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为什么说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原文标题：《马斯克：若不能在21世纪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将大难临头》，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1世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纪吗？如果是，我们最好将重点放在我们面临的紧迫挑战上；如果不是，那么关注社会的长期改善，对未来更有利。

“我一直在想眼前有哪些问题，最可能影响人类的未来？我认为，地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能源，也就是如何用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和消费能源。如果不能在21世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大难临头。而另一个可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是如何移居到其他星球。第一个问题，促使我成立了特斯拉和SolarCity；第二个问题，则让我创立了太空科技公司SpaceX。”

近日马斯克在媒体采访时谈及创立特斯拉、SolarCity及SpaceX的原因。

英国作家伊安·莫蒂默（Ian Mortimer）的书《变革的世纪》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个世纪我们看到的变革最多？莫蒂默认为，11世纪最重要的东西是城堡，12世纪是法律和秩序，13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市场，14世纪最大的变化是瘟疫（当时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口），15世纪是哥伦布，16世纪是个人暴力的减少，17世纪最关键的是科学革命，18世纪是法国革命，19世纪是通信，而20世纪最重要的变革是对未来的发明。

毫无疑问，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在20世纪的生存和死亡方式。但是，它也标记了可能更为深刻的变化。1900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未来，而今天，我们几乎预测所有事情：天气会怎样，股市又如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房，我们的退休金将价值多少，等等。我们越来越多地讲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20世纪视为现代世界开始的起点——人类从此开始考虑未来。

21世纪，迄今已迈过20年。如果说20世纪是现代世界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将如何描述21世纪？

我认为，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虽然这个世纪还远远没有过完。这并不是因为你我身处这个世纪——我们都知道，人类拥有一种将自己的时代看成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倾向。存在三个核心论点，可以证明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

危险时刻

第一个论点可以叫作“危险时刻”理据。

这个理据很简单：本世纪我们只有克服巨大的挑战才能拥有任何未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所有世纪中最重要的世纪。假如被这些挑战所击败，人类就将处于毁灭的边缘，这也令本世纪比未来的世纪更加关键。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托比·奥尔德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标准，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行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世界。”他的同事尼克・波斯特洛姆将此称为人类的“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即某些威胁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或摧毁起源于地球的智慧生命。

过去，人类不可能完全消灭自己。然而，并不算太久之前的1945年，人类在战争中首次使用核武器，发展出灭绝自身的能力。从那以后，我们不断磨炼这种死亡能力，现在地球上有了成千上万件核武器。专家们对核战争到底会带来多大的灾难持不同看法，但很显然，人类自毁不再遥远，而且每年都在变得越来越容易。

我们也朝着其他威胁文明的方式迈进——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从基因技术到人工智能。随着我们侵占自然并把地球人口扩大到80亿人，病毒可能反复来袭，这是与我们作为一个“成功”物种必然相伴的灾难。气候变化不会使地球变得无法居住，但它肯定会使其变得更脆弱，弹性更低，全球协调性下降，并且更容易受到生态系统或地缘政治环境的其他冲击源的影响。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于颠覆性AI技术究竟是10年还是200年到来并没有共识，但许多人同意，除非经过精心设计，它的降临将会是灾难性的。

根据存在风险论，从我们发明各种自毁方法到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现，令我们可以通过协调而系统的方式解决挑战，而不是依赖运气的时期，构成历史上的枢纽期（the hinge of history）。只有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采取明智的行动，人类才将得以度过最危险和最具决定性的时期。没有度过这个时期之前，你我他、每一个人，都是凭借着运气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偶然性。

不能确定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正好是一个世纪之久；它很容易持续数百年。但极其明显的是，枢纽期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我们每年仅靠运气生存，那么到了某些年份，我们会倒霉。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保罗·艾里奇最有名的著作是1968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该书认为世界人口当时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出版社的决定，他的妻子安妮·艾里奇没有成为《人口爆炸》一书的共同作者。但之后的很多书和文章都署名为艾里奇夫妇。

这对夫妇写过一本书叫《灭绝》，前言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很快就在生态学术圈中流传开来，就像“人口炸弹”的比喻对外界发生巨大影响一样。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名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有飞机掉下来。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无从知晓究竟哪一颗铆钉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艾里奇教授却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这个寓言精妙地显示了，我们每一年都在依靠运气生存。因此，存在风险的研究者希望我们能够结束导致危险的全球局势，而不是仅仅试图度过每一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将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

价值锁定

第二种理据叫作“价值锁定”。

价值观锁定的观点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为更遥远的未来的人类后代锁定一种特定的路线。如果这样做，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会锁定未来道德进步的潜力。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将意味着，把有关人类价值观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有效地置于人类控制之外。如果我们对率先问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进行编程，让它分享我们的价值观，那就是它会做的，哪怕我们后来决定我们想要某种不同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阿兰·图灵密码破译小组的首席统计师兼数学家I.J.古德，大概是清晰阐述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第一人。在那段写于1965年、后来被经常引用的名言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把超智能机器定义为具备超越所有聪慧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考虑到设计机器是智能活动的一部分，那么超智能机器甚至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诸如‘智能爆发’这样的局面，人类智能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创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当然前提条件是这台机器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

在《超级智能》一书中，尼克・波斯特洛姆循着古德的思想认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发明了超越人类大脑一般智能的机器大脑，那么这种超级智能将会非常强大。并且，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而不是它们自身一样，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超级智能机器……一旦不友好的超级智能出现，它就会阻止我们将其替换或者更改其偏好设置，而我们的命运就因此被锁定了。”

所以，超级智能带来的挑战,很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挑战。而且，不管我们成功还是失败，这大概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后一个挑战。“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娴熟的技术以引燃智能爆炸，我们还要能在更高水平上掌握控制权，以免我们在爆炸中身首异处。”

大多数关注“价值锁定”的研究人员都在考虑人工智能问题。不过还有一种更一般的说法。牛津大学学者威尔·麦克斯基尔将其总结为：“最关键的点是,我们如何开发用于设计谋划人类后代的动力和价值的技术（可能通过AI，但也可能通过其他技术，例如基因工程或先进的洗脑技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一步形成的是足够专制和强大的威权，新技术可能意味着子孙后代将无力推翻或改革它。

群体行动

关于21世纪如何与众不同，还有最后一种理据。在大多数历史上，即使人类就某一种行动方针达成一致，整个世界也无法围绕这种方针进行协调。而全球通信技术已经改变了这一点。

在涉及人类交往的情况下，群体行动问题无处不在，因此是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声称，“群体行动理论是政治学的中心主题”。任何时候,只要个人在不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可以从他人的昂贵行动中受益，社会就会面临群体行动的困境。而在如此困境中，人类并非一筹莫展，是可以找到应对机制的。21世纪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实行这样的应对机制，由此在全人类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并开展共同行动。

同样，在大多数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或者根本没有增长。而现在，经济正在快速地增长，各行各业都充满了变革性。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因为各国仍然在使用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幸福感，这个标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既需要捕捉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也需要重视劳动力技能（人力资本）、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和环境价值（自然资本）。

形成未来的两条道路

所有这一切，使得21世纪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时刻，也许是决心改变世界的人们被赋予这样做的非同寻常的权力的时刻。听起来，有关21世纪是否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的宣称，不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似乎都是主观抽象的看法。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绝非无关紧要。

如果21世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纪，那么对长期未来而言，最好将重点放在我们面前的紧迫挑战上，比如将我们所有的资源都用于应对即将到来的最大威胁。而如果它并不那么关键，那么专注于我们如何塑造子孙后代就更有意义了——也许建立新的长期机构、资助哲学和伦理研究以及努力改善网络时代的教育，对未来才是更重要的。

一些研究远景的人认为，我们最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使远景变得美好。所谓有针对性的干预好有一比，就像阻止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其他人则倾向于以非常广泛的方式来帮助形成遥远的未来，例如使民众变得更加利他、受过良好教育或富有同情心，相信无论未来遇到什么问题，这些方式都可能提供帮助。由此，判定本世纪是否独特，或者至少是非同寻常，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决断：到底是有针对性的干预好，还是广泛的帮助更好。

我想引用过去十年来，量子技术的快速增长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未来虽仍然是不可预测的，但幸运的是，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不可预测性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实际上，可以将两个量子位锁定在一起，以使它们各自都不确定，但同时它们又可以完美地实现同步——两个量子位均为0或均为1。也许它也为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提供了一个教训。通过负责任的计划，同时也包含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可以提高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概率。

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看待本世纪的威胁，可能会大大影响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威胁。而当全世界最需要大国携手处理一些关键事情的时候，中美却在分道扬镳。这进一步加剧了我们面临的风险，更加使得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