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随着滴答的读秒声，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高空落下，几乎同时，一个遇难者遗像的灯会亮起来，然后再熄灭。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六周时间，30多万同胞遇害，以秒来计算，12秒钟一个生命被剥夺。

　　85岁的夏淑琴，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一群凶残的野兽冲进了南京城，烧杀淫掠，一条条生命被无情的吞噬。

　　“我一家九口人中七人惨遭杀害，爷爷奶奶与父亲被日军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惨遭日本兵轮奸后杀害，一岁的小妹妹也被活活扎死”。仅短短十几分钟，夏淑琴和妹妹夏淑云成了孤儿。

　　86岁的常志强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太冷了，脚下踩着发黏的鲜血，一会就结了冰。”收尸人告诉他，他的小弟弟趴在被刺杀的母亲乳房上吃奶，血水、泪水结成了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91岁的李素芬永远不会忘记，妈妈被强奸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竟用刺刀逼迫爸爸在一旁看着，受刺激后两位亲人全都精神失常，不久相继去世。逃到安全区的10岁妹妹也遭强奸致死。

　　“今天，世上的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从军事占领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创立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的美国人明尼·魏特琳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当硝烟散去，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被德国友人约翰·拉贝写进了《拉贝日记》，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永远定格为一段电影纪录片。而常志强的妈妈和小弟弟悲惨的一幕，永远化作了纪念馆里一座冰冷的塑像。而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泪水已经流干，心中的伤痕依然隐隐作痛，经历过这场浩劫活下来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87年，南京市首次统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数是1756人。从1994年12月13日起，南京市拉响警报第一次举行悼念活动以来，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就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前列。

　　岁月流逝，躲过了敌人屠刀的他们，却躲不过自然的生老病死。77年一转眼过去了，目前健在的幸存者仅剩下100多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估计三到五年内，幸存者作为一个大的群体有可能全部消失。”

　　用影像留住这些大屠杀的亲历者、受害者，已刻不容缓。或许是南京大屠杀在心里的分量太重，太重，以至于我一直不敢轻易来碰这个题材。

　　直到2005年5月，含着泪水看完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直到2010年，在寻访二战劳工的途中，它不断的被一次次提起。直到近几年，作为施害方的邻邦日本，一味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

　　直到进入2014年，国家设立了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了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了世界记忆名录。

　　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成了我这个摄影记者心里的一个“结”。这让我深深感到，一个大题材的最终选择权，并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而是题材来选择你，通过你去还原它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题材的完成，我从内心里感觉到了这样的一股力量。

　　2014年三月至七月，50多天，我三次奔赴南京寻访拍摄了30多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拍摄前，我作了大量案头工作，希望用影像来进行挖掘，从关注一个个个体命运去还原那段历史。拍摄时，我统一选择了大面积的深色背景，并通过抓拍弱光下人物情感流露的瞬间，来揭示当时人物压抑、恐惧、甚至绝望的内心世界，力求呈现一种有力量，有意境，有思考的影像，去凝视那段历史。

　　那些日子，我每天背着相机，奔走于南京的城区与乡村，由于年代久远，找到幸存者成了最大的难题，大屠杀纪念馆、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为了一个幸存者需要多方求证、反复核实，有时候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村庄，却被告知“早已拆迁搬走了”；有时候历尽万苦终于寻到了街巷，却被告知“老人去世一年多了”。

　　2014年5月，我正在联系采访85岁的幸存者梅寿兰时，还没有见面老人却突然辞世。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寻找幸存者的意义和决心。

　　那些日子，有太多的震撼，有太多的感动，很多次自己是含着泪水去完成的拍摄。

　　采访89岁杨翠英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一进门，杨老热情的拉住我的手，“谢谢你来采访我。”但一回忆往事，她的情绪就激动起来，牙关紧咬，嘴唇不住的抖动，沉积内心的哀痛一下爆发出来，声泪俱下，“我的小弟弟，因为哭闹就被鬼子活活用脚踩死了啊。”“我的父亲、舅舅、叔伯全都被鬼子拖走枪杀了啊。”杨老自己也被日本兵打聋了一只耳朵。

　　采访89岁的张秀红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当她得知要拍照时，非要让儿媳搀扶着，拉开衣橱，反复挑选，要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那年她才12岁，为了爷爷免遭杀害，她挺身而出拦住了鬼子的刺刀。结果遭到了日本兵多次强暴，以至于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为了活命，她被迫剪掉头发，将脸抹上锅底灰，扮成男孩，却又被抓去做苦力，受到殴打。

　　采访年龄最小的幸存者阮定东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今年77岁的他当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逃亡的路上，爷爷被日本兵扎成重伤，为了孙子能活命，受伤的爷爷忍着剧痛，拼命将他抱上过江的小船，伤重的爷爷却倒在了江边。

　　“是爷爷的命换回了我的命。”阮定东告诉记者，每逢重要节假日，他都要带领全家人到大屠杀纪念馆祭奠，因为爷爷阮家田的名字就刻在“哭墙”上，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爷爷》来怀念老人。

　　“忘记大屠杀，就等于二次大屠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塞尔的这句话就是告诫后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2014年，6月22日，周日，南京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者川流不息。展厅内，不时有嚼着口香糖、嬉笑打闹的身影闪过。纪念广场上，一对情侣用脚踹在一尊“逃亡者”的雕塑上，做出调侃的造型来拍照。

　　“和平年代，更要牢记历史的教训”。81岁的幸存者佘子清，因为有人参观时抽烟、嬉闹不认真，他主动申请来纪念馆做志愿者。2004年开始，每周来六天，2008年以后，岁数大了，一周来一天，现在只能量力而行，重要的日子来一天。除了纠正少数不和谐行为，他主要还是现身说法，讲解这一段历史，末了不忘叮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我头上的伤疤就是铁证。”说起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爱较劲儿的佘老一脸怒色，“历史岂容篡改！我要跟他们当面辩论，驳斥这些妄言”。

　　“要让日本年轻人多了解这段历史。”当了多年的志愿者，佘子清讲了自己最难忘的一件事，那年他接待了一批从日本爱知县来的大学生，在听完他的讲解后，几名日本女大学生泪流满面，一下跪倒在他的面前，替日本长辈犯下的罪行向佘老道歉。

　　在纪念馆里，有一排幸存者的铜版“脚印”，其中也有佘老的。只要不是下雨，他总会脱掉鞋子，双脚踩进自己的脚印里，来向参观者讲解。他说，“每当站在这里，总感觉我们幸存者又并肩站在了一起。”

　　夕阳映照着佘子清瘦弱的背影，一条用脚印踏出来的漫漫长路浮现眼前，这条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一眼望不到尽头。我看见，电影《南京！南京！》里的幸存者小豆子正欢笑着跑过来，手里的蒲公英随风吹散，落地发芽，生生不息。

　　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原标题：活着，就是一种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