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友人邀约，同游俄罗斯。一行7人，最小的40出头，最老的已过8旬。这样的一群，与俄苏就有了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系。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个场景，都会生出许多回忆或感慨来。特别是有俄苏文学专家、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同行，既有了文史顾问，又有了耳目与喉舌。

    从中苏友好宫到全俄展览中心

8月15日9时许从北京起飞，一路上逐日而行，抵达莫斯科，还是正午。入住那座硕大无比有3000客房的宇宙饭店。从客房窗口望去，对面有一片典型的苏式建筑群。蓝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他还记得里面有15个小金人，代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

于我来说，对苏联最早的印象，来自一只印制精美的铁皮糖盒，里面的糖果，我们当时称之为“玻璃糖纸”包裹。于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异国，便以这样的五彩斑斓进入我的童年记忆。在我们玩糖纸的孩子间，这样的一张“苏联玻璃糖纸”可以换数10张普通糖纸。其实父辈们在1949年以前是见过这一类糖纸的，但他们不说，似乎这样的糖纸天生就只有苏联才有。就像报纸上苏联人打领带，神气又新异，父辈们也不说，尽管他们数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过。直到“文革”来了，母亲翻箱倒柜寻找那些“四旧”之物，翻出一些领带来，一刀一刀剪断拆开摊平，让它们面目全非。我这才发现我们早就有这种苏联人使用的玩意。

1956年，武汉建了一座“中苏友好宫”，紧接着，在那里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参观展览时从那儿买回来的。不久，我就见到了那座对于武汉来说无异于神话宫殿似的建筑群。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连同那些精美的糖纸，“苏联”就以这样直观的方式，植入了一个孩子心中。

晚饭后，8点多钟，太阳还未落山。我去那个展览馆散步。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两旁是一溜商铺，橱窗中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洋货国货都有。展览馆门外广场上，可以看见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纪念碑，一道巨大又强劲的弧线冲上天穹，弧线的顶端是那架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的宇宙飞船，这个曾把美苏冷战推向外太空的标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镶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历史的轨迹。几个年轻的街头歌手在那道弧线下唱着摇滚。

胖胖的大妈卖着那种棕色的饮料格瓦斯。卖花的、卖头巾的、卖玩具的、卖鲜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卢布计算，数字是人民币的3倍，开始总不能接受。后来知道，俄罗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有两位数，今年的月均收入已达1万多卢布，也就是3000多人民币，而莫斯科地区已达到2万卢布。加上他们的福利不错，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要命的支出——上学就医住房交通能源水电通讯供暖，不是免费就是廉价，用世行报告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进了展览馆大门，这才发现，当年父母给我买糖果的中苏友好宫，只是这个展览馆在中国的一个远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汉那个远房兄弟早已在10多年前一串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了，连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办过的各类展览——大跃进、四清、学雷锋、“文革”、收租院，一直到后来的各类商业展销会，给武汉市民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

如同中国的这类场馆一样，这里也已经成为商业娱乐之海。歌厅、迪厅、游戏厅、水幕电影、射击场，还有全世界无处不在的中餐馆，布满这234公顷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就看见了那个极熟悉的雕塑，男的举一把铁锤，女的举一把镰刀，双双前倾，仰望天际，一副纯洁豪迈志向高远的模样。顿时想起孩提时代，坐在人头涌动的电影院里，布帘关闭，灯光渐暗，音乐声起，许多苏联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它！

主楼前，有座列宁铜像。后来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除了斯大林，俄国人几乎把一切前朝旧物都留着，地铁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铁锤镰刀图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红军战士的塑像，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墙上的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墓园里各色人物的墓碑，这些旧物似乎都是他们往昔岁月的一部分。

一个身材健美短裤短衫的女孩独自绕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许多花样滑冰的动作，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与身旁那个曾经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须的小老头，构成了一副饶有意味的画面。

一顶帐篷，几把遮阳伞，红白两色，还有那全世界都认识的花体英文字样：COCACOLA——这个有点苦，有点甜，还有点气体的黑乎乎的饮料，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乐摊点背后，是一架航天火箭。

     1917——1967——2007

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我便想到“十月革命”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词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个“文革”10年中最动荡最诡谲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几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和一位挚友，决定出一本诗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岁，他19岁。很快，这本薄薄的收录了24首长短诗作的集子面世了，其中的作品，有我们自己的，也有我们约来的。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来，我又翻出这一本诗集，典型“文革”风格的套红木刻封面，两组重叠的人物造型，一组是“十月革命”的工农兵，一组是中国“文革”的工农兵。里面的内容语词，今天读来神圣又荒谬，恍若天书。

从一盒糖果，一座建筑开始，苏联——这个巨大的审美化的红色符号，以它特有的魅力，以一种无比新奇的异质文化进入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电影、报纸、歌舞、话剧、雕塑、绘画、小人书、小说，以及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们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这样的熏染中成为我们的神话。这一切，都是以不可质疑的真理样式交给我们的。直到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仍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某些电影中的台词，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和动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间改天换地的豪迈与潇洒，牺牲与壮美。在那个与历史，与前辈，与整个世界都中断联系的岁月里，俄苏文化，成为我们贫瘠单薄的食谱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在当时国内一片粗鄙肃杀之中，俄苏文化成为我们一个遥远的梦中情人。上世纪60年代初，当我们隐隐知道中苏交恶了，内心竟有一种苦涩。我记得，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孩子，常常隐秘地谈论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即将破裂的婚姻，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

到了“文革”，当年那一群尚还怀着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经在数年的教化中，渐渐培养出仇恨与坚硬。“苏修”、“赫秃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恶毒的形象。连中国自己的坏人，也要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恶名。于是，这个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北方邻邦，在一只大手的操纵下，像皮影戏一样，转过身来，已是一副妖魔鬼怪的模样。这样的戏剧性变化，也让我们进入了戏剧性。重读当年那些诗作，可以读出一种自作多情的舞台感来。其中有我写的一首《老布尔什维克的心》：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红光，

惨淡的余辉像纽约霓虹广告；

半个世纪了，

伏尔加河的水涨了，又落了，

它像俄罗斯的眼泪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从前那样奔腾呼啸。

蠹虫蛀空了钻天的白杨，

克里姆林宫在糖弹中倾倒！

政权，政权！

多少苏联人没有很好地想过，

胜利后，

它还会不会重新失掉。

海风吹动着银丝般的白发，

阿芙乐尔水手立在涅瓦河滨，

他的心像河底的激流一样翻滚，

老布尔什维克怀念着列宁。

……

我知道，今天，当我满怀不安愧对少作的时候，有人心里却依然保留着这样的情愫。倒是俄罗斯人已经理性地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那天，我们刚走进红场，突然就看见了“列宁”。他散淡地坐在树荫下的一只小凳上，西服上缀着一个苏维埃代表胸徽，两腿间靠着一竿半人高的苏共党旗，紧挨他身边的，是当年他亲自下令毙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两个俄罗斯人装扮的，酷似，专供游人照相用，每次收费10卢布。半生研究俄苏、多次来过俄国或前苏联的蓝先生，终于有机会和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搂着“列宁”，一手搂着“沙皇”。再往前走，这样的“列宁”和“沙皇”竟有好几对。不远处，数百人排着队，等着去瞻仰列宁遗体，中国大陆人占了很大比例。

在俄罗斯期间，我们目力所及，没有见到关于“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的动静。几年前，俄罗斯当局已经将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十月革命”的提法改为“十月政变”。因为推翻沙皇，结束帝制，是在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变”中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倒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而我们糊里糊涂敬奉了大半个世纪的苏维埃，并不是苏联的苏，而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意为“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夺权后沿用了这个组织形式。而苏联这个词儿，是1922年才出现的。

涅瓦河上，我们见到那个给中国送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这艘被我和无数人写入诗句的神话战舰，其实当时正在彼得堡船厂大修，根本没有下水，也没有武器装备。布尔什维克涌向冬宫的时候，船上的一个机械师发出几枚礼花似的空弹，冬宫的大门早已由里面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了。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又逢“8·19”

在俄罗斯期间，适逢“8·19”16周年。

1991年8月19日，苏联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发动政变，废黜了远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与1964年赫鲁晓夫的故事如出一辙），要终结刚刚开始的艰难改革。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来人对他的逼宫，在莫斯科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叶利钦跳上叛乱部队塔曼师110号坦克，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俄罗斯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在这历史关头，冷静又坚决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数日后，戈尔巴乔夫以一种多少有些悲壮的凤凰涅??的方式——辞去苏共总书记，解散苏共——简洁平和地完成了俄罗斯的一次历史剧变。

想来也很巧，当时我正在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对于莫斯科发生的那个事变，居民们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冷静。没有哄抢，没有骚乱，没有不同观点人群之间的冲突，只有报刊亭前买报的长队，透出他们内心的激越与动荡。

俄罗斯人是沉静的，隐忍的，其中有一种坚守与高贵。这或许和他们的宗教与人文精神传统有关。74年的政治高压生活还没有毁掉他们人性中最后的尊严和耻感。所以，对于那些干了恶事最终因绝望或羞辱而自杀的人物，我多少总会报以某种敬重。像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像“8·19”政变策动者之一的前苏联内政部长普戈。

今年的“8·19”是一个礼拜日。滴血大教堂人群熙攘，唱诗班和谐空灵的圣诗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教堂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孩子们纯净如天籁的合唱传播得很远。戈尔巴乔夫实行《宗教自由法》17年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众已达总人口的60％之多，还有10％几的人口信奉其他教派。

冬宫，十二月党人广场上，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他们接受着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的祝福。俄罗斯的青年男女喜爱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举行婚礼——教堂、海滨、烈士墓、名人纪念碑，不像我们，总是在喧哗的酒筵上。

不远处，那个因普希金《青铜骑士》而闻名遐迩的彼得一世骑马雕像前，一个旧俄士兵装束的青年，也如雕像一样，持枪站在这位沙皇身边。对游客的拍照，如雕像一样不为所动。

金碧辉煌的冬宫展厅里，达·芬奇的原作《丽塔的圣母像》前，静静的围满观众。伊?基辅大教堂外，一个美丽的少妇坦露着雪白的胸脯奶着孩子，她的一只手伸着，等待游人的施舍。教堂附近，常能看到乞讨者，他们总是静静地呆在路边，衣饰整洁，神情温和，不说话，也不纠缠人家或抱人家的大腿。

涅瓦大街游人如织。这就是当年普希金的涅瓦大街，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涅瓦大街，也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那个寒冷又饥饿的涅瓦大街——因为它几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每一面墙，每一扇窗，每一块地砖。你几乎可以碰到在这里散步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喝茶的阿赫玛托娃。看到一幢大楼有些怪异，走进一看，原来是一幢正在修缮的旧楼，里面几乎掏空，但是一幅巨大的画布蒙在工地的外面，画着这幢大楼的外墙，以免施工破坏了大街的美丽。

一座桥的花岗石栏杆上，有一处脸盆大小的缺口，旁边有一块铭牌，说明这是当年德国人轰炸留下的。

一只可爱的黑白两色花猫，在人们来去匆匆的路边四肢伸展地呼呼大睡。我先以为是一只死猫，蹲下一看，肚皮在微微起伏。它半张开眼，看了看我，又睡去。俄罗斯的大街小巷公园景点，常常有这样在大庭广众前酣然入睡的流浪猫狗。还有在游人脚缝间觅食的鸽子。树林里有松鼠，河岸边有野鸭和海鸥。

所有的露天咖啡吧都坐满了人。一个女孩要了一杯啤酒，在夏日的阳光下读一本书。在公园、车站、河岸边、地铁上，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读书图。不是那种时尚画刊，也不是快餐口袋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朴素的书。地铁列车上，我和蓝英年先生坐在一位年轻姑娘的身边。她心无旁骛读着一本书，一直没有抬头。我忍不住，让蓝先生问问她，读的什么。蓝先生不好意思打搅，但还是问了。姑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

入夜，一场《天鹅湖》在涅瓦河畔的一个古老的剧院静静地上演。环形的楼座，精美的包厢，还有金丝绒的幕布，让你觉得这就是200多年前的一次演出。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衣着规整，举止儒雅。没有音响，音乐声起，每一句最细微的旋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美丽的奥杰塔、英俊的王子、快乐的小天鹅还有那个黑色的恶魔，都在全身心地演绎着这个古老的故事。有两场戏之间，大约演员换装出了一点问题，大幕拉开，没人出来，乐队于是停下，全场一片静寂，静得像空无一人，一直到演员出场。

    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

还记得那首无比壮丽无比豪迈的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首《祖国进行曲》是苏联的第二国歌，它的旋律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当年在乡下偷听敌台，一听见那钟声，血液就要凝固。今天看来，后两句当然是让人哑然失笑的，但是前两句是真的。

从北京起飞，一路山岭褐黄，一路烟尘迷蒙。当万米之下的大地突然变绿的时候，有人说，进入俄罗斯了。快要降落的时候，看见那广袤的绿色是一望无边的参天大树，就像铺在大地上的厚厚的栽绒毛毯。后来，走铁路，走公路，漫漫长途，从车窗望出去，永远是田野田野田野，森林森林森林，不是种了庄稼的田野，是长满野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是一溜夹道林或防风林，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近年来，莫斯科房价急升，据说已经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但是市区内依然是大片绿地和树林，街区间楼房间依然是大片空地，空旷得让人心疼。我对友人调笑说，中国的房地产商见了一定会号啕大哭：“真是暴殄天物啊！”彼得堡房价也不低，放眼望去，依然是一片百年老房，三五层高，没见扒拉了盖高楼。城中林园和草地比莫斯科更多，还有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河道，也没见填了修路建房。俄罗斯人爱国，从一棵树木，一条河，一片草地，一幢房爱起，他们的自豪感也来于斯。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是建在森林中的，你们是在城里种树。

彼得堡由100多座岛屿、60多条河流和400多座桥梁构成，对于一个人口500多万的城市，交通可想而知。许多年前，我去绍兴，问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小桥流水乌篷船。友人指着我脚下的马路说，这就是，填了。但是，彼得堡没有填，甚至一些偏荒的河沟都没有填。还有那些沙俄时期的花园古堡宫殿林苑，依然是300年前的模样。各种各样的云，洁白如棉絮的，灿烂如锦缎的，温暖如油画的，清淡如蝉翼的，即便是乌云，也是那么洁净，层次丰富像一幅舞台布景，美得让人觉得不真实。还有水，海水、河水、湖水，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都是透明的、清新的。闹市区的桥上岸边，常有人钓鱼或游泳。自来水可以直接喝。

我想起我的家乡武汉，它和彼得堡十分相似，都是在水系边的沼泽地上建起来的，湖泊密布，河网纵横。高地盖房住人，低地是湖泊河渠，于是有了许许多多天门墩、鄂城墩、积玉桥、云架桥、三眼井、九龙井一类的地名，如今只剩下地名了。一些时尚小区，怀旧似的在楼房间挖几条小水沟，偶尔向里面灌几次散发着氯气味的自来水。

    墓地，你说吧

在俄罗斯，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墓地。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尊重死亡的民族。看一看他们的墓地，你会相信我的话。他们把这个恐怖、压抑、悲惨、不祥的空间，装扮得如此庄重、宁静，丰富又美丽，充满了让人激动让人遐想的诗情。让许多活着的人都生出一分禁忌：我死去之后，灵魂还会接受审判或赞美。

在彼得堡一个墓园里，那位美丽的俄罗斯文史研究者柳德米拉一路引领我们探看各种人物的陵墓。她突然问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们问是谁，她说：“列宁的一家。”她说的是列宁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座公墓里，会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家日丹诺夫，也有非斯大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有不堪丈夫凌辱而自杀的斯大林妻子阿里卢耶娃，也有卓娅和舒拉这样的苏维埃英雄；有中国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也有曾经流亡西方的夏里亚宾；有在《第七交响乐》中表达对极权主义恐惧与愤怒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在斯大林时期一手遮天迫害过许多同仁的法捷耶夫。

在彼得堡，下榻的饭店，正对着涅夫斯基修道院。透过围墙的雕花栏杆，可以看见里面树影中参差杂陈的墓碑。他们一点也不忌讳将一个埋死人的地方摆放在这样一个热闹区域。两三百年来，陆续进入的各类人物，密集或疏散地静卧于花草林荫之中，没有统一的排列，也没有特别的打理，宛如一个自然村落千姿百态。在一面矮墙下见到了强力集团的5位重要成员。鲍罗丁、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巴拉基列夫、居伊。他们似乎生前约好，死后依然相邻。今天说来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上述几位，以及克拉姆斯科伊，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等等，我们恰恰是在一个最荒谬的时期熟悉他们的。“文革”之前，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生活，所有的资讯，几乎都由学校和媒体配给。在停课后的校园，在失控后的社会，在父母自顾不暇的家庭，我们突然得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自由。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对于我们，就像“绿鹅”之于小和尚。

同行的几位师长非常惊异，在他们那一代人动辄为此得咎罹难的岁月，恰恰是我们这一代走进异端文化的时刻。“文革”从它一开始，反叛与怀疑之火同时也燃着了。

见到了柴可夫斯基。他身边有两位长着翅膀的美丽天使，他是强力集团哺育出来的俄罗斯天才。一群上了年岁的男女正静静地看着陀斯托耶夫斯基，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

许许多多在俄苏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散布在各种各样的墓园中。他们无语，但是不断地诉说着从前，诠释着从前，或颠覆着从前。世上没有盖棺论定。一些在苏联时期权焰熏天的人，被揭示出残酷、卑琐、令人发指的一面；一些“苏维埃最恶毒的敌人”，显现出人性的光彩和不屈的意志；还有一些人，复杂得让人怅叹让人扼腕。在困厄、疾病、关押和流放中熬过大半生，几乎从苏联文坛被抹去的阿赫玛托娃，现在被誉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月亮女神。她的故居纪念馆里，常年都有各种人群来看她。那个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斯大林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肖洛霍夫，却寂寞地躺在他的故乡。另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告诉全世界：他不相信一个出卖他人、支持当局政治迫害的人，能够写出《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风靡了一代中国青年，它的作者法捷耶夫躺在莫斯科最显赫的新圣女公墓，书中的几个人物在墓碑上陪伴他。他们不知道，作家除了让他们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之外，还签署过对许多本国作家的逮捕令。斯大林死后，他成了文学界的众矢之的，他疯狂酗酒，然后自杀了。柯切托夫，是一个比法捷耶夫影响更大读者更多的作家，他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等8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大陆风行了20年。我至今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偷偷读他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异端气息。后来才知道，柯切托夫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分子，他的作品是对当时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反击。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的位置上，他也做过许多整人的坏事。事情就是如此吊诡，同一个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中，竟会读出如此不同的东西。是我们当年比柯切托夫走得更远，还是今天的俄罗斯比我们又走得更远？这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

    永远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我走进世界文学殿堂时遇见的第一个人。少年时，喜欢音乐，因为韵律与节奏，又喜欢上了诗。1962年，我上初中。语文老师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圆脸、短辫、布拉吉，爱笑，有时也爱哭，上学放学都和我们泡在一起，喜欢家访，星期天还带我们去公园划船，有时候把男朋友也捎上。一身的罗曼蒂克气息。她喜欢我的作文。我悄悄将我那个写了10多首习作的日记本给她看。一天，她私下对我说，星期天到她家去一下。我去了，她很神秘又很庄重地给我一本书，并说，千万不要弄丢了，也不要告诉别人。那一本书已经很旧，暗绿色的硬皮封面上有一个卷头发，尖鼻子，长着半脸络腮胡须的人，书名是《普希金诗文选》。里面有《皇村回忆》、《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驿站长》、《黑桃皇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茨冈》，还有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第一次知道，文字还可以这样写的。

尽管在那之前我的阅读量远远超过一般同龄人，但是，普希金的这一本书，在我的阅读空间中，无异于一道眩目的电光，让我激动又紧张。从此，沿着普希金，我又找到了许多俄罗斯文学星空中让人迷恋的星座们。那些年中，我几乎是狂热地在我的读书伙伴中搜罗这些禁忌之书，在旧书店里一次次心怀侥幸地翻寻，一边不断地与一种犯罪感搏斗，同时又享受着一种犯罪的快感。

170年过去了，其间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已经灰飞烟灭。一个只活了38岁，一生与诗文为伴，有些多情，有些怠堕，有些浪漫不羁，最终死于一次率性决斗的人，成为俄罗斯最令人爱戴的人。他的雕像遍布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多，不经意间，就可以在街头或广场遇见他。新人在他身边举行婚礼，老人坐在长椅上，默默凝望他。国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和他合影。

普希金被流放过，贬谪过，也曾潦倒过，但他没有被剥夺最后的尊严，没有因为失去最后果腹的食粮御寒的衣物或被迫认罪而斯文扫地。而他的那些后世同仁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劳改营中，穿死人身上扒下的衣物，吃垃圾堆里捡来的食物，不断地唾骂自己揭发他人，最后依然劳苦冻饿而死，死无葬身之地。高贵不羁的阿赫玛托娃，被那位日丹诺夫骂作“半是修女半是荡妇”，开出作协，连粮本都没收了。她在诗句中写道：“丈夫在坟里，儿子在牢里……”

一个世纪的历史，被无数的谎言、虚饰、涂改、生造塞满，有许多进入我们的血肉，欲祛除而不能。只能寄希望于时间。

一直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它曾抚慰过许多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