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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乐章 足迹  
30年，镌刻不灭的印记  
 
 
 
 
 

1983年7月7日，中国教育报正式出版发行。当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中国教育报，发放到全国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时，教育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这是一张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报纸。30年来，她始终承担着为教育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历史使命。从最初的周刊，到周二刊、周三刊、周四刊，再到日报，从黑白报纸到彩报，中国教育报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

上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的报纸，经历了每周一刊的艰苦创业后，踏上每周多刊的征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报创办日报，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然而，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从对开四版到对开八版，日报扩版成为中国教育报勇敢开拓的真实写照，而近年来出版彩报和改版，更是一次精彩呈现，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跨越。

在中国教育报创刊30周年之际，我们将从创刊、每周一刊、每周多刊、创办日报、日报扩版、出版彩报等六个方面，向读者介绍中国教育报的发展历程。中国教育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凝聚了一代代中国教育报人的辛勤耕耘，每一次突破都可圈可点。在此，我们向所有为中国教育报付出和关心中国教育报发展的人致敬！

    【版面变迁】

应运而生（1983.03—1983.07）

创刊

1983年3月3日，教育部主办的《中国教育报》试刊第一期面世，每周一期，每期印20万份，发到全国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经过15期试刊，于7月7日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当时我国教育战线的一件大事。她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教育宣传工作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办一张教育系统自己的报纸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报创刊，记者从回忆文章中，摘取片段，回顾这段历史。

    中国教育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潘铭：

创办中国教育报，是教育部党组做出的具有远见的一项重要决策。早在1956年，教育部曾主办过一张《教师报》，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然而，仅两年多的时间，《教师报》在1958年由于种种原因停刊了，此后20多年，教育战线没有自己的专业报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只有《人民教育》杂志和内部刊物《教育通讯》担负着教育宣传重任，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教育战线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的需要。形势逼人，教育部党组开始把办报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981年，蒋南翔部长就提出发展教育报刊、加强教育宣传的问题。是年10月，我从部里政策研究室调到人民教育社时，蒋南翔部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到人民教育社以后，在负责办好《人民教育》杂志的同时，立即着手恢复“文革”前的《高教战线》杂志，然后积极准备出版教育报。那时要办报的意向已很明确。

1982年，何东昌新任教育部部长后，教育部党组多次研究办报问题。1982年年底，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在《人民教育》、《高教战线》通讯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教育工作战线很长，队伍很大，任务很重，要求我们有一张全国性的教育工作的专业报纸。几年来，教育战线许多同志多次呼吁要办报，今年教育部党组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上。

教育部党组要求我们不要等，如果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出报，那要等到何年何月。要有一股闯劲、干劲。一定要逼一下，把报纸逼出来。我在社里组织力量积极进行研究，提出办报方案。当年8月，教育部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写了报告，提出恢复出版《教师报》，改名《中国教育报》的意见，中宣部很快批复同意，出版中国教育报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本报记者 纪秀君 整理）

难以忘怀的一段历史

    原中国教育报社社长、总编辑朱世和：

1982年12月，我从中国科学院调到教育部，参加组建中国教育报社的工作。办报初期，困难很多。在教育部院内的灰楼腾了四五间房子作编辑部。我们总编、副总编四个人就挤在一间房子里。尽管条件艰苦，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全社同志边学边干，艰苦创业，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983年3月起出版试刊，每周一期，每期印20万份，发到全国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7月正式创刊。创刊时发行量已有20多万份。 

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文松同志、彭珮云同志主管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中国教育报在社会上的影响，重视报纸宣传的政治方向，常向我们做一些新闻宣传上的提示，出一些题目。在开始出报时，张文松同志、彭珮云同志还曾同我们一起阅看过“毛条”(从印刷厂返回的一校样)。报纸的大样，每期都送彭珮云同志看。报社起草的社论和我们拿不准的重要文章都送彭珮云同志审阅。她风趣地说，那是她的“家庭作业”。

由于教育部党组领导一贯重视中国教育报的政治方向，报纸编辑部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处理稿件时首先着眼于政治，考虑是否符合政策，符合事实。这已经成为我们报纸非常好的传统。我在这多年的工作中，长期受到熏陶，深感获益匪浅。（本报记者 纪秀君 整理）

艰苦创业（1983.07—1983.12）

每周一刊

经过4个月的试刊和精心的准备后，1983年7月7日，《中国教育报》正式出版，每周一期，每逢星期四出版，直到1983年12月31日。

那些难忘的美好记忆

报纸刚创办的那段时间，称得上是艰难时期，办公条件逼仄，采访设备和发稿方式受时代所限，诸多不便。然而，正是这一艰苦时期，留给报社老同志一些难忘的美好记忆。

    电报传稿

    原招生考试就业部主任姜乃强：

在上世纪80年代，没有电子邮件，没有传真机，记者稿件的远程传递靠的是发电报。

1983年10月，我去青岛参加高校实验室会议采访。当时，并不是所有的邮电局都能发电报，我先找到离驻地宾馆最近的邮电局，又换乘两趟公交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赶到了能发电报的邮电局。

邮电局人很多，一般人发电报的内容不超过10个字。在嘈杂的邮电局大厅，我挤在人群中抄写着电报稿。在每张电报纸的抬头写上发报人：姜乃强；收报人：中国教育报总编室。电报纸每页有5行，每行可写10个字，1300字的稿子，我足足写了26页。当时最让我敬佩的，是总编室的同事们，对于一篇没有标点、没有段落的千字稿，他们是如何加标点、断句的。

    “面票”换“米票”

    云南记者站原站长肖敏：

1983年春节刚过，我就穿上了在昆明不大用的棉军大衣赶到了北京。报社当时条件很差，但对我们地方来的同志，却极为关切。

第二天上班，领导就通知我们去领办公和生活用品。文具有铅笔、剪刀、糨糊等；餐具是一个搪瓷大碗和一双筷子；饭票分为米票、面票、杂粮票，按当时每月每人的定量分配。没多久，大家比较熟了，知道我从昆明来，不大习惯吃面食。家在北京的同志，争着把米票换给我。那份真挚，让人无法拒绝。很快，我手中全是米票了。

那时，报社所在，为教育部大院内一处灰色老楼，人称“灰楼”。我们把办公桌拼在一起，集体办公。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而就是这部老式拨号电话，给了我以后在工作中关于办事要“落实”的启示。

当时有几次召开座谈会，领导让我电话联系出席会议的有关专家、学者。之后，在会前一天还要再打一次电话，落实能否参会。以后我回到昆明，遇到这类事，也是依葫芦画瓢，会期前一天，还要再打一次电话落实。（本报记者 纪秀君 整理）

    【历史足迹】

●1956年5月1日，《中国教育报》的前身《教师报》发行创刊号，每逢星期二、五出刊。1958年7月1日停刊。

●1982年8月23日教育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关于出版（教育报）的报告》，提出拟恢复《教师报》并将名称改为《教育报》。9月14日中宣部批复同意。

●1982年12月教育部党组和部办公会两次研究出版《中国教育报》的工作，并决定与《人民教育》、《教育战线》杂志一起组成“中国教育报社”。

●1983年3月3日《中国教育报》试刊第一期出版并正式发表邓小平同志为本报题写报名的手迹。

●1983年7月7日《中国教育报》正式出版，每周一刊，每逢星期四出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