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本没有病，欲望太多也就有了病

【编者按】城市，是人类居住的栖息地之一，说它是理想的安居之所，恐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但人们对城市的趋之若骛，却是一个事实。探讨城市问题，随着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近日，由23位上海学者共同发起，由上海社联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联合承办的“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上海）论坛”第一期“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学术背景的数十位专家，共同就城市问题、城市治理、城市未来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让我们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研究城市，到中国去

杨扬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很多人讲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是后来很多人也讲改变农民的问题怎么办？只有通过城市化的道路。

 

如果我们的城市把中国的农村社会改变了以后，中国的脱贫致富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也解决了。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研究城市问题最好到中国去，因为世界上的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典型，特别是谈到现代化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现代化不在美国在你们上海，美国哪里有这么大规模的建城活动？

 

中国的城市经验和独特道路可以为我们建构新的城市理论提供一种独特的东西，为现代化的发展寻找独特的路径，这大概也是我们所讲的一种中国经验吧。

被时空高度压缩的城市，如何突围

陈忠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现在已经面对太多城市的困境，比如说城市要发展到多大？城市生活的节奏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我们的身心、灵魂、情感在城市中应该如何安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和解决两极分化等城市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单学科、单维度的思考都无法看清城市的世界，而需要更具历史感地对城市予以反思，幅度更大地跨学科对城市进行沉思。

 

城市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聚集体，它带来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会带来文明的分化。像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感。在高架上开车，有时有一种穿越峡谷的感觉，那是一种人造的穿越。有时又像一种漂移，在河谷中的漂流。

 

然而，聚集又是分割的。城市是一种区隔体，它利用区隔凸显主体性。城市有公共空间，但其实城市中的私密感比乡村还要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区隔。

 

不过这种区隔又是可联通的。这是不是一种可沟通区隔性空间的聚集呢？城市是一种时空压缩的社会，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但时空高度压缩，也容易造成人生活的高度表面化与浮躁化。世界变小了，时间中断了，沧海在桑田，桑田也在沧海。

 

整个文明史，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变成人，怎么成为人的历史。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建构城市、理解城市，打造自己的新兴之城。我们的楼越盖越大，现在已经有了空中四合院，以后还可能有空中足球场等等。但我们终究是人，我们毕竟不是城市本身。

城市问题的根源：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对城市文化愈加重视？为什么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更加重视？城市研究的潮流，其实源于发展的观念。早期的城市文化附着于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但新世纪以来，文化变成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领域，从而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研究城市的学术视野，说到底要回归人类根本性的东西。城市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人们对自身的一个生活方式最根本追求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物质追求、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满足我们？

无形的城市比有形的城市更值得研究

周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巴黎、伦敦、纽约这些国际大都市，你会非常明显感觉到它有某种气质，这就是城市的魅力、城市的独特性，也可以说城市的味道儿。它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起作用。

 

我自己是做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我一直试图透过看得见的上海来了解看不见的上海。在开埠之前，上海是江南的上海；开埠之后，变成了世界的上海；随后又变成了中国的上海。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又试图重返世界，这个过程可以用再全球化的上海来描述。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了上海这个城市特殊的内涵，不断丰富、不断拓展。我感觉，研究上海、研究城市，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或者说文化，可能比看得见的器物层面，更有价值，更能说明一些大家争论的城市问题。

城市的词源含义与精神气质相关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可以想象一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它们之间无论在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筑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异对生活在其中的群体、个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决定着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可见研究城市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关于什么是城市，这个概念专论很多，就像什么是文明一样。但我觉得回归词源学意义上的对城市概念的重新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城市问题。

 

城市这个概念，说法很多。存在诸如城市是一种文明进程；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文明的场所；城市是文明的熔炉等说法。从词源学角度来看，City（城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邦），本来描述的是一座城市及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后来逐渐在西方思想中形成了人类进步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想关系，如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的观念。Urban（都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urbs（市区），用来表示物理特性或建造环境。可见两者本来是描述城市不同景观的。到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初以后，这两个概念逐渐混同了，但我们当今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可以体验它们之间的差异——前者的精神与气质，后者的雄伟与壮观。一言蔽之，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文明是那种“在城市中发现的文化”。

真正的城市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谈城市的问题与治理,关键在于先找准问题，然后再来治理。这和看病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是胃的毛病，却被当作心脏病来医治，结果只能是越治越糟。所以找准城市的真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是研究历史的。从历史发展来看，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城乡连续统一体，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问题是没有的。传统中国对城市没有太好的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到了清末，受进化论的影响，原本在传统中形象较差的城市，在进化序列中爬升到较高的位置，但城市问题并没有特别凸显，此时倒是歌颂城市的工厂、烟囱和噪音。这些现在都是城市之病。

 

什么时候城市真正成为问题呢？大概要到五四时候。此时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发现，所谓“社会”的发现实质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当时大批青年面临就业、恋爱、妇女解放等问题，这些问题本来是人生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把它们作为人生问题，他们愿意把它们转化为社会问题。

 

所以从历史反观现实，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区分哪些是真正的问题，哪些是读书人自以为是的问题。

被欲望吞噬的城市，不会有城市记忆

包亚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石库门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占到了60%，但是随着城市化发展过程，这样的建筑越来越稀缺了。石库门是中国式庭院和欧洲联排式住宅的结合体。

 

上海旧区改造拆除了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这当然是一种城市更新。事实上城市更新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城市都是面临着诸多问题，欧洲城市是内城衰退的问题，在中国、在上海，城市的记忆和文脉，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城市记忆不光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罗伯特·帕克讲过一段话，他说城市和人类始终保持一致，人类对他所生活的世界进行改造的企图，与其内心的欲求其实是相当吻合的。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他因此被宣告必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所以人类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重塑了自己。

 

大卫·哈维认为当城市改变的同时，我们在并非完全自觉的情况下，其实也改变了。人类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在城市空间的重组过程中，改变的不只是物理世界，我们的内心也随着物理变化而变化，只是我们可能并没有觉察，所以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说过，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美好、平衡而和谐的世界，一个非具像化的能表达自己思想、完全适合居住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世界。或许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在“陌生人相遇”的城市特质下，沟通十分重要

孙玮    复旦大学教授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城市的问题，是沟通的问题。沟通不畅导致城市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简单说来，就是在全球化、新技术浪潮席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现代城市的传播网络迫切需要新理念、新架构和新实践。

 

我们当前的城市，非常重视技术的连接，但是连接不等于沟通，城市沟通的真实状况被忽略了。中国当前城市的问题是重连接、轻沟通，我们有连接非常完备的智慧城市，但是在技术、组织、结构“完美”的连接之下，城市缺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缺乏沟通就容易引发城市矛盾。我们要大力重视城市社会四个方面的沟通：不同社会群体、历史与当下、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城市与乡村、国家等。

 

从传播视角看，城市社会的重要特质是“陌生人的相遇”，所以沟通是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

从行政区划上理解城市，思路有点窄

张学良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员

 

在我的心目中，有两个上海。一个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上海，另一个是经济区划联系的上海。

 

在不改变行政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经济的联系，如何通过政府具体实践中的操作，使得我们的经济形态能够从行政性城市走向都市区经济区类型，这应该是我们最终的治理理念。

 

大城市病，我不敢苟同，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病，中小城市没有中小城市病吗？甚至病态更加严重。我们政府首先要顺势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关起门来就单个行政区域的问题去单个解决，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合适。

城市化研究的新方法：经济地理指数与灯光指数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靠河流发展起来的，农业需要灌溉，城市需要粮食，城市发展仰仗乡村剩余，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关系的作用，所以历史上中国有长期的城乡融合，但这是一种内向型的区域城市化模式。

 

而现代城市是临海的，交通、商业和海外贸易成为城市发展的命脉，海外贸易带动并催生了外向型的国际城市化模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奇斯的研究团队非常重视地理要素的重要性，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根据国家靠近海洋的程度，分为近海和远海的生态带，他们发现像美国的东西海岸以及欧洲、韩国、日本、东南亚等靠海的地区GDP密度是远海地区的10倍。这个发现实际上与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的判断，以及现在的灯光指数、联合国城市化的统计结果是基本吻合的。

城市治理的关键是提高管理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任远    复旦大学教授

 

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应对人口增长集聚的挑战，在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实现城市发展和治理的有效性？

 

人口快速集聚和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构成任何一个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都经历和面对的挑战，也可以被称为是城市“成长的烦恼”。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往往带来贫困、拥挤、犯罪率增高、交通压力、环境污染、失业等等，被成为是“城市病”的系列难题。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所谓的“城市病”，可能往往不是人口集聚的问题，而是城市教育、就业、福利等管理和服务能力发展不足的原因。

 

应对人口增长集聚和城市发展管理的内在失衡，其关键仍然在于加强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首先需要通过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生产力进步提高财富创造的能力。城市作为增长机器创造出的发展机遇和财富积累，是人口集聚的根本原因，也是城市增强发展和治理能力的物质基础。

我们不能总想着城，还要想着乡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依然是复杂的，中国的城是在乡里面，中国的乡是在城里面。所以你看几亿人在城乡之间串联，这是城市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现实表现。

 

城与乡的互动体现在人口、土地、资本、产品、文化、技术、信息、话语等方面，城乡之间不停地进行着交换与沟通。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必要认真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城市问题。我们不能总想着城，还要想着乡。在中国，城与乡是分不开的。

城市治理重在平衡

马西恒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在国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力度不断增大的过程中，城市社会治理存在的实践悖论是不可忽视的。这和治理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致。

 

这些悖论现象可以理解为城市规划机制和市民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冲突，也可以从政府的控制偏好或市民素质去解释，但还不够，关键是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和社会的自主性需求之间能否平衡。为此既要注意到政府的纵向层级是政社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具体设计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的连接机制，也要注意通过政策手段牵动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在社会内部形成横向内聚的激励机制，推动城市社会率先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源配置领域。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

唐亚林    复旦大学教授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而无数的道路从今天到永远都在朝着城市走去”，这是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名言，它道出了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在当下的中国，一个城市中国的时代已经全面来临！

 

讨论当代中国的城市问题有三个需要注意和考虑的“神话”出发点：一是因城乡区隔而引发的无数人从儿时就有的“做个城里人”神话；二是因土地与人口城市化而引发的在数字上不断增长但在质量上堪忧的“城市化率”神话；三是因纸面规划和文件治理而塑造的世界级与国家级城市群的“城市群图景”神话。

 

城市是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功能于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的多样性需求与多元化价值取向而生的相互依存体。城市的组成要素无外乎组织、人、事、资源、价值这五大要素。城市的价值在于它的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即乔尔·科特金强调的“神圣、安全和繁忙”六个字。

 

《城市的胜利》一书的作者爱德华·格莱泽特别强调，“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造成是城市胜利而不是城市居民胜利的时候，往往就在于我们过于重视正式规则体系的调控，而忽视大量的非正式规则体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实际上，造成正式规则体系存在各种缺陷的原因，在于现实生活的制度安排，始终面临资源、制度、治理与人性的复合性稀缺困扰。

 

明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优质资源、善制、良政和美好人性的供给，并在推进城市更新时，努力做到经济模式、文化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有机平衡。此外，将人性的复归、社区自治精神的张扬与包容性治理模式的建构，作为城市社会的永恒发展主题来对待。

“燕过留痕”“人过留踪”——城市治理能力在提升

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据说2000多年前的先哲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的确，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发展的确让人们享受了更多美好生活，但2000多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全球乃至中国一半以上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且人口持续增加的今天，诸如交通拥挤、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垃圾处理等“城市病”在很多城市出现且日益严重，在城市居住生活未必更好。

 

对“城市病”的有效解决，首先应该反思以往的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代之以现代的治理体系，即以城市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与感情相关者积极努力，交流沟通、参与到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燕过留痕”“人过留踪”，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追因分析等现代化治理能力使得“城市病”的多部门、多学科的系统解决成为可能。

 

事实上，诸多“城市病”的存在且难以解决，原因众多、机理复杂，但都牵涉到数目众多的不同主体以及这些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于研究者而言，亟待超越学科边界、突破学科思维惯性，以系统工程指引研究、以合作共享推动现实城市病问题的研究解决。对于政府而言，亟待发挥主导作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以现代化的理念和技术，深入分析城市的有效治理之道、之策、之措，并积极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