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雨珈：如何做一名自由译者？

2018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鱼翅与花椒》一经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英国作家扶霞笔下的四川风味活色生香，饮食制作过程妙趣横生，该书不仅深描了美食的美妙滋味、制作细节，还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提供了多元有趣的解释。

曾有不少人误认为《鱼翅与花椒》是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作品，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本书译者的“隐身”及其翻译水平之优异。此书翻译也获得了《风味人间》导演陈晓卿、知名媒体人许知远等的广泛赞誉。

何雨珈亦凭借此书获得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文学翻译的提名，奖项提名认为“她的选书和译作，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展示出一种清晰的自我判断与取舍的脉络，把她个人对生活的高度热情与更普遍的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在每一次翻译的背后，何雨珈都尝试与作者建立强烈的共情，并且将其自然转化为对文字的感受力，以便将这种好奇与温度传递给下一位读者。”

何雨珈从专职从事翻译伊始，四年间翻译了600多万字，其中包括了《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鱼翅与花椒》等非虚构类作品，也有《纸牌屋》、《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等虚构小说。

何雨珈的职业翻译道路也曾面临困境：家人对“自由译者”职业的不解，收入来源的不稳定等。在成为自由译者之前，她是成都某知名高中的英语老师，这是众人眼中稳定和体面的职业。好在，她终于凭借自己的坚定和努力，走出了一条自己满意，也受到业界认可的自由译者之路。近日，她的翻译新作《看不见的美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澎湃新闻专访了何雨珈。

【对话】

“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虽有套路，但确实精品频出”

澎湃新闻：你近日出版的非虚构翻译作品《看不见的美国》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何雨珈：这本书以细腻生动的女性视角，描绘啦啦队员、女卡车司机等一些人群，写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幽微。里面写到的任何人，其实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平时不为我们所关注的普通人。她去感受地下一百五十多米煤矿工人们的恐惧与喜乐；去了解北极圈以北油井工人们的过去与现在；她和采蓝莓的农人同行；和养肉牛的牛仔攀谈……她深入到各种各样我们平时根本视而不见的行业，去探询和了解，并检讨这个冷漠的社会，就像她在前言中说的，我们的冷漠，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答案也许会让所有人赧然。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你翻译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从《东北游记》到《再会，老北京》，再到现在的《鱼翅与花椒》和《看不见的美国》，有些人评论这种外国人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里面的写法过于讨巧充满套路，对此你的看法是？

何雨珈：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来看，《再会，老北京》是作者迈克尔·麦尔当时和女朋友谈恋爱，他们发现北京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到忧伤的城市。大概半个月前和女朋友去过的街道，半个月之后就变了一个样子，特别是申奥成功后，大规模的拆迁更多了。当时他希望能够有一本书，讲述那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都去哪里了，但他没有找到，所以就干脆自己写了一本。《东北游记》是他的孩子出生了，那么美国是爸爸的根，东北是妈妈的根，这个孩子应该有两个文化的根，对吧？所以他想给孩子描绘其中的一个根，于是去东北关注农村生活，从四季到城市的历史。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是非常真诚和单纯的。但是读者会有这样的意见，可能就是因为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包括他们所记录的中国文化，和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我翻译他们的书，肯定对其中有些看法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的工作是要把它的原意传递出来。

其实坦白讲，你看他们（尤其是那群经历相似的和平队出来的人）的非虚构作品看多了以后，会发现他们都是一条精品流水线出来的，写法都很类似，有观察者和融入者两个视角，抽离出来的观察和深入其中地方历史进行研究。读多了以后，你大概就会有“尽管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大概接下来作者会写什么”的感觉。但是我仍然很喜欢这条流水线，因为出来的都是精品，每一本都好看。

翻译就算是背叛，也应一步三回头，尽力传达原文意蕴

澎湃新闻：你已经在翻译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你现在对“翻译”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体悟吗？

何雨珈：翻译到现在，我会觉得翻译是一步三回头的背叛。有一句话是“翻译即背叛”，翻译是很遗憾的，因为无法传达出源语言表达所有的东西，这很像背叛，尽管这个语气似乎有点重。我的感受是，自己在两种语言间穿梭，无可否认的是翻译必然无法准确体现源语言的感觉，但你必须回望它，不能舍弃它，站在作者书写语言的这边，即使作为翻译者你要背叛它。因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翻译难，翻译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而且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澎湃新闻：文学翻译常常提到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你的翻译理念是什么呢？你有比较推崇的翻译家吗？以及你所厌恶的翻译是什么？

何雨珈：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实在算不上专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对于翻译，我有自己的标准。首先就是，读不出翻译的痕迹，不应该有别扭的（翻译腔）感觉。第二个，站在理解原文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翻译应该传达原文的感觉。如果英语原文感觉是通俗易懂的活泼的，那翻译就应该活泼的通俗易懂的；如果原文是晦涩的，你的翻译也应该是诘屈聱牙的。

在翻译中，我有很不喜欢的一些处理方式，例如硬将外国人名翻译成中国式的人名，因为外国人名是有自身一套体系的，不能用中国人名的体系去套。除此之外，我也不太喜欢追求过于有“文化”的翻译方法，比如把西方诗歌翻译成中国的古体诗。这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以前翻译过一本惠特曼的散文集，我那个时候就是脑子抽了，硬把里面的诗歌翻成古体诗，尽管也有人会喜欢，但是我现在看了会觉得很尴尬，幸好销量不大。英语有自己的韵律，中文也有，为什么非要硬生生去套？

英语喜欢押头韵，中文喜欢押尾韵，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当然很不错，但是像前段时间流行的，古风翻译英文歌词就极度糟糕，首先和原文不太相符，其次拿中文里的体系硬去弄，比如一首诗，就非常糟。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可以接受的，比如石黑一雄上海译文出版的系列，书名就都是“莫失莫忘”、“远山淡影”，我去听了翻译老师的讲座，我觉得他的翻译理念是成系统的，可以说服我的，是很有道理的。况且译者是不定书名的，书的标题翻译往往需要和编辑的沟通，编辑的权力会更大一些。

说起我喜欢的译者，老一辈翻译家里我很喜欢吴劳，他翻译了很多经典，比如《老人与海》，是我们学英语的启蒙读物。一开始我年纪小，看海明威，就只知道一个淡淡的意思，就是这个老人好坚强，后来老师教授我们相关知识后，我再去看吴劳的译本，我才感觉，吴劳真的把海明威传达出来了，包括那种用词的干净简练，以及老人硬汉的整个风格。而且吴劳并不是单纯去翻《老人与海》这本书，他是看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理解了海明威的整个人格，所以才能翻译得这么好。

还有一位老先生是王佐良，大概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他翻译的培根，我觉得特别精彩，好奇这是谁写的文章。后来知道他是北外的教授，我就想考北外，不过后来知道他95年就过世了。但是他真的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经典，英文诗歌翻译了很多，都很棒，而且他的研究做得也很多，英语文学理论建树很高，特别是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如果是比较新的，我很喜欢刘宇昆，不过这是中翻英的；陈以侃我也很喜欢，不过他的主要身份是书评人，之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后来也出来做自由译者和撰稿人了。

澎湃新闻：你翻译书籍的类型很多样，对翻译的书籍，你会用什么标准来选择？

何雨珈：一开始，我有什么书就翻什么书，因为我那个时候活不够。适逢《纸牌屋》的编辑问我要不要翻小说，尽管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从小说转移到了非虚构作品，但我立刻说“要翻”，因为我很喜欢同名美剧。后来又翻了迈克尔·麦尔的一些作品，还有《鱼翅与花椒》，再后来又翻了小说《伯纳黛特，你要去哪》。这本虚构小说一开始是我朋友把原版从纽约带回来给我的，是很浪漫的故事，很美好的小说，我觉得是这本书找到了我。因而尽管现在我翻译的非虚构作品比较多，但遇到了自己很中意的小说我也不会拒绝。我一般会先看编辑发给我的样章，如果我觉得语言特别得合眼缘，而且时间上可以调整开来的话，我就会翻。

现在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女性主义文本，我也会欣然去翻译，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非虚构的写作者中，迈克尔·麦尔、何伟他们都是男性，但近日出版的《看不见的美国》的作者是女性。这本书的写作有不一样的深度，还有更为温柔细致的视角。它写了13个人群，以细腻生动的女性视角，描绘啦啦队员、女卡车司机等一些人群，写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幽微。

我很重视非虚构作品的翻译，除了有自己的喜好之外，还觉得非虚构作品会为一些人发声。比如有人提问说，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市面上流通的，包括我自己翻译的《当呼吸化为空气》、《最后的告别》，有非常强的中产色彩。我一方面觉得这是话语权的问题，没有办法；但另一方面，也期待非虚构作家能为我们描绘其他阶层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对书有一些标准，比如这本书一定要是有营养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翻过一些，比如《希拉里的领导力秘诀》，尽管这本书我在翻译中也积累了经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确实是觉得它的营养欠佳，里面有一些拼凑的东西。其次，语言一定要好。当然我也有遇到过，看样章觉得很有眼缘，语言特别好。但后面全部都是重复，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写什么，这种我真的很痛苦，但自己挖的坑，跪着也要走完。至于其他方面，我对具体的领域和内容没有特别的挑剔。

澎湃新闻：你翻译的书籍类型中非虚构的作品居多。请问在翻译这些非虚构的过程中存在些什么困难吗？又是如何克服的？

何雨珈：我之前翻译过《鱼翅与花椒》，这完全在我的翻译“舒适区”内，她描写的内容完全是我熟悉的，而且我和作者沟通也特别多，她有微信，也懂中文，有时候她会用中文和我解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的话就是特别容易饿吧，然后长胖（笑）。但是《看不见的美国》里面涉及了很多美国文化的东西，作为美国人写给美国人看的作品，很可能身处文化之中的人才能明了其中况味。比如其中讲到了美国三条移民的线路，作者将其描摹比拟成河流。起初我以为作者写的真的就是三条河流，但一直查不到是哪条河流，后来我查了美国移民的相关文献，并查到了作者的email，然后发邮件向她请教确认，才最终将此问题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我喜欢非虚构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作者都活着，而且很好联系。

除此之外，《鱼翅与花椒》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可以和作者商量如何将它翻译得更适合中国人阅读，在英文原文中，解释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名物，例如苍蝇馆子等，这些我们在中文版中就不必解释，可以翻译得更为本土。换而言之，这本书的翻译可以做一些比较自由的规划。然而《看不见的美国》一定会带上美国文化和语言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无法规划翻译，在翻译时，我肯定想尽量保持“美国味道”，但又不让中文读者看着太晦涩，不顺畅，所以我一直字斟句酌，在翻译中不断考究语言。其实《看不见的美国》是在《鱼翅与花椒》之前翻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当然现在也没有很成熟，所以在翻译完《鱼翅与花椒》之后，我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并改了曾经不成熟的翻译，但有些不成熟的痕迹我没有改。这些处理改动，肯定有些读者会很喜欢，有的不喜欢。我很希望听到读者的想法。

但这些困难，包括翻译《看不见的美国》时遇到的障碍，对我而言都不是困难，而是乐趣。例如，本来我不清楚“三条河”，然后当我把它查出来的一瞬间的过程是很开心的，查出来的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

一场车祸成为自由译者的契机

澎湃新闻：本科学英语，研究生学新闻你是因何契机开始从事笔译的？

何雨珈：我本科毕业遇到车祸，躺在床上开始翻译书（我认为那时候笔译生涯就算开始了，那时候翻的是一些女性主义小说），之后我去港大读书，遇到了迈克尔·麦尔，他是我们的老师，我很喜欢他，于是港大毕业后翻译了他的《再会，老北京》，这是我笔译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开始从女性小说转向非虚构作品。和迈克尔一起在北京宣传《老北京》，恰好《纸牌屋》的编辑也参加了一场发布会，他找到我，希望我翻译《纸牌屋》。这本书虽然我翻译得不算很出色，但这算是第一本畅销书，让出版业更多人知道了我。

尽管最终没有从事新闻行业，但我仍认为，我在新闻专业的学习，有诸多重要的收获。第一个收获，虽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确实如此，就是新闻使我更多关注纪实类作品，非虚构类的文字。在新闻专业读书时，我很喜欢非虚构的特稿写作，还喜欢描绘城市的书籍，例如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缅甸，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以及何伟的《江城》。我很早就开始阅读何伟的书了，不仅关乎其内容，而且还和他特殊的文字笔触有关。在我读书时，我们会把他的作品作为重点材料加以阅读。第二个收获是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新闻，不喜欢那种过于实在的感觉，以及新闻业中“我”和“采访对象”的“工作关系”。

澎湃新闻：港大毕业以后你做过一段时间老师，那又是什么契机让你下定决心做一名自由译者？

何雨珈：一开始我回四川后，我爸妈觉得做自由译者特别不靠谱，就一定要让我找一份五险一金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成都某高中当老师了。我非常喜欢上课。我全心全意地和学生们分享关于英语的知识，学习语言的方式，他们也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会试着去告诉他们，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途径，让自己可以用新的方式欣赏、看待这个世界。但除了上课以外，可能因为我比较自由散漫，体制内的其他方面就不太适应，所以就和家里人磨，最后还是辞职了，开始了我自由自在的译者生活。不过直到近一段时间，父母看到了外部的赞扬，才觉得自由译者是一个ok的职业。

澎湃新闻：自由译者的生活会孤独吗？会不会和你想象的生活有所不同？会不会有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

何雨珈：此前我从未想象过自由译者的生活，我是因为车祸才开始做翻译的。有些自由译者老师很沉稳内敛，但我很喜欢在人群中插科打诨，而当我读到好文字的时候，我会特别激动，打电话发微信语音给朋友分享。在我翻译《鱼翅与花椒》的时候，我在家特别安静，全身心沉浸于其中，我先生在旁边看书陪着我，有时候我会对他说：“这里写得好棒啊！”“这里翻译得真棒！”所以可以说，翻译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躲在作家背后，身处非常安静的角落，工作时我觉得特别充实，不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躲在作家背后的安静角落和我热爱表达，这并不矛盾，我很喜欢这两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我。此外，因为我比较开朗，我会为自己喜欢的书吆喝，出来抛头露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它们。

不过我日常的状态是一个人在家中待一整天，这种生活的比例更高一些，而且我也更愿意待在家里一整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自由职业者这个群体。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需要有意思的朋友，刚刚你说到的“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趣味相投的朋友圈，这个圈子其实特别小。但是如果你让我在职场，可能第二天我就受不了了。如果让我在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整天，和待在家里翻译一整天，这两个中做选择，我会觉得出去和朋友玩更累，我更享受自己在家里翻译书。但我也有自己的表达欲望，可以和一拍即合的朋友分享。我现在想说，这是我主动选择的生活，把社会不好的一面屏蔽了，能够拥有这个权利是特别幸福的。

澎湃新闻：有些读者对翻译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对你的翻译提出严苛的批评，对此你的看法是？比如对《伯纳黛特，你要去哪》，有些读者认为翻译中出现了过多的网络用语。我也查阅了一些对这本书的评价，有一些人会觉得活泼过头了，有些人会觉得很可爱。

何雨珈：但是这个小说英语原文里面，就有很多的网络语言，比如很多缩写。比如LOL我能翻译成“大笑捶地”吗？有些地方说“cute”，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说出来的，肯定要说“很萌”啊。根据语境经常需要网络用语来翻译。甚至有些人认为我的翻译太跳脱了，语气词太多，可是实际上我当时读到的感觉就是很活跃的，而且我认为翻译应该把自己读文本时候的感觉传递给读者，所以我这么处理。尽管我每次都尽力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但对于翻译，我永远都会觉得有遗憾。虽然我一直强调译者应当隐身，但同一译者，读同一本书，在不同的阶段，感觉还是会特别不一样。比如翻译选词，在翻译的那个时间段，你所有的选词都是在你所熟知的词汇里面抓取。但是如果你交稿之后，你又读了其他的书，或者又有了新的感受，就像我经常在家里突然意识到了某个地方翻译错了，或者是某个地方理解错了，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我可能对某个原文的理解更为精准了。

读者的爱好众口难调，但我一直坚持两条标准。首先，我希望尽量传达我读这本书的感觉，至于读者是否喜欢我读到的感觉，我有时管不了那么多；其次是我希望自己翻译出来的作品有中文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中文读者所接受。翻译过程中肯定无法逐字翻译，因为中英文在语序用法方面毕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更希望自己的译文读起来流畅生动，这是我理解的信达雅中的信。

说起评价，让我最开心的评价是，有读者说“一开始我以为是用中文写的”，或者有些人不太注意译者，他会直接说“作者写得真好”。早先有人评价《纸牌屋》说像机器翻出的，那一刻真的好难过。还有《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的评价里，有人说“看到何雨珈的名字就知道我不会喜欢”。如果是三四年前，我肯定会很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会转念一想，既然我已经成为别人非常讨厌的译者，那说明我还是积累了一定的作品的嘛，能让他非常讨厌。

现在我更害怕在意的是，被读者揪出硬伤，比如没有任何解释余地的错误，比如别人写240万，你翻译成24万。因而对于那种特别认真读了文本来讨论的，我只要看到，都会很认真地接受、回应，从而促进自己，避免下次类似的错误。

澎湃新闻：你能不能给其他的自由译者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个人分享？

何雨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接触的自由译者都是很热爱翻译的。如果一定要给的话，首先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有问题直接和编辑交涉，不要受欺负。如果还没有争取的资本的话，那就先默默地翻。其次就是要做自己开心的职业，如果你觉得自由译者不开心，对物质生活有要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换一个职业。最后就是一定要自律，要有固定规定的时间。我一般上午从五点半开始翻译工作，保证四五个小时的翻译时间。下午的话，如果有朋友约我，我会出门活动。在保证上午翻译时间的情况下，下午和晚上我会灵活一些，如果一天都在家里的话，那我就会不停地翻译。

对我而言，做一名自由译者，并不是在所谓的“坚持”做某个工作，因为喜欢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坚持。而且我的经济压力一直不太大，我对物质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此外，我和编辑的关系也很好，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平时交流很多，比如互相推荐书。在需要译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