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妙莲老一生笃信净土,以念佛为主,仅以他修行十次、每次三个月一期的“般舟三昧”来说,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容易修持的。所谓“般舟三昧”,又叫作立行念佛修持,在过程中,昼夜精进念佛、绕佛,颈不落地,站立修行,是不倒下来睡觉的;不得已,想要打瞌睡了,只有扶在一条绳子上稍微眯一下。这对普通人来说,一天都受不了,何况妙莲老修行了十次。
乐观法师
说到门徒传人,太虚大师的门人中,来到台湾的,除了印顺法师、大醒法师、默如法师外,还有一位就是乐观法师了。
乐观法师,湖北汉阳人,一九〇二年出生,本来法名叫“悲观”,但是到了抗战中期的时候,他对胜利抱有必然的信心,所以改名叫“乐观”,意思是乐见未来的胜利。
他在抗战期中,曾经组织“僧侣救护队”,也出版过两大册有关僧侣参与抗战工作的史籍,蒙太虚大师赐题书名《奋迅集》。除此之外,他的著作不少,多以佛教与当代时事有关,像《护国卫教言论集》、《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六十年行脚记》等。后来他主编十年的《海潮音》月刊,其他相关的撰文,也散见在各佛教刊物,在近代以来的出家人中,乐观法师可以说是一位爱国的僧人。
乐观法师性情刚烈,可以说,佛教里的什么人,他都敢直言批评。太虚大师圆寂的时候,大家选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他未能上榜。当时,他非常气愤,认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应该有他一份。
后来,他参与编辑《海潮音》,和我结上因缘。蒙他爱护,经常在文章上不断称赞佛光山的好事,也到山上小住过数次。有人跟我说,乐观法师对佛教的人、事,通通都骂到了,只有没骂过星云法师。
记得他第一次到佛光山小住,正是一九六七年开山那一年。当时,山上还不具备现今的规模,仅仅只有佛教学院以及兴建中的万佛殿(即大悲殿)。之后,乐观法师为文称誉:佛光山具备大陆名刹天童寺的格局,名为“小天童”也不为过。他对丛林学院的整洁、学生的朝气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佛教学院可算是个“劳动大学”,每个学生各有所职,平等有分,符合太虚大师兴办僧伽教育的方针。
感谢乐观法师的支持与鼓励,我曾多次邀请他到佛光山安居,并在佛光精舍为他留有一个房间。只是,他谦称自己是一名行脚僧,对于逍遥自在的安养日子无福消受,并且挂念永和常乐寺的未来发展,因此不得不婉拒我的好意,但仍然应允愿意在台北、高雄两地居住。
他说,初上山来,见到佛光山的规模,曾用“非常人做非常事,非常事非常人做”来形容我;十多年后,看到佛光山的发展,果然印证自己所说无误,内心极为快慰。我心想,是不是非常人、非常事,倒是其次,庆幸的是,自己一路走来所做的事,没有让长老失望。
悟明长老
除了乐观法师,在大陆来台的长老中,经常给我鼓励的,还有最近以一〇二岁瑞龄圆寂的悟明老和南投灵岩山的妙莲老。
悟明长老,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南人,但成长于湖北。年轻时在上海参学的过程,我不太了解,但他在台湾弘法六十余年的人生,确实是轰轰烈烈。他是白圣法师的挚友,也是我的一位善知识,虽不是什么学者、佛学专家,但他通达人情事理,处世非常圆融周到。
记得在一九五一年初,我在台中宝觉寺讲课的时候,与悟明长老初次相识。他比我年长十多岁,但在佛门的伦理中,他是一位老参、前辈。他就像当初圆瑛法师爱护太虚大师一样,对年轻后辈的我非常看重。
有一次,他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轻声慢语地谈话,言多赞美鼓励。记得他说:“老弟,将来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你在佛教里面,要好自为之。”
我也记得当时年轻的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老兄的梵呗,音声嘹亮,我五音不全,哪能和你相比呢?”他立刻沉下脸来,说:“我这种经忏小道,不足光大佛法,还是看你啦!”几十年来,从悟老的言行中,印证他的为人,不是那种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后又是另一种面貌的人。
他对我的关怀真实不虚,始终如一。例如,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三十年,他经常前来听讲。这当中,也曾发生一些插曲。例如,一九七八年,我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三天佛学讲座,为了与白圣法师他们和解,第一天开场时,特地邀约悟明老在我讲说之前,上台致词,以示我对佛教会的尊重。
但是,他说了几句赞美我的话之后,跟着,就把他自己在佛教会中常务理事的职务给丢掉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当选常务理事了。
我想,这应该是他对我赞美后所受到的惩罚吧!不过,悟明老毫不介意,继续和我往来,可见他做人的苦心。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佛教会每年都会举办“会务人员训练班”,悟明老和我,经常被聘为会务人员训练班的讲师。那个时候,大陆的出家人刚到台湾不久,外省人、本省人之间,彼此还有界线,因此,在台湾佛教界里面活跃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从不分本省、外省,没有什么省籍的观念。我在台湾社会里,算是深入民间,而悟明老做人处事比我更圆融,所以在本省的活动里,经常都有我们参与的机会。甚至,在台湾省佛教会里,当选常务理事的外省人中,恐怕就是我任职的时间最久了。
另外,在台湾的出家人中,前往美国弘法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悟明老。我知道他不会英文,但竟然一个人飞往纽约,独自在美国访问数月之久。有一本书叫《仁恩梦存》,就是记录他访美的经过。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有着当初玄奘大师西行、鉴真大师东渡那种“为圣教也,何惜生命”的精神。
后来,他在美国创建护国禅寺,我也曾经前往拜访。当时,他并没有很多徒众,早在二十年前,取得赴美签证的条件还是非常严苛的时候,我看他每次从美国回台,都要嘱咐当地的在家信众代为管理道场,可见他弘法的辛苦。
在台北,悟明老则以树林海明寺作为本山,另外设有观音禅院,收了一位了不起的比丘徒孙——明光法师。他是台湾交通大学的硕士,曾任台北市佛教会会长。一九九四年,台北大安公园发生“观音不要走”事件。我感念悟老和明光法师平日弘法护教的热忱,为了让观音能在公园里留下来,我也积极协调处理,助他一臂之力。
那一次,多亏慈容法师有佛光会的背景,中南部的会员一听说此事,马上表示要发动三百部游览车的人,到大安公园念佛请愿。当时的台北市长黄大洲一听大惊,并说:“那还得了,三百部的游览车来,台北市的交通一定瘫痪。”黄市长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经过多方沟通,达成妥协,观音圣像成为共有的艺术品,从此安住在大安公园里,护念往来的大众,也让静坐绝食的昭慧法师一行人,达到诉求“观音不要走”的目标。
近几年,悟明老经常到台北道场来看我,我偶尔也会到树林海明寺去探望他;他都是一本初衷地热忱相待,实在是一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人。可以说,他做到了“三好人生”。
他在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圆寂,大家忙着组织治丧委员会,为他的肉身坐缸仪式致最后的敬意。我也在为他举行的追思赞颂会之前,赶往树林上香礼敬。站在他的灵前,面对这位六十年的忘年之交,不禁感慨万千,只有祝福他能够乘愿再来了。
妙莲长老
再说到妙莲长老。他是安徽巢县人,一九二一年出生,比我长六岁;但讨巧的是,我比他早半年受戒。按照丛林的规矩,戒腊高的人要在前面;虽然我早他受戒,但他年龄比我大,和他一起排班时,我都自愿让他走在前面;妙莲老很谦虚,都让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就是这样推崇我,一路走来,我们也算是老友了。
妙莲长老参学于苏州灵岩山,继承印光大师的宗风。一九四九年前往香港,起初吃了许多苦,住过大屿山,后来在青山闭关二十余年。其间,修行“般舟三昧”达十次,每次三个月为一期,可见他悲愿弘深,修持严谨,赞美他是有道高僧,也不为过。
记得一九七〇年代,他前来台湾时,最初挂单在佛光山位于台北民权东路的别院——普门寺。当时,我经常到普门寺讲说《金刚经》,每次都会看到一位老和尚,坐在前排专注聆听。有一次下座后,我跟他请教,才知道他是妙莲长老。
他跟我也不多言语,也不和信徒应酬,每次听完我讲经就回寮休息。就这样,长达一两年之久。我不知道他挂单普门寺的目的为何,他也不和普门寺的信徒来往,只是白天外出,晚上回来。想来,是他做人周到知趣,觉得不方便住在普门寺,又和普门寺的信徒来往,好像在利用关系一样。我想,他白天出去,应该都是到他自己的信徒家中访问,做家庭普照吧!
尔后,我忙着佛光山的开山工程、从事国际佛光会世界的活动;一九八六年时,他到南投埔里开山,没多久,灵岩山就庄严巍峨地树立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很钦佩妙莲老,他到底是有修行的人,好像建设灵岩山比我建设佛光山还要容易一些。
妙莲老也经常到佛光山来,有一次,特地交给我三百万,说是他自己的捐献,要我把大雄宝殿重建得更宽、更深。但是,当初土地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我记得在建大雄宝殿的时候,连一根支撑屋檐的棍子落在别人家的土地上,那位地主都不准。乃至,后来我要买这一块地,以那时候的市价,六分地应该只是六万元,地主却索价二十万。我觉得太超过了,你可以多要一点,但不能那么多。
过一个礼拜,我心想:“算了,谁叫我有这个需要。”就准备了二十万和他买。他竟然开口说:“这现在要四十万才能卖。”
才过了一个礼拜,他就涨到四十万,我很生气,这种人真是不可理喻,不跟他谈了。
再过两个礼拜,我心里想:“算了吧,四十万就四十万,跟他买吧!”他又说要八十万才卖。我二话不说,立刻交付八十万给他,买下现在佛光山蓝毗尼园那一块邻近大雄宝殿的土地。
佛光山邻近的土地,就这样从一万块钱一甲,到十万块钱一甲,逐渐又涨到一百万块钱一甲、三千万块钱一甲,到现在,已经是一两亿元才能买到一甲。这几十年来,佛光山虽然辛苦买地,但是佛光山也没有穷,而那许多卖地的人也没有富贵啊!
我想到开山过程的点滴,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知道,妙莲老自己也在建寺院,仍关心我的大雄宝殿建设,实在感念他的情义相挺。
由于妙莲老和我这份深厚的情谊,到后来,他几乎要把灵岩山寺交给我替他处理,我们也对他的事情给予最大的护持。记得一九九六年灵岩山传授三坛大戒,全部的三师七证、引礼,都由佛光山负责。佛光山也确实倾巢而出,几乎以全山总动员的情况,全力支援他们的戒会。而他原本有意创办的埔里均头国中小,因为“九二一”大地震的发生而停顿。后来委请佛光山筹办,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便应允承接建设。幸好没有辜负妙老所托,在二〇〇四年正式开学了。
晚年的他,腿部一直肿胀,不良于行。我曾到南投埔里灵岩山的关房前去看他;在台中,我也曾到他修养的病榻前表示慰问,但他到最后还是先我而去。后来我听闻在他圆寂前,曾经交代徒弟们说:“灵岩山寺的事情,要请教星云大师做主。”二〇一一年二月,灵岩山的当家兼代住持自毅法师,率领四位当家师及两位护法居士来佛光山,跪在我的前面要我前去主持开光。他说:“师父,妙莲上人有交代,我们做什么都要以您为主。”
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所以在同年九月,灵岩山在台中的念佛堂落成启用暨四大主殿圣像开光大典时,有上万的信众参加,我也专程从佛光山前往主持了。
妙莲老一生笃信净土,以念佛为主,仅以他修行十次、每次三个月一期的“般舟三昧”来说,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容易修持的。所谓“般舟三昧”,又叫作立行念佛修持,在过程中,昼夜精进念佛、绕佛,颈不落地,站立修行,是不倒下来睡觉的;不得已,想要打瞌睡了,只有扶在一条绳子上稍微眯一下。这对普通人来说,一天都受不了,何况妙莲老修行了十次。这种刻苦自励的修持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所以他后来建寺顺利,当然自有龙天护持了。
妙莲老以八十六岁之龄圆寂,于今我也八十六岁,回忆如长兄一样的妙莲老,万分怀想,无限依依。
大陆来台的这许多长老法师,所遗憾的是,大部分都没有重视传承。说有传人的,除了上述的十方大觉寺灵源老、悟明老和妙莲老外,就是东初老法师了。
东初老收了一个高徒,就是农禅寺圣严法师。他非常争气,在日本获得立正大学博士学位。不过,他们师徒并没在一起相处过,当初也只是在名义上具有师徒之名而已。
另外,像证莲老和尚的弟子戒德法师,在台湾活到一〇四岁,圆寂后,也不是很清楚有哪些传人,甚为可惜。其他,像焦山的智光老和尚等,往生之后,也如人家所说,因为不知传人是谁,早已无人去闻问。
看起来,诸大丛林中的金、焦、天宁一系,在台湾都已没落;现在,只有寄望大陆的金山、焦山能够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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