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文集》与他的学术研究：从苍茫中走来的“豪放派”

十卷本的《孟繁华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8年4月出版，集中展示了孟繁华在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学术成果。文集中，除了《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是新结成的集子，其余著作如《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以及三册《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作品卷、文学现场卷、文学思潮卷）等均是再版本，《1978：激情岁月》《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更是多次再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是能够体现出一位学者“辨识度”的作品，素来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著作以历史化的方式勾勒出孟繁华的学术足迹，同时也为八九十年代学术转型以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份记录。

忍不住的关怀：终究是问题中人

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的后记中，孟繁华谈到一个困扰着他的基本问题：“做学术中人还是做问题中人。”在二十世纪的尾声，在对红色中国的文学遗产进行了深度清理之后，他依然为此左右彷徨，以至于不无感伤地写到：“也许，就在这犹豫不决之间，我们的身影已经渐渐远去。”不论为人还是为文，孟繁华以其一贯的洒脱与激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在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字里行间，他却常常是一个困惑者的形象。这种困惑何以产生？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回溯他的个人学术史，我们会发现这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对于孟繁华实则具有“原点”的意义。

这个问题的产生植根于八九十年代学术转型。关于九十年代的学术，李泽厚做出过“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概括，王元化提出“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陈思和则倡导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离开广场，重进书斋。这些学者进入问题的角度、表述问题的方式各有差异，但着眼点都是思考在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学人如何在时代中找到位置，确立学术立场。

陈平原谈到这种转折的内在理路时说，“九十年代以后，好多学者抛弃大字眼，转而讨论具体问题，或者说，希望把对‘主义’的理解和坚持，落实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中。” 然而，回顾整个九十年代，孟繁华的学术研究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大字眼”的关注。如他的博士论文《梦幻与宿命》，在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中，讨论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与心灵史，表达对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的关切。如论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部结构》，冀图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内部结构以及相互间的联系的梳理，重勘当代文学的根基所在。再如《1978：激情岁月》，以“结束和开始”的意义定位1978年文学转折，并进而分析结束了什么，开始了什么，也就是说，何谓当代文学的前史与起点。他追随谢冕先生重构百年文学的整体框架，以先锋的姿态不断挑战当代文学的核心命题。

另一方面，他在向读者展示着雄辩与自信的同时，又仿佛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若隐若现的感伤情绪。“苍茫感”这个词汇在他这一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中被反复提及。这种苍茫感既是身处时间下游的学者对百年中国文学历程的总体判断，如谢冕先生在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所做的序言中说，“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同时，它也是学人对九十年代的感性表达。“苍茫感”指向的是这样一种时代情绪：“与历史的断裂感，洪水出闸般地掠过人们心中的堤坝，对自身生活丧失解释力的苍茫感，被许多人隐约感到。”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激昂，九十年代的话题则要沉重得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专注于经营自己的小世界的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不会生出苍茫之感的。只有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此时此刻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一种同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个体完全向外部敞开，将民族国家的历史视作血肉之躯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才能够以这个词汇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苍茫感”连同他对“大字眼”的关注，揭示了孟繁华作为一位学者的“思想情感方式”（李泽厚语）。对应着他的困惑，这决定了他只能是“问题中人”。

无疑，那种纯粹地做学术的方式，在象牙塔中皓首穷经，就像遇到梅菲斯特之前的浮士德一样，把哲学、医学和法律等人类学问吃透，对于孟繁华同样具有无尽的诱惑。可是对于许多当代学人来讲，“梅菲斯特”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人物，它早已内置于他们的生命之中，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结。尽管“广场”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空间被限定在大学、科研院所之中。即便如此，他也要在“学院派批评”的旗帜下擂鼓。“学院派批评”这个概念在今天大约总能使人联想到科层制，联想到规范、形式、毫无生气的流水线论文。但在当代文学中，理论主张更多地要从关系概念而非主体概念的角度辨识。只有在一种关系之中，在与对立面的剥离中，它的所指才能呈现出来。就这个概念而言，它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庸俗社会学的反拨。“用一种很知识化的方式，即学院派批评的方式来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以此屏蔽庸俗社会学对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干扰和强侵入。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强化，使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不作宣告的质疑。”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理解方式在今天尤其有意义。它昭示的是学者的主体意识和学术的自由空间。学院可以是犬儒主义的温床，同样也可以是学者的阵地和堡垒，这不是“学院”本身的问题，而在于选择。当然，“学院”同样是一个历史化的词汇，它所标示的背后的那套运行机制、评价体系，在九十年代和当下的学科制度也已发生了流变。

于是，在这本书再版重印时，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回应：“其实，如果一生能够平静地与学术为伴，也实在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但在红尘滚滚的今天，能做到这样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做当代的学术史，本来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只要变成文字就是‘参与其间’，只要表达就是一种态度，当代的学术大都与‘问题’有关。” 结果是，即使坐在书斋里，他也要探出半个身子去看看门外正在发生什么。对“红尘滚滚”的当代中国，他始终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忍不住的关怀”借用的是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一本著作的名字。这本历史专著以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为个案，展开了对1949年前后书生与政治的研究。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生，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政治，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总能生发出许多话题，让学者争辩地面红耳赤。这其实也是“做问题中人”的隐在指向。有意思的是，在杨先生另外的文章里，我看到了与孟繁华近乎一致的表达方式：“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人生经历、个人素质以及不能割舍的家国情怀，其实已经决定了“做学术中人还是做问题中人”这道选择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孟繁华为什么会将学术称之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宿命。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在评价谢冕先生的学术思想时，孟繁华谈到，“他的每本著作或每篇文章，几乎都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联系着每一时期重大的理论命题……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的命运始终是谢冕从事文学研究的宏阔背景，他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研究而研究的所谓‘学术中人’，他的文学功用观前后虽然有过不小的变化，但他始终没有动摇的则是文学力求‘有用’的看法”。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孟繁华。从师徒两代人的学术立场中，我们看到了学术传统的传承。往远了说，这也是北大学术传统中生生不息的一条脉络。

在历史的苍茫时分，孟繁华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回望、清理，重建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立场，确立了治学的思想情感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之于孟繁华就具有了“学术原点”的意义。孟繁华个人的学术历程，也为我们勘察九十年代纷繁的学术图景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个案。如此说来，《孟繁华文集》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一代学人的心影录。

理想主义与审美趣味

这种学术立场的确立自然与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摩罗在孟繁华的批评和研究中看到了“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即“八十年代被谈论得最多的那些命题，诸如理想、价值、意义、正义、精神、灵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识分子性、反思、批判等等”。 这些“八十年代的礼物”，使得读者可以在孟繁华的文章感受他对于理想主义的守护。他的学术品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在被不断言说。 而在笔者看来，除了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之外，在他的学术立场的背后，还有另一条隐秘的精神脉络。

在《心灵的报告》中，孟繁华提到一首令他不能忘怀的手抄诗。这首诗“是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诗中有强烈的格瓦拉革命输出主义的思想，参加大战的红卫兵终于又一次攻占了‘冬宫’，而他们却饮弹身亡。这样的情形让我激动不己热泪盈眶，就如同后来最喜欢的文艺作品是歌剧《江姐》、样板戏《杜鹃山》、《沙家浜》、电影《大浪淘沙》一样。” 这首诗名为《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初期流传很广的手抄诗。作者据说是臧平分，1966年北京101中学的毕业生。孟繁华提到的红卫兵并不是牺牲在当时的“苏修”大本营冬宫，而是“美帝”最后的堡垒——白宫。诗歌以“我”在大西洋彼岸的异国陵园里，向长眠于此的战友告别为序曲，回顾了“我”和主人公并肩战斗的历程：

我们曾饮马顿河水

跨进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原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

踏着《国际歌》的颤点

冲杀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哭墙

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

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灯火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炊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在最后的“白宫战役”中，主人公在“攻上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之前，为“我”挡住了暗处的子弹，最终长眠于异国的陵园。研究“地下文学”的杨健先生将其称为“政治幻想诗”。在今天看来，它的幼稚、拙劣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哈维尔对捷克水果店前的政治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做的分析一样，我们很难说它近乎空洞的排比和狂热的革命输出主义有什么实质内涵。然而，可以想象，对于一个要扎根于莽莽林野的“知识青年”而言，在这个将烈性白酒列为必需的劳保物资的地方，这首诗歌提供了当代文学中疆域最为辽阔的文学想象。连同它的磅礴激情，无疑为孟繁华提供了短暂地超越于外部世界的契机。尤其是红卫兵最后的牺牲，这种献身精神、理想主义的情怀让他热流涌动，提供了精神的满足和力量。即使在九十年代年代以后，外部已经变得“红尘滚滚”，他从贫瘠的文学年代中萃取出的养分，依然能够为他提供精神支持。于是，我们在《众神狂欢》的末节，看到了孟繁华毫不隐晦地宣示他的“新理想主义” 的立场。直至今日，他仍然以此自律。

以这么长的篇幅介绍这首诗歌的情况，是因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辨析出孟繁华的精神气质和审美倾向。相对于别着功勋章跨过凯旋门的勇士，他更钟爱这位离胜利一步之遥的英雄。这个红卫兵在最纯粹的意义上践行着理想主义，并将自己的实践停止在最恰当的状态。他的牺牲意味着如下场景将不会出现：理想主义的激情和狂热转化为一种破坏现实秩序的力量，从而走向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说，孟繁华是在务虚的层面上守护着理想主义的立场。如他所言：“文学家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肯定文学的理想精神，它的有限性已蕴含于文学的有限性之中……它仅仅是文学家所持有的一种情怀，是人类于现实而言的一种补偿形式。”这种有限度的理想主义使得孟繁华可以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显现不同寻常的格局和气象。在这个碎片化的“小时代”中，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基于这种情结，他将更多的偏爱投注到浪漫的、崇高的、悲壮的，充满着英雄气息的这类美学风格中。反映到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命名方式：《悲壮而苍凉的选择——陈骏涛的文学批评与批评家的宿命》《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小说之外：那个单身鏖战的人——重读<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文学主流溃散后的乡土叙事——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新变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看待现实问题并作出回应的一个视角。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也在塑造着文字背后的那个人。

这也决定了他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不单纯地是出于知识需求，同时也有寻找精神共鸣的意图。如他对于葛兰西的接受，不仅是缘于“文化霸权”等概念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启发，同时也是有感于了葛兰西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纯粹思想品格”，感叹“这个时代，距离葛兰西的精神已经十分遥远了。” 另外一个可做佐证的例子是他对布鲁姆《西方正典》的钟爱。这是他给每届研究生都要开列的必读书目。平心而论，《西方正典》完全是一部“西方之书”，它的问题意识和处理方式与孟繁华的旨趣不无暌隔之处。除了“方法”（经典意识与审美自主性），他更为赞赏的是，布鲁姆能够在“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 的美国批评界，做一位单枪匹马、只身应战的文化英雄。他体现出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以及高昂的英雄气质，或许是吸引了孟繁华的原因。这种接受心理，其实与上面的“问题”意识一脉相承。这意味着他不会去做一位理论家，而要在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学问题时，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介入到文学现场中。

文学批评的三角形模型

在笔者看来，孟繁华的文学批评有如下三个重要概念：人（世道人心）、时代（历史与现实）和人物形象（青春形象）。这三个概念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三角形模型”的批评范式。在这个模型中，作品越是接近理想的中心点，达到三者的平衡状态，就越是接近他对文学的期待。反之亦然。论述作家石一枫的文章时，孟繁华说道：“作家记录时代生活，同时也必须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情感和立场，并且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回答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特别是青年的精神难题。” 这段话可以视作对这个批评模型的阐释。在他看来，“文学活动，说到底是处理人的精神事务的领域。如何通过文学表达我们与现实的关系，如何通过文学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并通过文学实现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应该是所有文学家的共同追求”。 他反对“甜蜜批评”和“酷评”，提倡“合宜”的文学批评，即不高不低、不偏不倚。追求“合宜”，就必然要求批评家恪守一个言之有据的标准。可以说，上述理念与范式就是他进入文学批评的“尺”与“秤”。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路遥的评价中，他为何盛赞高加林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而对孙少平的价值有所保留。他认为路遥“有《人生》这一个中篇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原因在于“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冒险家和那个生机勃发的时代构成了同构关系。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呼唤这样的人物”。而《平凡的世界》则是一个更多地受到外力影响的文本。“一个作为文学人物的个人冒险家和通过社会运动推出来的作品是两码事。” 在正反考辩中，路遥的意义与批评者的立场，都得到了清晰的表达。

基于这种批评理念和范式，孟繁华期待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发起挑战。他竭力呼唤青春，呼唤能够表达我们当下情感方式的文学人物。正因此，他与“先锋文学”审慎地保持着距离，能够以历史化的方式面对这段亲历过的文学潮流。他在高度评价先锋文学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并“最后摧毁了旧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已被广泛认同的文学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它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设定了限度。最终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宣告了“先锋文学的终结” 。

孟繁华的思想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渗透到这个批评范式之中，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位“豪放派”的文学批评家，而不可能是一个“婉约派”。他不畏于对当下文学作出总体判断，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组共同以“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为副标题的论文：《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与《失去青春的中国文学》。“当下中国文学”亦可理解为“新世纪文学”。孟繁华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要“强调对当下文学的关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倡导，作家能够更加认真深刻地反省、检讨和表达当下的生活。对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就是对当下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及文学生产环境的研究，它是批评家和学者参与当下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的方式之一”。 同时，它又是百年中国文学顺延下来的自然结果，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为学者的介入提供了空间。三篇文章中，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是以此为思想背景。

在文章里，面对他所喜爱的“50后”作家——这批八十年代的文学英雄，当代文学变革的推动者——他痛惜他们的“衰败”，“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而是竭力地维护当下的文学秩序和观念，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 他们在八十年代重建了中国的乡土文学，并以其文学成就巩固了乡土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主流地位，但他们却驻足在历史的站台上，对表现乡土文明的崩溃和内在的复杂性力不从心。与之相伴，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崛起，并进入到文学领域。然而，建构中的城市文学由于“先天不足”，始终没有发育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在当下，城市背后深层的东西依然没有被揭示出来，存在着如下问题：“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城市文学没有青春”、“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 沿着这个思路，孟繁华提出要重建中国文学的青春形象。在他看来，青年形象表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作品，正是因为在涂自强的身上凝结了时代的青年问题，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青年之殇的表征。因此，他认为涂自强是高加林以降“最有力量的底层青年文学形象”。“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但是，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成为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命运还是不放过他。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这已不单是对文学内部问题的诘问，已经从文学审美走向了社会批判：“如果一个青年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哪怕卑微的理想或愿望，那么社会自身是需要反思的。”

介入现场、做出判断、表达期待，这些质素使得孟繁华的文学批评在当下别具一格， “使批评这种易逝的文体开始分享有重量的话题，并在当下的学术格局中找寻到了别的文体所不可替代的位置”。 也就是说，批评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种有力量的表达方式。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浅水湾萧红墓前做了一次简短而又极为精彩的即兴演讲。他谈到“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的还是看精神上的年龄”，要看有无“年轻精神”。在科层制的规训中，如笔者般的青年一辈，不少人年纪轻轻，却已经成了“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做些不痛不痒的规范“论文”，宛如朽朽老矣的文抄公。与此对应，孟繁华却不断以他的雄辩与激情为文学批评注入活力。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当下批评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又十足是一位“青年学者”。他通过自身的文学实践，塑造了批评界中的“青年形象”。这让我们看到，那个世纪末的“身影”一步步从苍茫中走来，不仅没有“渐渐远去”，反而走得步调铿锵，愈加显现出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