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第七天》：比挑战原著更难的是超越自我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润

距离2012年孟京辉导演首次将作家余华的代表作《活着》搬上舞台之后，孟京辉再次改编余华小说《第七天》。该剧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和乌镇戏剧节亮相之后，近日登上了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无论是余华作品的影响力，还是“孟氏戏剧”的号召力，都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目光。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无疑是孟京辉极为重视和喜欢的一位。他不仅执导了《活着》，三年前接到阿维尼翁戏剧节邀请委约创作时，他是把余华的《第七天》和《百年孤独》《聊斋志异》两部中外经典放在一起考虑的，并且最终选择了《第七天》。但尊重并不意味着就要“忠实”，更何况余华本人也毫不介意改编者是否“忠于原著”，他在评价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时，就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看完这个电影，感觉整个就不是我的小说。我觉得假如要找一部最不忠于原著又拍得最好的电影，肯定就是《活着》了。《活着》之所以能拍得好，就是因为不忠于原著。所以当年有人因为这个来‘挑拨离间’，我就告诉他们，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因为他自己没有想法，他只能靠原著。”

不过，相比起几年前孟京辉对《茶馆》的大胆改编，《第七天》相对要“忠实原著”很多。余华笔下这个以死者亡灵角度回望人生、审视生死的故事，既荒诞又现实、既真实又虚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孟京辉最终还是选择遵循原著就独具特色的视角、结构和人物。然而，很多读过原著的观众依然认为，话剧《第七天》“很孟京辉，不太余华”。尤其是陈明昊扮演的主人公杨飞张扬不羁的性格，显然和余华笔下谨小慎微的杨飞有很大差异；对于原著中没有的关于斯芬克斯和俄狄浦斯的部分，不同观众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余华原著在平实质朴、静水流深的文字之下，饱含对现实的热切关注与反讽批判，甚至《第七天》刚问世时曾被批评是“新闻热点串烧的小说”。而戏剧则削弱了小说中与现实联结极为紧密的内容，而代之以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等更为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和寓言色彩。

余华在小说中以独特角度“走近”的现实，被孟京辉以戏剧的方式悄然“远离”。但他又以具有极强视听冲击力的舞美、音乐、表演，给观众带来一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现场感”。飞速倒转的巨大时钟，皑皑白骨的成群骷髅，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漫天飞扬的黑色书页……激情狂野的舞台美学，再加上陈明昊等孟京辉常年合作的演员身上所具有的一种融汇“荒诞喜剧和狂欢悲剧”的表演能量，让人无法不被裹挟其中。梅婷、黄湘丽这样具有丰富特质和爆发力的女演员，也在孟氏舞台上得到恣意释放的空间，让观众直接就能感受到更为形象化的欲与情、爱与恨、生与死。

而最触动人心的，当数在无数的喧哗与躁动之后，一切似乎归于沉静，只有巨大的齿轮依旧转动，如梦一般的音乐如潮涌动，所有的亡灵平等安坐于长桌前，安然吃着自己面前的一碗面。这一刻，戏剧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通感”之力，诠释出了原著结尾那段触动人心的文字：“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余华笔下的“乌托邦幻梦”，因为这碗切实可见的“面”，成为一种既具现实感又兼具超现实感的悲悯与救赎。

但美中不足的是，与余华写作《第七天》时追求的突破与探索相比，孟京辉这一次舞台冒险的脚步并没有迈得那么大。对于熟悉他的观众来说，看到的更多是似曾相似的舞台语汇和表达方式，风格强烈，但惊喜不够。而且这些早已被他运用得熟稔无比的舞台手段，并未达到《活着》当年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也没有刺激观众产生看到孟氏《茶馆》时的震惊与思索。对于孟京辉这样的导演，我们期待的，不只是他对原著的“挑战”，而更期待他对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