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上海市
原标题:《河边的错误》“没有答案”,你看懂了吗
许多影厅重复上演相似一幕:《河边的错误》放映完毕,观众久久不起身,直到字幕走完、场灯亮起——终究是没有彩蛋给人一个豁然开朗的答案。
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魏书钧导演、朱一龙主演,电影《河边的错误》近来成了热搜的常客。它的创作buff叠满:严肃文学作家余华如今网络的宠儿,备受年轻人喜爱;张艺谋导演也动过改编念头,但终究是被90后导演完成了;《河边的错误》是主演朱一龙在拿下金鸡奖后进组的第一部作品;影片在今年的戛纳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又在不久前的平遥获得最佳影片……
但真正让话题冲高的,是映后一拨拨观众对“答案”的追索。话题词“一千个人一亿个哈姆雷特”下,聚集了网友对电影各类脑洞大开的解读。而片方从一开始就亮出“没有答案”的宣发策略,更为网友纵情驰骋的观后感提供了无限空间。
目前,《河边的错误》上映两天,票房约8000万元,但网上关于故事内容探讨的声量远超同票房体量的影片,俨然一部“解读系”电影。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想去原著中寻找答案当当网上,这本余华写在1987年的中篇冲上了小说飙升榜、热搜榜、畅销榜前排,作家余华、《河边的错误》与《活着》三个条目更是在当当的热搜小说榜分列第一、三、五位,已呈霸榜之势。
“没有答案”的《河边的错误》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不妨从余华、魏书钧、朱一龙这三位核心创作者身上寻找答案。
余华:“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影呢?
余华脱口而出:“那些三流小说嘛。”话音刚落, 旁边的西川调侃他:“自己说完都忍不住乐了。”这是不久前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中的一幕。
不夸张地说,作家余华是电影出圈的重要助力。此前,这位严肃文学作家凭借十足网感和亲和力,频出的金句和段子,成为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常客。他是短视频流量密码,更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喜剧人”“文坛泥石流”“潦草小狗”,各种梗图全网纷飞。电影《河边的错误》启动宣发以来,他和主演朱一龙的互动不断引发热议,“见面三次,余华就带他回老家”“余华赞朱一龙为艺术家”等映后场面吸睛无数。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写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于1988年发表在杂志《钟山》第一期。彼时27岁的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对“叙事空缺”、反侦探类型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在小说开头,小镇的河边发现了一个老妇的头颅,刑警马哲反复到河边寻找真相。然而,调查进行中,安静的小镇又接连有人死去,诗人、理发师、孩子……马哲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患无法被定罪,马哲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最终他用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疯子,了结了这串离奇死亡事件。
小说在悬疑的外衣下探讨关于人性的永恒话题,作家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犯罪类型化的问题,而是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出场人物干扰马哲和读者的追凶过程。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正常人的癫狂化和扭曲化,加之冷暴力的叙事风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荒诞世界。
小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改编后,电影的第一版英文名叫“only river knows”(只有河流知道),正式公映时改为“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续流淌),一个单词之差,切中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魏书钧:青年导演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
余华在早年采访里调侃,希望自己的版权一直卖,卖了之后对方不拍出来,五年之后版权到期于是可以接着卖。
《河边的错误》就经历了这番操作。
随着影片公映,陈年往事被重提。早年,张艺谋一度想改编《河边的错误》,他顾虑改编后的人物过于符号化,所以几乎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人物和情节都更实。对于张艺谋的创意,余华不置可否,但他向张艺谋推荐了当时自己尚未正式出版的小说《活着》。
除了张艺谋,过去的20多年里,改编过铁凝小说《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也曾购买过小说版权,同样没有成片。
命运轮到魏书钧上场了。这位90后导演在读了几遍小说之后,发现这个故事有戏仿的基因在,所以他决定不把重点放在凶手是否疯子这件事情上,“小说中压在整个故事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为电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使其能够对文本进行第二次解释,它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寓言,一个对命运之神秘的反思;另一方面,小说里文学性的表述,让它不能在影像上进行直接的转移,更多的是需要从内部出发,从感受出发。”
小说故事写于20世纪80年代,但魏书钧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身为90后的他,对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搜集各种图片,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
影片《河边的错误》从开场雨戏开始就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集体记忆。南方小镇,天气阴郁,楼栋破败,影片所呈现出的空间质感遥远又熟悉,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件,将真相的追寻者步步引入思维的迷宫。
创作中,魏书钧全程以16毫米的胶片拍摄,为影片赋予了一种复古式基调,呈现出那个年代的小镇空间感,间或的镜头失焦感甚至为不可确定性的主题提供了一种风格表述。影片还延续了原著小说戏仿侦探小说的特点,以反类型的手法强调影片的重点不在于真相和答案,同时还保留了小说的暧昧性,留足了想象和解读空间让观众能多感受多思考。而影片里对那个年代单位里的人和事,以及诸如诗歌会这类场景的表现,绝非复刻般的写实。导演以一种稍显夸张的讽刺,反而更微妙地传达出令人会心一笑的时代真实。
对比前作,《河边的错误》展现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气质,标志着魏书钧在创作上的成熟。回忆改编过程,魏书钧表示难度特别特别大,压力也很大,“但青年导演能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拍摄作品,是求之不得的机会”。那段时间有个朋友打电话询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改编余华的小说,朋友送他一句话:你何德何能?
朱一龙:去电影里感受它的每一个波纹
2022年末,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朱一龙凭《人生大事》赢得最佳男主角奖杯。颁奖礼后,演员从厦门直接前往江西南丰,准备进组《河边的错误》。
在演员看来,故事里的刑警队长马哲始终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的事情。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色,演员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他从余华一张站在雪地里的旧照找到扮相的灵感。于是,他把照片贴在睡觉的地方,每天伴随自己入眠。45天的拍摄期,朱一龙为这个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体重浮动范围超过40斤。在他的认知里,这种身体变化是角色需要的,“演员的工作就是要把身体当作素材,把所有的想象感受具象地表现出来。”
除了身型变化之外,导演给朱一龙发了20多集的纪录片,记录那个年底警察的工作状况。与此同时,在进组之后,朱一龙不仅进行了打枪训练,还走访了一些当年工作的老刑警,观察他们是如何办案的。
影片对马哲的定义是一个1990年代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一个笃信逻辑理性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为了充分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转变并展现年代质感,朱一龙试图回到相应的年代、时空情境中找寻角色。他走进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每天穿着来自九十年代的旧衣服,“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县城里转,是很难融进去的,所以就想把戏中的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衣服穿成自己的,有几个兜,或者兜里放什么,一切细节宛如天成,不再需要现场临时设计。
他的体验式表演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马哲形象。代入马哲,演员引用了一段他曾看到的影评:《河边的错误》每一场大雨下完之后,都冲刷掉了关于死亡的所有证明和证据,河水在继续流淌,但我们没有办法向河水去寻找答案。最后马哲走向了河水的中间,他能找到属于他的答案吗?可能也未必,也许没有答案才是唯一的真相。
“所以希望大家在电影院里静下心来,慢慢地跟着故事去感受,跟着电影一起流淌,去感受它里面的每一个波纹。”
作者:王彦
编辑:王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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