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叙事性研究

观点：翻译与转述——《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叙事性研究

2017-12-04 10:56 来源: 翻译教学与研究

原标题：观点：翻译与转述——《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叙事性研究

学习文献：邵璐. 翻译与转叙——《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叙事性阐释[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 (6):96-101.

编者按：本文当年发表的署名单位是西南财经大学，目前邵璐教授就职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1.0 引言

在文学界，知名度与受欢迎程度是不同的概念，两者未必吻合。知名度高、获奖多的作品未必为读者喜闻乐见，因为前者由文学批评家等专业人士所评，看重的是作品体现出的思想、文学性和功能性、美学价值，包括语言、叙述、文体等元素，而后者通常则更看重趣味和消遣性。不仅普通读者的接受程度和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度未必一致，即便在文学批评家中间，也有中西方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而对于翻译文学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本文以莫言在西方最受关注，且获奖最多的《生死疲劳》(莫言，2006;以下简称源文本)的英译为研究个案(以下简称目标文本)。该作亦是其获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之一。从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叙事角度转换上的差异入手，考察叙事视角在翻译中的改变对翻译文学带来的影响，以期为译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的不同接受，给予叙事性的释解。《生死疲劳》英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他所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作品中，莫言的作品最多。同时，葛浩文也是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英语译者，迄今共翻译了莫言7部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丰臀》、《生死疲劳》、《檀香刑》、《变》。

2.0 《生死疲劳》英译

近年来翻译的叙事性研究受到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影响，将翻译叙事理论引向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研究。Baker甚至认为:“当今，无论身居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或活动，我们都会被冲突包围。跨越国界的冲突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灵魂，令我们参与其中。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全球化世界中，翻译成了冲突的各方寻求合理地解释其活动的重要手段”(Baker，2006:1);“翻译既不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文本与人互动的副产品，它首先是使得这些发展和运动成为可能的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上:6)。于是，“翻译”、“冲突”、“行动主义”便成为西方翻译叙事学的关键词。其实，早在Baker之前，Whitebrook就曾言:“叙事理论的优点之一是‘使政治行为者形象化’，即叙事作为动态的实体，会随着人们所经历故事的不同而发生或微妙或剧烈的变化;而且，叙事理论能够帮助人们考察翻译如何在跨越时间和文本限制的叙述中起到重要作用。”(Whitebrook，2001:3)

莫言的《生死疲劳》获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2006)、第二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香港，2008)、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2009)。就内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而言，中英文报纸上登载的《生死疲劳》的文章或报道有48篇。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还专门为《生死疲劳》出版了论文专辑(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2010)。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国际大奖，跟原作者莫言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英译者葛浩文在国际上地位和翻译能力，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界的赞誉和欣赏，以及汉学家(如王德威、葛浩文)的大力推介等诸多因素相关。(邵璐，2011a)

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各语种译者，尤其是英译者所起的作用。笔者已就莫言作品的英译和日译在国外，尤其英译在西方的影响与接受进行综合评述，做过宏观把握和了解。(邵璐，2011a)而本文的立足点则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主体应该是叙事文体学翻译研究，即包括从经典叙事学的角度，分别从语篇、语义、文体、叙述者等层面将目标文本与源文本进行详细对比和分析。翻译叙事文体学采用文体学、叙事学、翻译学的理论模式，辅以语料库作为研究工具，应该为今后翻译研究深度发展之方向。(邵璐，2011b)

3.0 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就经典叙事学中的省叙而言，申丹(2004:283)曾指出:“‘省叙’与叙述视角无关，但与叙述声音却直接相关，因为它是叙述者在采用某种视角之后，在不改变视角的情况下，对该视角中出现的某些信息的故意隐瞒。”然而，笔者认为，目标文本中主要出现了两种视角越界:显性越界和隐性越界;这两种视角越界中又都呈现省叙、伪叙;而无论省叙还是伪叙，都既可跟叙述视角，也可与叙述声音相关。见下例:

案例一

源文本:

［1］屋子里传出了蓝解放的啼哭声。

［2］你知道谁是蓝解放吗?故事的讲述者——年龄虽小但目光老辣，体不满三尺但语言犹如滔滔江河的大头儿蓝千岁突然问我。

［3］我自然知道，我就是蓝解放，蓝脸是我的爹，迎春是我的娘。这么说，你曾经是我们家的一头驴?

［4］是的，我曾经是你们家的一头驴。我生于1950年1月1日上午，而你蓝解放，生于1950年1月1日傍晚，我们都是新时代的产儿。(莫言，2006: 16)

目标文本:

(1)The cries of newborn Lan Jiefang emerged from the house.

(2)Do you know who Lan Jiefang—Liberation Lan—is?This Lan Qiansui，the teller of this tale，small but endowed with an air of sophistication，three feet tall yet the most voluble person you could find，asked me out of the blue.

(3)Of course I know.Because it’s me.Lan Lian is my father，Yingchun is my mother.Well，if that’s the case，then you must have been one of our donkeys.

(4)That’s right，I was one of your donkeys.I was born on the morning of the first day of 1950，while you，Lan Jiefang，were born in the evening of the first day of 1950.We are both children of a new era.(Goldblatt，2008:19)

评析:截取的这部分源文本来自第一部第二章最后四段，源文本中视角模式内部的“视点转换”有如下三种:全知模式、转换式内视角、多重式内视角。源文本共四段，为了指称方便，笔者在段首加上了序号。此案例源文本叙述方式比较复杂，隐含信息很多，模糊性极强。即使将此部分还原到原书中，根据附近语段的上下文，都很难厘清相互关系，推断叙述者的叙述视角、眼光和声音。若要辨析各叙事成分，必须从整本书，即全局的角度来把握人物关系，整书人物谱系可见图1。就本案例所涉人物关系，可见图2，简化图。下面先解构源文本叙述者和叙述声音。源文本中一共出现了三种叙述法，三次叙述声音切换，涉及五代关系，两个叙述者的爷孙辈份可以互换。

图1 源文本叙述者关系图

具体而言，其一，源文本引语未用引号，叙述者本人和叙述对象不易识别。其二，从叙事学途径(narratological approach)来看，本案例出现了全知报道叙述法(the narrator in omniscient reporting)、自由间接话语叙述法(free indirect style)、第一人称叙述法(the narrator in first-person storytelling)。［1］是全知报道叙述的叙述声音，即我们通常认为的旁白，作用是引出下面叙事话语，此为第一叙述声音。［2］、［3］、［4］段则采用自由间接引语来叙事。在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人物的“我”的言语被叙述者“我”用自由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其三，短短四小段叙述声音进行了三次转换，［2］的叙述声音是由叙述者大头儿蓝千岁发出，此为第二叙述声音。大头儿蓝千岁是整本书中最重要的叙述者，即是西门闹，西门屯的地主，他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3］的叙述者是蓝解放，他是蓝脸与迎春(西门闹二姨太太)之子，人名“解放”喻指当时的叙述背景是解放战争时期。其四，对话的两人是蓝千岁和蓝解放。从源文本中可看出蓝解放和蓝千岁是爷孙关系，如果说西门闹是第一代人，那么到了蓝千岁便是第五代，蓝解放则是第三代，这段对话便是第三代与第五代的对话。同时，蓝千岁又是西门闹在继驴、牛、猪、狗、猴经历六次转生的大头儿，第五代蓝千岁跟第一代西门闹是同一人在不同轮回中的肉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对话又是西门闹作为第一代人跟蓝解放作为第三代人的对话。作为第五代人的蓝千岁(全书最重要的叙述者)——大头娃娃出生于2000年底，源文本以他的出生收尾，作为全书结局，而他肉身的第一代则是源文本全书的开端，即整个叙事以西门闹于1950年1月1日第一人称“我”的自述开始，叙述是以西门闹投胎伊始，全书以六次生死轮回连成一线。其五，本案例源文本中，［2］、［4］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指蓝千岁，［3］的“我”是蓝解放。值得注意的是，蓝解放生于1950年1月1日傍晚，蓝千岁作为驴的肉身出生于1950年1月1日上午，也就是说西门闹生死轮回的第一次转变是从此时开始，驴和蓝解放是同一天出生的。第三代与第五代恰好相差半个世纪，50年整。

再来看目标文本，同样，译者并未在译文中将叙述者补充出来，且亦省略了引号。然而，有趣的是，本案例(1)中蓝解放第一次出现，译者采用音译法。可是到了(2)第二次出现叙述者蓝解放时，译者这里采用双管齐下法(couplets)(Newmark，2001:91)，加上了文中注，先音译为“Lan Jiefang”，再夹注将蓝解放这个名字意译出来，译为“Liberation Lan”。笔者认为，译者这样处理有他独具匠心之处，因为这样的翻译法只用于最重要的叙述者。从整本书叙事结构看来，西门闹这个全书最重要的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于1950年1月1日的投胎伊始，具有人的肉身的叙述者一共五代，分别是:西门闹、蓝脸、蓝解放、蓝开发、蓝千岁，以蓝千岁于2000年岁末的出生收尾。而从1950年1月1日上午开始，这一肉身又同时以动物的肉身投胎，先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所以，1950年是分界线，整本书叙事时间跨度为100年，从此时开始，同一“灵魂”分别以动物和人的肉身投胎，同时又与主要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投胎为驴时，其身份由长工蓝脸的主人兼养父西门闹变成了蓝脸养的牲口——刚出生的小驴。

4.0 目标文本的叙事特征

故事外的叙述者或受述者任何擅入故事领域的行动(或者说，故事人物任何擅入元故事领域的行动)，都会产生滑稽可笑或荒诞不经的奇特效果，这便是转叙(metalepsis)。(Genette，1980:234－237)。目标文本中出现的转叙现象，跟古典修辞学中的违规现象一样，平常且无伤大雅。利用故事和叙述的双重时间性做文章，仿佛叙述与故事齐头并进，故事停顿的时间也就填满了。将叙事学中的转叙放置于翻译学中，可用曲径翻译(oblique translation)来解释。曲径翻译是与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相对的概念。因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存在结构与概念上的差异，不打乱文本的句法与词法顺序，就难以令人满意地把一些文体效果翻译出来。在此种情况下，用对应的目标语单位直接替换源语单位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只会生成一个意义、结构或风格上都不可接受的译文。(Vinay＆Darbelnet，1958:49; 1958/1995:34－35)曲径翻译大致有四种类型，包括调适(modulation)、改编(adaptation)、置换(transposition)与对等(equivalence)，能使译者生成读起来自然、基本上没有翻译腔的目标文本。以下就目标文本中呈现的调适、改编、置换的翻译叙事学特征进行描述。

图2 源文本核心叙述者关系图

4.1 调适

作为曲径翻译的一种，调适指不使用相似的源语和目标语范畴(Vinay＆Darbelnet，1958:46－47; 1958/1995:31)，信息形式的变化由观念变化引起(1958/1995:36)。换言之，调适涉及思想操纵而非语法范畴的操纵(与置换相反)(1958:88;1958/ 1995:88)，它反映出说不同语言的人看待真实事物和现象角度的细微差别。在此意义上，当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或置换会引起在语法上正确但在目标语中听起来不自然的表达时(Vinay＆Darbelnet，1958:51;1958/1995:36)，采用调适方法就有道理了。

案例二:

源文本:我继续喊叫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莫言，2006:4)

目标文本:So I shouted，repeating myself，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until one of the judges leaned over and whispered something in Lord Yams’ear.He banged his gavel to silence the hall.(Goldblatt，2008:4)

评析:本案例中，目标文本中的聚焦人物相互关系被调适成了“判官弯腰在阎王旁边低声交谈”。

案例三

源文本: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鸟在天上叫，兔在地上跑，沟渠和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莫言，2006:7)

目标文本:The sun shone brightly，the air was fresh and clean;birds flew in the sky，rabbits hopped along the ground.(Goldblatt，2008:7)

评析:源文本中，莫言用鸟鸣兔跑营造出的欢腾场面，与沟渠和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光芒形成视觉、听觉的反差，从而反衬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矛盾心理:“我”被阎罗王放回了人间，本值得庆幸，然而，“我”却是带着仇恨、复仇、痛楚的心态和情绪回去的，且回去的路上还被两个鬼卒挟持着、卡着脖子发不出声。目标文本中，鸟在天上飞，似乎失去了声音的效果。

4.2 置换

置换是“将一种词性替换为另一种词性，而不改变信息意义”(Vinay＆Darbelnet，1958/1995:36)的过程。置换可以是强制性的(obligatory)，也可以是选择性的(optional)，它不涉及源语和目标语平行范畴和平行概念之间的直接转移。(同上:31)

案例四

源文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釉的大碗里。(莫言，2006:6)

目标文本:［...］where a white-haired old woman reached out with a fair，smooth-skinned arm that did not befit her age，scooped out a black，foulsmelling liquid from a filthy steel pot with a black wooden spoon，and emptied it into a red-glazed bowl.(Goldblatt，2008:6)

评析:此例译者采用“置换”的方式，将源文本“手”置换成“手臂”，看似只是一词之差，但文化意象却被扭曲了。在此案例中，此置换方式似不可取。在源文本中的“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作者虽一直未言明是谁，知晓中国神怪传说的人或许都知道，在鬼魂出了阎王殿，准备投胎到人世之前，会在奈何桥上遇到孟婆，这个老婆婆便是孟婆。原作《生死疲劳》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进行创作的，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人会生生世世轮回反复，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经历了六度轮回。这一世的终结不过是下一世的起点。生生世世循环的人无法拥有往世的记忆，只因为每个人在转世投胎之前都会在奈何桥上喝下忘记前程往事的孟婆汤。所以，走在奈何桥上时，是一个人最后拥有今世记忆的时候。这一刻，很多人还执着于前世未了的意愿，却又深深明白这些意愿终将无法实现，于是便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也是这座连接各世轮回的桥命名为奈何桥的原因。读到这一段，原文读者眼前呈现的意象是:两个身材修长的蓝脸鬼卒，挟持着叙述者“我”经过奈何桥，遇到了孟婆。孟婆的穿戴一定也是中国古代的装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年纪几何，只要是女人，除了脸和手，都是包裹遮蔽着的，不会暴露在外面。所以，在目标文本中，老婆婆露出白皙、光滑皮肤的手臂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似乎跟原作所要营造的文化意象不相匹配。

案例五

源文本:我将它铲起来，用力撇到了墙外，与马粪驴屎混合在一起，但愿这东西有肥力，能使七月的玉米，长出象牙般的大棒子，能使八月的谷子，抽出狗尾般的大穗子。(莫言，2006:13)

目标文本:I scooped it up and flung it over the wall，where it could lie with the horse shit and donkeyurine，hoping that it might be good as fertilizer，so theearly summer cornwould grow in ears like ivory andthe late summer wheatwould have tassels as long as dog tails.(Goldblatt，2008:15)

评析:源文本中所有单独出现的“粪”都译为“dung”，前面若有类别词，如“马粪”，便译为“shit”，“屎”则换词，译为“urine”(尿)，以避免重复。“七月的玉米”被置换成“the early summer corn”(初夏的玉米)，“八月的谷子”则被置换成“the late summer wheat”(夏末的小麦)。

案例六

源文本: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莫言，2006:10)

目标文本:I had taken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during chaotic times.I had to cope with the guerrillas andthe puppet soldiers，but my family property increased［...］(Goldblatt，2008:11)

评析:源文本基调讽刺，将游击队和日伪军并在一起，暗示在地主看来，游击队跟日伪军没什么两样，都是造成内乱的原因，而且都与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为敌。源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给原作者带来了安全，因为所有这些“反动言论”都看似是出自地主之口，即使言论“离经叛道”，甚至是“危险的”。若脱离语境，按词典意义来说，“黄皮子”通常指黄鼬，俗名黄鼠狼。放于源文本中，却是指通常着黄色军装的日伪军，为俏皮语。目标文本将“黄皮子”置换成“the puppet soldiers”(傀儡军/日伪军)，生动、形象且准确地传达了言外之意。

案例七

将源文本中的神与妖魔鬼怪分别进行置换。如将“妖精”分别置换成“monster、goblin、demon、ghost、god”、“阴曹地府”在目标文本中置换成“hell、underworld、Yama’s underworld”、“毒蛇”置换为“viper、snake”。对于“太岁”的翻译，将“碰上太岁”置换为“to bump up againstthe Wandering God”，“冲撞了太岁”置换为“to stir up the Wandering God。又如，将“琉璃世界”(莫言，2006:10)置换为“Crystal Realm”(Goldblatt，2008:12)，“免得被野狗吃掉”(莫言，2006:10)置换成“to keep the wild dogs away”(Goldblatt，2008:12)。

4.3 改编

改编指不拘泥于源语与目标语结构与概念上对应形式的翻译程序。(Vinay＆Darbelnet，1958:46－47;1958/1995:31)，改编是一种策略，当目标文化中不存在源文本所描述的状况，或没有与源文本相同的意义或内涵时，通常采用改编这种曲径翻译。同时，改编也是一种“情景对等”(situational equivalence)(Vinay＆Darbelnet，1958/1995:39)，它用某些方面功能相同的目标语成分来替代源语成分，因此这些成分也就彼此“对等”。例如，英格兰人喜欢的运动“板球”(cricket)译成法文时可用“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一说来代替(Vinay＆Darbelnet，1958:33;1958/1995:39)。改编代表了“翻译的极限”(Vinay＆Darbelnet，1958:52;1958/1995: 39)，因为其中包括了大量改写。避免采用改编方式可以获得完全正确的文本，然而译本却会十分清楚地显现出作为译本的特征，即翻译腔。(Vinay＆Darbelnet，1958:53;1958/1995:39)

案例八

源文本: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莫言，2006:4)

目标文本:All right，Ximen Nao，we accept your claim of innocence.(Goldblatt，2008:5)

评析:目标文本中，故事外叙述者“我们”突然进入所叙述的情景与事件，于是构成了转叙。

案例九

源文本:我听到胳膊上发出酥脆的声响，似乎筋骨在断裂。我发出一声尖叫。(莫言，2006:4)

目标文本:A brittle sound，like bones breaking，drew a shriek from me.(Goldblatt，2008:5)

评析:目标文本中的意象发生转变，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主动发出尖叫，在目标文本中，被改编成了“酥脆的声响”让“我”发出尖叫声。

案例十

源文本:［…］脱下棉袍，将他包裹起来。沿着大街，迎着太阳，手托着这冻僵的孩子往家里走。(莫言，2006:11)

目标文本:I took off my lined coat and wrapped him in it，thenpicked him upand carried him home.(Goldblatt，2008:12)

评析:目标文本中增加了“picked him up”，并删去“手托着这冻僵的”。

案例十一

源文本:［…］巨大的耻辱，毒蛇信子一样的怒火，在我心中燃起。我要杀人，我要骂人，我要将蓝脸剁成肉泥。(莫言，2006:14)

目标文本:How Humiliating!A flamelike the tongue of a poisonous vipersnaked up in my heart.I had murderous urges，at minimum needed to curse someone.I could have chopped Lan Lian into pieces.(Goldblatt，2008:16)

评析:“怒火”被改编为“a flame”(火焰)，去掉“怒”。译文回译为“毒蛇信子一样的火焰在我心中蛇形而动。我有杀人的冲动，至少要诅咒某人。我早该把蓝脸剁碎的”。

5.0 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文体学与叙事学的学科界限被模糊化，很多时候很难分清彼此，相应地，翻译文体学与叙事学的壁垒也已基本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翻译叙事文体学研究，在翻译学范畴内更趋复杂化，弥补了单一学科之不足。在中国原文读者看来，源文本《生死疲劳》跟莫言以往的叙事特点也许差别不大，都是“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或者说是历史的民间表现建构。然而，若从经典叙事学的角度看来目标文本，葛浩文的英译本中所体现的转叙特色或是吸引西方目标读者的重要要素之一。

转自：语言学通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