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时评：我可不可以不悲伤？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首席主持人；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微信和微博被姚贝娜去世的新闻刷了屏，姚贝娜去世的消息我没有转发，也没有送上祝福，或是点个蜡烛。任何人的英年早逝，都让人扼腕叹惜，但是，请原谅我，从来不看《好声音》，也从来没听过她的歌，除了惋惜，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悲伤情感需要表达。

　　人的关注点、兴奋点，以及情感共鸣千差万别。情感会因远近亲疏不同，因环境氛围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反应。正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本是人世最正常的现象，有些人悲痛欲绝的时候，有人依然欢声笑语。这并非人世冷漠，也并非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只不过是“未到伤心处”罢了。

　　之前，腾讯的《今日话题》做了个专题：巴黎12个人死了，上了全球头条；尼日利亚“2000人被杀害”，关注者寥寥，这是为什么？还有人试图比较一位将军和一位歌手之死，公众为何厚此薄彼。

　　其实，这些比较可能顶多对媒体从业者复习一下“新闻价值”的概念有一定意义，但是，对于公众的情感倾向，未免求全责备。多少人会在看电影时哭湿一整包纸巾，但是看到报上某件车祸的消息，随手一丢，我们总不能推论出，人命不如电影吧。情感的共鸣是有距离的，可能是物理上的；比如朋友邻居的事，就比一个陌生人的事更吸引你关注；可能是血缘距离，比如亲戚家人的事，一定会比所谓名人的事，更让你投入；可能还有反差带来的冲击，比如，一个安定平和的富裕之地突然被催毁，会比一个战乱频繁之地的屠杀更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比如，一个30岁年轻人的意外之死，肯定比一个90岁寿终正寢的老者更让人唏嘘。还有不同人的生活体验，也会对同样的事，产生不同的观感。比如，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谈及她单位另两位老者离世的消息时，并不悲伤，相反，她为他们庆幸，可以在睡梦中安详离开，母亲说，这是有福气的事。

　　我们这个社会，太喜欢同声欢呼，或同声悲泣，或同声愤怒，当大家都在同声的时候，如果有人表现的不一样，就需要万分小心。理解他者可能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体验与情绪，是很重要的品质。

　　一个年轻人写下《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的等待着她的死亡》，他批判报道者是捕食的秃鹫，指责媒体头条打出的标题“假惺惺”。已经有论者指出，记者等候的是消息，而非死亡，此处不再赘述。媒体的标题，可能的确是假惺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问题并不出在标题是不是假惺惺，而是出在，如果不这样表达，很可能会被骂冷血。这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对不同于己的情感，一直不太能宽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种看似一致的情感，其实未必那么真挚。这个年轻人也意识到了，但是，他却不自觉地变成了他自己指责的对象：他也在试图以一种煽情的姿态用“姚贝娜”的名字刷屏，只不过，他把悲伤变成愤怒，而且真的成功地掀起了对报道者的声讨。可如果用他的逻辑去批判，可以指责这种愤怒也是“假惺惺”的，还可以指责他其实是为了博取点击和转发。我不想做此诛心之论，因为旁人真的很难评判他人的情感是否真诚。

　　他真诚地反省着记者该有怎样的情怀，但是，他却用错了例证。凯文卡特，那个因《饥饿的苏丹》而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摄影记者最终自杀而死。对于这样的悲剧，这个年轻人只挑出旁人的指责“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以及凯特的遗书“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来证明他主题的正确。看，那么著名的记者，也曾经因为只顾拍照获奖，不顾小女孩的死活，最后愧疚而死。可是，这是经过裁剪的故事。真实的版本是：凯文卡特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他最亲密的好友——另一位摄影记者在一次报道中死于非命，他在遗书中还写到自己非常缺钱，生活窘迫，另外，他常年受抑郁症的折磨。2011年，西班牙《世界报》曾专门研究过这张照片，那个被秃鹫盯着的孩子手上有手环，那是被国际救援组织救援的标识，那个孩子后来被找到了，他躲过了那场饥荒，也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死于秃鹫之口，但可惜，后来他还是不幸身亡了，死于热病。凯文卡特也许对他镜头触及的土地倍感内疚和无力，但那是一个与死神近距离接触的记者的内疚，他的内疚与很多人所理解的内疚，很可能不是一回事。凯文卡特之死，除了贫病的压力，是否也包括某些道德洁癖症患者的指责？

　　一个用照片记录真实的记者，直到死亡，都不被他人理解，并不断地拿来作为教训后来者的例证，这倒是挺让我感伤的——凯文卡特相比姚贝娜离我更远，但我却免不了生出兔死狐悲之叹。

　　不要求他人都能生发出相同的道德共振和情感共鸣，当自己情绪激昂时，亦请对他人的平静保持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