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娜·卡列尼娜来到热带

◎江润琪

在选戏上向来品位在线的鼓楼西剧场，三周年大戏为观众带来了美籍拉美裔剧作家尼洛·克鲁斯的代表作《烟草花》。拉美民族的神秘气质和旺盛的生命力是克鲁斯身上的胎记，这部在英语世界中屡次获奖的作品，也可视为他对故乡古巴的怀念与致敬。

故事发生在192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一个由古巴移民组成的手工卷烟厂里。尼洛·克鲁斯素有“诗人剧作家”之称，《烟草花》的诗意不仅在于台词中俯拾皆是的绝妙比喻，也在于戏剧的结构和人物的象征性处理。

朗读人胡安带去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打发工作时间之余，它亦如疾病，慢慢感染了卷烟厂里每一个人。阅读是可以拥有排山倒海的能量的，因为它为受禁锢者提供了一个思绪畅游的机会，阅读证明了幻想的危险性。《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开始渗透进大家的生活，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关系。

孔琪塔是这个戏里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有着典型拉美人的野性和浪漫，面对背叛婚姻的丈夫，她在压抑和质问之后，转而投入了朗读人胡安的怀抱。孔琪塔这个人物的转变，很像另一位文学经典中通过阅读改变自己的人物：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被爱情小说激起了心中对浪漫生活的向往，但寻找一位情人并不是她的目标，而是实现她过一种浪漫生活愿望的介质。同样，孔琪塔的出轨，不单是报复丈夫，也并非是她真心对胡安难舍难分，新的恋情更像是孔琪塔摆脱现实、释放自己梦想的一个切口，她从书里认清了自己婚姻的处境，一种成为他者的焦渴令孔琪塔像一只迷途的野兽一样躁动狂热，哪怕只有一滴甘露，也会让她干涸的灵魂一醉方休。应该说，这些工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心中向往的世界，是朗读催化了梦的成熟。

于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与烟草厂工人的生活奇妙地构成了一种互文，它联通起工人的现实生活和梦想世界，呼应着人物的关系，戏剧就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灵活而有节奏地穿梭，犹如两种旋律的演奏。这一点上最能“暴露”克鲁斯的血统，拉美文学中强劲迷人的想象力，在戏剧情节与空间的双重互文中表现得克制又到位。

或许是为了让观众更直接地理解剧情，这次演出选择了剧作家最初构思时起的名字《烟草花》，放弃了定稿时的《安娜在热带》，但也一同舍弃了编剧的匠心。从寒冷的俄国来到地处热带的美国佛罗里达，安娜·卡列尼娜就像一阵清凉的微风，为卷烟工人推开了一扇梦想之窗，二者的交融在剧名中就已暗示出来。

戏剧结构影响着一个戏最终的形式表达，能够从结构上把握戏剧的诗意是比语言层面的美化更加深入艺术肌理的。此外，能体现尼洛·克鲁斯诗人特质的，还在于他对剧中人物的安排设置。掌握能指与所指之间隐秘又精准的道路是诗人的必修课，剧中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具有不同层次的象征意义，也正因如此，《烟草花》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主角，有的只是价值观的分歧，一个时代的落幕才能通过几个普通的卷烟工人和他们的爱恨自然地流露出来。

切齐戏份不多，但着实是引发矛盾、推进情节的动力，他会在一天还未到来时就划去日历上的数字，永远向前赶着追求最先进的技术，是势不可挡、追求效率的机器工业的代表；奥菲莉娅和桑提亚戈这对老夫妻是非常传统的古巴人，面对现代化进程，他们无可奈何也拒绝改变；最有意味的是帕罗默孔琪塔夫妻和玛莉拉，他们是进行时的。不同的是，玛莉拉代表着一种不稳定的人类社会原始的天真，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她的悲剧几乎是可以被预言的。而帕罗默和孔琪塔的纠葛最像我们今天的人，情感的背叛与回归，也是我们对待传统与未来的复杂态度；朗读人胡安，则是传统文化和人们梦想的化身，最终死于切齐的枪下，不光因为他做了抢走切齐爱人的另一位朗读人的替死鬼，也如编剧在前言中写的：一个传统的终结。

连爱情也成了隐喻，它是信仰与精神的寄托。帕罗默最终意识到了他对妻子的爱，这种失而复得的珍惜，与我们今天面对毁坏的村庄、加剧的环境污染、落寞的传统艺术，乃至心中不可及的理想国时的遗憾又有何不同。时代的变迁都细腻地投射在个体的情感里，消解了大主题的空洞，从而让观众能够在这些生动的人物里找到强烈的代入感。

当遭遇切齐玷污的玛莉拉又一次出现在烟厂，她裹紧了那件俄式大衣，一道裂痕已经出现在玛莉拉原本剔透的心灵。穿着象征自由远方的大衣，是她唯一能做的反抗，玛莉拉的心碎和决绝，都藏在这件大衣里，可谓举重若轻。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玛莉拉正在完成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转变，她正在走向孔琪塔们和帕罗默们，这也是一个时代痛苦的成长。

胡安死后，玛莉拉说故事都应该有个结尾，于是帕罗默站出来为大家继续朗读剩下的篇章，导演同样在戏剧完整性的呈现上做出了努力，体现在主题曲和头尾的设计上。

导演在剧中设计了一段歌谣般朗朗上口的小曲，歌词很中性，它本身不承担剧情的发展，但从戏剧的开头，一直贯穿至结尾，首尾照应成为了戏剧氛围的烘托，并为角色的情感所染色。当吵架后重归于好的奥菲莉娅和桑提亚戈，依偎着唱着这首歌，它是甜蜜的；当孔琪塔面对冷漠的丈夫，歌声里则多了难言的苦涩。

看得出，导演有意模糊了异域文化，想表现一种普适的情感，可惜整个演出显得太平、太拖沓，空间的运用也过于单一。剧本的诗意始终密封在一个二维的平面里，没能真正走上舞台得到匹配的形式，这与导演和演员对剧本的定位是分不开的。翻译剧已经成为中国舞台的重要组成，视野开阔了，技术和能力也得跟上，我们对翻译剧的当下处理和对舞台上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样，都还有着一段长征。摄影/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