的浪潮中,无数人在被机械文明所异化和吞噬,逐渐丧失了对爱与美的感知,人类社会在以钢铁作为力量延伸的同时,也冷却了生命的温度。《我的诗篇》聚焦工人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通过许立志、陈年喜、乌鸟鸟等人的多线叙事,展示不同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交织成一张现代社会中被剥夺、被抛下、被忽略,但仍以文学作为抵抗与呼告的农民工人图景。
影片在视觉表现上注重真实感的呈现,通过大量航拍和特写镜头的切换,还原出普通工人宏大、重复的工作场景的同时,对生活细节的真实、细腻投以深情的凝视。在听觉上,让诗人的朗诵和背景音乐相互配合,声画分立的运用极大增强了诗歌的情感表达和视听语言的开放性。例如,片中诗人老井在矿井中的劳动场景,与其诗歌“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的朗诵相呼应,工人的生活困境与诗性的理想彼岸,在对立与分裂中显现出巨大张力。
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是一个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长久以来,“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迁徙者与外来者,遭受着“他者化”与“景观化”改造,在各类文艺作品中被“勤劳”“朴素”等正面品质与“缺少审美能力”等刻板印象所圈定。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给予我们警示:文化表达形式往往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然而《我的诗篇》则使劳动者认识美、创造美、传达美的话语权力显影,打破了“文化精英”的本质主义书写。李泽厚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的人化”思想来解释美和美感的本质,提出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是美诞生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普通工人作为对生产资料的直接使用者和改造者,天然处在美的第一现场。影片通过展现工人诗人的创作,赋予了劳动者新的文化意义,引发劳动者文化身份的重新审视,还原了他们被遮蔽、被掩盖的文化潜能,进而重新夺回美的权利。
灵魂诗者与梦想之光
杨景涵
北京联合大学学生
观看《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它不仅是一次对工人生活的真实记录,更是一次对人性、梦想与生存状态深刻而细腻的探讨。影片通过几位工人诗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在现代社会高强度劳动的背后,那些被日常生活重负所掩盖的诗意灵魂和不灭的梦想之光。
影片中,每一位工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真实而有力,他们的诗歌,如同从钢铁与汗水之中绽放出的花朵,质朴而又充满力量。这些诗句不仅是文字的编织,更是他们对生活最直接的感受、最深刻的思考以及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它们讲述了关于爱、关于失去、关于希望与挣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看似单调重复的劳作中,每一个生命都拥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不屈的精神。
特别是,影片中对于工人诗人内心世界的挖掘,让人动容。在物质条件有限、生活压力巨大的环境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们的诗歌,是对现实的抗争,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提醒着我们,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应忽视每一个平凡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温柔与梦想。
《我的诗篇》不仅是一部纪录片,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或许已被遗忘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人都有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的权利,都有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受的能力。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共鸣。
《我的诗篇》是一部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工人的另一面,更激发了我们对于生活、对于梦想、对于人性深层次的思考。在诗与远方之间,我们或许能找到更多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
纪录片《我的诗篇》的纪实美学
郑妍
北京联合大学学生
纪录片《我的诗篇》具有很强的纪实美学性。纪实美学主要强调对真实生活的忠实记录和呈现。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真实性,即追求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包括人物、事件、环境等;其二,自然性,即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和修饰,展现生活的本来面貌;其三,细节刻画,即注重捕捉生活中的细节,这些细节能增强真实感和可信度。其四,平民视角,即常常以普通人的视角和生活为切入点,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在影视作品中,纪录片代表作品有很多,比如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以平实的镜头语言展现了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细腻的拍摄呈现了各地丰富的美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场景。纪实美学让人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真实的世界,引发对生活的思考。
纪录片《我的诗篇》从选角到拍摄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纪实美学特点。该片的形式为纪录片,选角都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素人。影片聚焦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打工诗人。影片自然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又用特写等镜头语言,展现他们生活的细节。
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用诗歌来抒发内心的情感、记录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些诗篇,有的质朴纯真,有的深沉内敛,每一首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最真实的感悟和对梦想最执着的追求。他们从事着艰辛的工作,过着俭朴的生活,而诗歌却成为他们灵魂的寄托。透过他们的诗句,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在挣扎与坚持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比如片中的老井,他在黑暗的深井中劳作,却用诗歌为自己点亮了一盏明灯。他的诗让我们感受到了矿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也让我们意识到诗歌不仅存在于高雅的殿堂,更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依然可以拥有精神的追求和表达自我的权利。《我的诗篇》不仅是一部关于诗歌的纪录片,更是对人性、对生活的一次深刻洞察。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我们在忙碌之余,是否也忽略了内心的声音。它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诗歌正是他们绽放光彩的方式之一。
总之,这部纪录片很好地体现了纪实美学的特点,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更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思考和启迪。
内容来源: 北京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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