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漫漫长路

4月27日是作家林奕含（1991.3.16 — 2017.4.27）的忌辰。

本文原题《家屋》，是林奕含散落在社交媒体中的散文之一。在发布文章的帖子里她写道：“写房思琪跳楼那段，我是整个用这散文挪上去的，我想，写小说，挪用自己的经验，这在所多有马路的温度、树影、肤触...只是我挪用的例子极端点而已”。

阅读林奕含的文字，就好像忧伤做成心脏，每跳一下，就泵出一丝“活着”所带来的生疼，感受这种疼痛，是我们纪念她，同时反思当下世界的一种方式。

外公在我生日前两天过世了。

外公外婆住台北，最后一次跟外公说话，是十八岁，六年前北上台大医学的甄试，住外公家。外公的老花眼镜像滴水挂在鼻头，金丝结婚戒指埋没在肉里。大家一见面就传授我面试如何如何，而外公只给我讲川端康成。现在想起来，外公永远冰封在那个场景：橹木椅子细而黑的手臂从背后圈抱着外公，日文文库本偎在他的烂梨色大手里。

甄试四月放榜，我落榜了，而五月，外公中风了。七月还要指考。外公中风，妈妈整天哭，她不是最小，却是最受宠的孩子。妈妈朋友谈到公婆骨折，她说：对啊，我爸爸中风了。我问她开饭，她说：怎么吃,我爸爸中风了。跟她上菜市场，鱼贩子流星般把大鱼甩到秤上,鱼鳞点点飞溅,鱼贩子问妈妈：切吗？妈妈流着泪说：我爸爸中风了。妈妈像被这个句子蛊惑了。我第一次清楚地想到：

“妈妈生病了。”

▲电影《死亡护理师》剧照

出加护病房，外公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了，跟进加护病房的隐约不是一个外公。妈妈把外公接到台南照顾，救护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啼叫。妈妈在隔壁空地盖了一间小屋子，我们叫它“小木屋”。小木屋前院种了一棵黄花风铃木，懒散长枝条的毛孔吹奏出香花，风起的时候，腻亮的缘叶磨蹭捞耙着不肯掉下去，倒是黄花烘烘地一丛追赶着一丛落下去。多少黄花留在树上，就有多少黄花下到地上。外公外婆一住住了六年，六年，不够讲完一则关于亲情之忏伤的大题目，只足以让一株黄花风铃木成长、茁壮。

爸妈以为我的作家梦是对考试失利的反动，是在物理化学面前跌交，所以跟中文私奔。爸妈搞错了，那就是一次考试而已，要进医学系，再考个试就好了。我跟海海说不想生小孩，说我外婆身体不好，妈妈身体不好，我也不好，怕小孩也不好。海海说：祢身体不好是后天吧。但我想说的其实是：我怕我生出一个忧伤的小孩。

第一次大学休学之后，踏上自我毁伤的旅程。

▲电影《嘉年华》剧照

妈妈生病的主要症状是装潢，或用哥哥的话是：把房子打掉。医学上简易判断病态忧伤或正常忧伤的方法是：是否搬动亲人的物品。常看到好莱坞拍一个小儿子的房间，一切都跟儿子死去那天一样，笔记本露出整齐齿牙，钢笔礼貌地脱了帽，阳光大把洒进来——这就是病态忧伤。但妈妈的病态忧伤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有段时间住在台北外公家。妈妈上台北，没办法丝毫忍耐待在外公健康地存在过的这空间，于是把装潢都打掉。油漆搔出皮屑，木地板被挖秃，露出鼠色的水泥和不停吞呒的管线，橱柜被连根拔起，只木疙瘩、木桩木刺留在那里，大有焚林之势。施工期间，晚上我睡厚纸板，铺在泥沙上，在房间中央，像个岛。睡在一桶桶混凝土之间的机会比睡在野外还少。反正我无论如何睡不着。

有天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要重新装潢台南我房间，也就是打掉。我心想：大概不祥吧。设计师问妈妈，壁灯上那一圈窗帘绳是在干嘛？妈妈对我说，她立刻看出来了，那是，在干嘛。她说奇怪她走进那房间从来没看见。我心想：妈，对不起，但这不是我的错。一个人接触过死亡又拗回去，那败坏的气息很难不透露出来。死是种体味。同样的，一个房间的主人在里头寻死，没孰办法保证房间不向参观者泄漏它的秘密。

▲林奕含和小猫一一

我记得自己融化在床上，我的眼睛在我的肉块上各自仰泳，看着爸爸妈妈骂我的脏话，脏话呈标楷字，鬼魂一般灰阶斜体地在房间蜉蝣。在那样一个房间，除了死，祢真的没有其它事好做。糯米色的绒布窗帘绳子，两个结成一圈,挂到水晶壁灯上，脚下的椅子爬满了镂花藤。多么富丽，而一切太明显的对衬修辞都是可恶的。物质当然可爱,但前提是精神也可爱。原来被物化的爱情才真正难以挽回。噩梦醒来，也只是剥开一个噩梦，被窝藏在另一个噩梦里。

是，我的家人会很伤心，是，这不能解决问题。那谁来解决我的伤心呢？楚楚医师说：门诊每天都有自杀的病人，我们只会“邀请”那些并非以死威胁，并非以死求重视的病友“入住”我们的病房，简言之，就是“真的想死”的人。

我常常想起加护病房不熄灯，无所谓日夜，一小时抽一次动脉血，动脉针好粗，针筒欢喜地充血，而我很乖，很温驯。红的、黑的、透明的管线钻出我的身体，望上爬到各种机器上，一呕吐，心电图就会尖叫，我弹起上半身，牵扯那些管子，像风中树。也常常想起精神病房，铁栏杆的影子像棍棒。窗外棕榈的羽状大叶子像随时可以飞走，风景被栏杆切成垂直一片一片，像小时候躲猫猫，躲在衣橱里，视野乖巧地被百页割成水平一片一片。

▲电影《闭锁的病房》剧照

外公家前面的公寓管理员老看我。他不超过三十岁，每踏进巷子，就感觉到他把眼球软搭搭投掷到我脸上，我一路沾黏着那双眼球。总不能叫他停，显得自以为是。

有个秋夜，我爬出阳台的铁栏杆，站在阳台之外。高风把裙裾上的玫瑰吹胖、吹活。手抓着栏杆，脚踩在栅字式栏杆的那一横划上，连脚底板也尝得到铁锈的血腥味道。我想：“只要松手，或是脚滑，后者不比前者更蠢。”人车没有想像中小，也没有想像中少；奇怪，痛苦的时候，可以诉说的人都睡深了，这时人声却蒸腾着飘上七楼，像意义上的二手烟。还活着的人都是喜欢活着的人吗？我非常非常伤心，因为我就要死了。此时，望下看见管理员又在看我，折断似把头磕在后颈，眼神清洁，彷佛他抬头看的是雨或是云，脚钉在马路上，也没有报警或喊叫的意思。当下只有一个感觉：这太丢脸了。爬回阳台，俐落得不像自己的手脚。

回想起来，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会是我人生中最羞耻的一幕。因为甚至讨厌，所以这拯救无所谓匹配，如此留情。羞耻最大的成份正是生命力，并不是生命的特征是羞耻心。

外公是一个非常日式的人，无论去哪里总要穿西装击皮带，西装裤笔直，唯一崎岖的地方是口袋里的文库本。外公喜欢上咖啡厅，我还只喝奶茶就带我上咖啡厅，他呷一口咖啡，吃拉缅样发出窭宁的声音，说：“好，这个好”。我总说，唉额，好苦。咖啡在我的牙齿留下痕迹，但是会放过外公，因为是假牙。外公还喜欢给我做鲔鱼拌芒果，好像我从没换过牙。也无从知道我成年之后外公还会不会给我做鲔鱼拌芒果了。

▲儿时的林奕含

外公住在小木屋六年，回台南我喜欢找他说话，学电视唱歌跳舞，烬管不确定他是否听懂，也不确定他是否认得我。外婆喜欢说，外公以前最讨厌人家叫他讲国语——外婆模仿外公：“什么国语？是北京语！”外婆笑着笑着，笑出眼泪，遂哭起来了。

六年之间，外公进出急诊无数次，或肺积水，或肺水肿，都一样，反正我都听不懂，我只知道，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或是再下一次。都一样。跟在救护车后面，直驶进大学医院,每次都发出病危通知——第一次发通知，来了很多人，很多眼泪，长一辈的，我辈的。再发，就少些人。发到最后，只剩下外婆和爸爸妈妈。

外公在棺木里看起来好小好小，又变得更小，小到被塞进一个谭子里。骨头白得像外公自己。外公，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孙女，我让你最喜欢的女儿那么难过。

死亡，所谓死亡之路，不是电影里那样，晴云样的白枕头，白床单，床头香水瓶似的药罐，说完一句优雅而智慧的话，一只手扑通掉出被单外。真正的死亡之路，一张病危通知引领你走向下一张，一路消毒水如雨，灌溉出五颜六色的药丸，一颗药丸落下地，抽长出更多、更缤纷的药丸，很多吐物、脓血、屎尿，太多的眼泪。旁人再怎么爱也不能帮你吐酸水、疴硬屎，旁人只掉眼泪。从家里到医院，医院回家里，几十对往复折线，把这折线小心翼翼地拉开，像拉一架手风琴，这才是死亡的漫漫长路。恰恰跟我走回生命的路一样。

2015.03.16

文字 | 林奕含2017年4月11日的facebook

图片 | 文中均已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