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大家读大家｜王安忆：贵族——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2021-09-18 18:00 来源: 扬子江文学评论

原标题：大家读大家｜王安忆：贵族——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今天这一讲的题目为“贵族”。各位有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以为《战争与和平》主要写两个人的故事，安德烈和皮埃尔。安德烈公爵经历了1805年拿破仑战争，负伤养伤，解甲归田；又经历妻子在分娩中去世，留下一个儿子，让他做了父亲；他蛰居乡下两年，管理庄园，解放农奴，推行医疗和教育，身心开始复原，逐渐扩大社交圈，终于出山了。其时，俄国上层的自由主义者正在酝酿司法、行政和财政改革，安德烈也呈交了军事条令的意见书，他给人的印象更接近改革派，但是他却自称孟德斯鸠的信徒——孟德斯鸠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主张开明的君主立宪制，他说：“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贵族的某些特权，我认为是维持这种感情的手段。”安德烈不是保守派，可是他觉得不能取消贵族，因为贵族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荣誉的概念。那么，贵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类？我们之前谈到过简·奥斯汀所写的那些没有嫁妆的女儿，也许就将孤老终身。在贵族阶层，嫁妆不会成为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安娜·卡列尼娜，她本就是婚姻中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讲，吃穿无须顾虑，生计无须顾虑，婚聘无须顾虑，他们被赦免了现实的义务，取而代之以务虚，他们迫切要解决的事情来自精神的领域，关乎命运的大事情在这里发生。很有意思的是，小说里的贵族家庭往往面临颓败的处境，比如《战争与和平》，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公子尼古拉，喜欢表妹宋尼雅，但这表妹是个孤女，寄养在他们家，当然谈不上什么嫁妆，而罗斯托夫家的财政也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他家的女儿，小说女主角娜塔莎，到莫斯科觐见未来的公爹保尔康斯基公爵，遭受到冷遇，除了老公爵的怪癖，多少还是因为寒酸。宋尼雅也很明白，慷慨地退出，让表哥尼古拉和安德烈的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成了一对。这样处处可见的败迹，多半因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产生的时代，正是社会激烈动荡、近代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古典浪漫主义文学已经过去，人类走进粗鄙却生机勃勃的现代历史。就像上一讲说的，阶级的更替是最能出故事的。回到《安娜·卡列尼娜》，我想大家都记得的开头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说的是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家，他们家大概是整个安娜·卡列尼娜的社会关系网里面最狼狈的一家。钱永远不够用；奥勃朗斯基公爵的风流艳事永远没个完；孩子永远不嫌多，到故事开始的时候，已经活了五个，死了两个；佣人们永远在流动；售卖妻子陪嫁的山林已经上了议事日程！除他们家以外，我们在这里还看不到一个如此拮据的人，而这一家的财务困境也不是不可解决，妹妹安娜让出自己一部分产业给他，就缓和了窘况。所以，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他交给自己的问题，不是回答日常的生存之道，而是人的物质属性之上，是不是还有着天赋的灵魂的使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产生于偶然，还是必然，感知的存在以外，有没有一种理智的运动？否则我们怎么解释思想，它活跃在个体的内部，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我们在托尔斯泰很多小说里，或者说是在俄罗斯同时期作家的很多小说中，都能看到这种在苦闷中突围的企图。

很显然，托尔斯泰将这项务虚功课交给了贵族阶层，那么我们先来对贵族的生活做一些想象。已经说过贵族不需要考虑吃饭问题，那么他们如何打发时间？他们可是有大把的时间。有一个消遣，就是打猎。托尔斯泰很醉心于表现打猎的场面，气势壮阔、激情奔腾。我时常想这些阔人们为什么醉心于这么一项活动？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徒步走过沼泽，在仓房的干草堆上过夜……为什么想出这些鬼点子？我想他们其实是想让自己退回到野蛮。他们想做野蛮人，想象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文明进化开弓没有回头箭，退是退不回去的，那么就做一个游戏，一个成人游戏。

1992年吧，我到柏林，正巧顾城夫妇也在，参加文化局一年期的写作计划。当时他们去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几天以后回来，带了一群中国留学生找我玩。关于他们所在的新西兰激流岛，以及他们的故事和结局，已经成为一个浪漫而残酷的传奇。远离尘世，童话小木屋，原住民毛利人，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事实上，这个小岛是旅游胜地，观光客从奥克兰顺道就过来了，当然，顾城的悲剧又给它增添了热点。那一天，他的妻子谢烨，说了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过原始人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我觉得她这话很有意思，可以用来解释狩猎这个模仿野蛮人的游戏，需要很多物质条件，这些条件是在消费社会以外，好比《唐顿庄园》大女儿玛丽说的，不是买，而是继承。小说中的列文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他从心底看不上爵位的封号，说：“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才是贵族——至少，我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三四代祖宗”。再说狩猎，首先，要有领地，马队奔跑几个昼夜也不出边界，草原、丘陵、河流、沼泽、鸟群栖息地、野生动物出没的森林，今天富豪的高尔夫球场大概就是微型版。其次，要有装备，枪械不说了，即便是《战争与和平》里，每况愈下的罗斯托夫伯爵家还有一支打猎队。让我们检阅它的阵容：五十四条狼狗，由六个猎犬手带领；四十多条灵缇，由主人携八个农奴管理；一百三十条狗；二十多名骑马的猎人。第三，就是有闲，规模浩大的游戏，不仅需要广阔的空间，还要有充足的余暇。安德烈的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的消遣是高等数学和车床，前者是古代哲人的思想演练，后者则是手工业劳动。还有一项活动，叫作游戏也许轻佻了，因它带有严肃的意味，或者该称之为“实验”。我们从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经历里就能看到，就是回到土地上，做农人的活计，割草、饲养、种地，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为了下沉阶级，实现人道主义公平社会？可托尔斯泰并没有出让农庄的所有权，放弃地主的身份，甚至，他借小说人物安德烈的口，公然主张君主立宪制。当然，俄罗斯这一时代的作家，多半是民粹主义者，我以为在他们其实有着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安娜·卡列尼娜》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仿佛托尔斯泰的变身，就是列文。当列文在莫斯科求婚受挫，准确说他每一次去莫斯科总是受挫，或者是他的哥哥病得要死，却还抵制他的善意；或者他爱的女孩子爱上了别人；或者他申办文件，得不到顺利的批核，反正，总是无功而返。他回到农庄，受伤的心情会得到抚慰，和农民一起劳动，使他感觉踏实。后来，列文得到了他心爱的女人做妻子，生了孩子，然而短暂的平静之后，抑郁又袭来了。这种心理病症周期性地发作，令他不知所措。他会惊讶他的农人，他们吃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更差，儿女成群，吃口一大堆，可是他们却有着快乐的天性，这种快乐有时候也会感染他，当他和他们一起劳动和休憩，能享受到一种平静，他甚至是羡慕他们的。我想，他羡慕他们的是什么？他羡慕的是，在社会还没有分工的时候人的生活：生产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生计和美学，过程和目的，融为一体；用劳动挣得衣食，同时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获取价值使人自信，自信又给予愉悦，愉悦则带来美的感受。我想列文或者托尔斯泰，他们其实是渴望回到一个混沌的原始状态，但可惜的是回也回不去了，他们都是文明人，只能依靠理性，寻求类似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在现实开辟抽象世界的入径，这就是托尔斯泰们的努力吧。

顾城夫妇留影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安娜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太著名了，几乎是普及性的阅读。然后又有很多派生的文化产品，电影、舞剧、歌剧、音乐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移植的剧目里，表现的多是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情节。比如，列文向吉娣求婚，可是吉娣在等待伏伦斯基的求婚，然后安娜出现了——于是，这一场舞会便关乎许多人的命运，吉娣以为伏伦斯基会邀请她做玛祖卡舞的舞伴，玛祖卡舞是全体男女青年都要成对参加的舞曲，如果一个女孩子没人邀约的话，是很没面子的，尤其是她，吉娣，已经有一个公认的求婚者，她一直在等他，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原来伏伦斯基和安娜成了一对。再比如，伏伦斯基赛马，从马背跌落，安娜大惊失色，忘记自己的身份，引起人们的注目。还有，安娜离开丈夫卡列宁，和伏伦斯基出走，偷偷回来看儿子被逐。当然，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安娜葬身车轮之下。这些都是很典型的场面，当我们想起《安娜·卡列尼娜》，眼前出现的就是它们，它们确实是整部小说中集合了戏剧冲突，同时富有表现力的部分，因此也是被电影、电视、舞台等等直观艺术更经常采用的段落。

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些小说里，在我看起来比较重要，但是在别的形式也许会忽略，或者说不方便表现的内容。这就是小说的好处了，小说可以表现复杂的涵义。方才说的，影视舞台擅长表现外部动态，有许多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举个比较近的例子，苏菲·玛索演的那版“安娜”。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记得一个辉煌的场景，就是吉娣非常高兴地等待伏伦斯基来求婚，她穿着粉红色的舞裙，双手提着裙裾，穿过一扇扇的门，向镜头飞奔而来，让我想起中国唐代诗人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过华清宫》）的诗句。语言文字就是这样，它无论怎样描写也做不到直接呈现场景的生动鲜明，它的功能在于提供联想，一旦唤醒共情，气象便无限扩张，洇染漫流，溢出画面。事物外部的活跃性底下，其实还潜藏着同样甚至更激烈的运动，因其隐蔽常常被我们忽略，让我们来看看那是一些怎样的情节。伏伦斯基和安娜邂逅、热恋、幽会、怀孕、生女、同居，伏伦斯基辞去近卫军职位，双双退出社交圈，一连串的大动作，激情浪漫牺牲奉献都演绎过了，接下来的日子是什么？他们离开彼得堡去欧洲旅行，然后在意大利一个小城，租赁一座别墅，安顿下来。克服重重险阻，有情人终成眷属，安娜享受着两人世界的种种乐趣，伏伦斯基也过得悠闲自在，学习美术同时研究意大利中世纪文化。他们离群索居，彼此的爱情已足够充实生活。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也没什么同阶层的社交圈，他们的交游只限于两个人，一个是伏伦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窗高列尼歇夫，另一个是画家米哈伊洛夫。前者是个自由派，后者呢，其实是个不得志的艺术家，这些结识意味着他们也已经从主流退到边缘。画家米哈伊洛夫给安娜画了一幅肖像，出乎意料的好，非常传神，伏伦斯基都感到惊讶，他以为——“要像我这样了解她，爱她，才能抓住她那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随即他找到了答案——“但这表情是那么真挚，使他和其他人都觉得他们早就熟悉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熟视无睹。译者草婴先生用了“真挚”这个词，我想是有过掂量的。就像之前吉娣第一次见安娜，印象是“十分淳朴”。上流社会的浮华世界里，安娜可以说是赤子，明眼人立即将她与环境区别开来，被她吸引了注意。但是，共同生活磨蚀了人的感知能力，也许，还有更残酷的原因，那就是离开背景的衬托，异质性便渐渐湮灭于普遍之中。他们在这个意大利小城，值得记载的大约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但是却带有先兆的意思，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的走向，在此稍露端倪。就这样，平静的生活很快就变得沉闷，他们回国，重新进入彼得堡的社交圈。那些电影、戏剧、舞台的标志性场面出现了，安娜去看歌剧，遭到冷遇，探望儿子，被丈夫赶出。伏伦斯基的境遇却大不相同，他原先的生活似乎回来了，母亲哥嫂照常迎接他，老朋友也是，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而且，他又有了新任命的机会。本来亲密无间的他们，此时有了分歧，说不准还会发生什么，于是，他们又一次离开彼得堡这个是非之地，去了乡下，伏伦斯基家的庄园。

我们是通过安娜的嫂子陶丽的造访，目睹他们的生活，安娜很快乐地对客人说了一句话，她说：“这里简直就像个小宫廷！”好，现在来看看安娜的“小宫廷”里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女宾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是安娜的姑妈，一个老小姐，一辈子都在阔亲戚家当食客；男客有维斯洛夫斯基，也就是吉娣的表兄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社交圈很出名——这个人物我想多说几句，他的生相和性格，很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行动笨拙，玩世不恭，貌似时髦，其实天真得很，向女性乱献殷勤。他跟着列文打猎，积极性很高，却不懂此中规矩，尽是添乱，但列文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他心地善良，举止文雅，受过好的教养，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和法语——倘若不是《战争与和平》（1863-1869）在先，《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在后，我会以为他是皮埃尔的雏形，也许托尔斯泰身边真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会屡屡出现在小说里，有时候是成熟完整的形象，有时候，只是一个萌芽或者蝉蜕，在这里，他担任的只是歌剧里谐谑的段落；第三位是本县首席贵族史维亚日斯基，他可以说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思想持自由派民粹主义，骨子里认为农民是低端人群，需要启蒙进化，不齿政府国家，却投身实际事务，主张农业技术化改革推进经济，主张妇女解放，自己的妻子却过着依附的生活，他原本是列文的朋友，其时却在伏伦斯基的田庄督工建造医院；再有一位土施凯维奇先生，他惯在豪门世家做清客，先是培特西公爵夫人的红人，甚至和培特西有一腿。培特西是谁呢？伏伦斯基的堂姐，安娜的闺蜜。她得知这两位有情人没有正式结婚，就和安娜疏离来往。土施凯维奇如今投到“小宫廷”门下，陪维斯洛夫斯基划游艇，又陪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打网球，伏伦斯基对他的评价是：“他喜欢装成什么样子，你就只能把他当成什么样的人”；上桌吃饭的还有年轻的医生华西里·谢苗诺奇、德国管家和建筑师。如此一众人，似乎都是被放逐的流民，集合在此地，作了“小宫廷”的臣民。

看得出来，安娜用心经营着“小宫廷”，富丽堂皇，几乎称得上穷奢极侈，法国墙纸，全套英国装备的育儿室，正餐的晚礼服，连侍女的装束都很摩登的。佣人的下房、养马场、马厩，草地网球场，刺槐和丁香构成的天然篱笆，高耸的红色建筑还在施工中——这是一所现代化的大医院，也是伏伦斯基的试验场。可是，陶丽告别小姑子，回列文庄园途中，马车夫却向她抱怨，主人只给了三斗燕麦喂马，“只能当顿点心吃”。这个小小的细节能证明什么呢？阔绰底下其实是拮据？没有待客之道？抠门？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但这令人扫兴的一节，却仿佛点睛之笔，挑明了造访中所有的不适宜，没有发生什么要紧的事故，就是这里那里的一点点不适宜。后来，在和伏伦斯基越过越频繁的龃龉中，安娜气恼地想道：“她千辛万苦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天地，以度过她的痛苦生活，却被他残酷地摧毁了。”事实上，这个“小天地”本来就十分脆弱。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没有同阶层的认同和接纳，没有社会生活——这是最重要也是一切后果的总和，孤立的爱情到底能够存活多久，能不能充实虚空的精神？安娜死后，伏伦斯基志愿去塞尔维亚参加土耳其战争，像是负气，又像是自罚，或者以牺牲来赎罪，之前的安德烈已经在《战争与和平》里尝试过了，结果并不乐观，联想到托尔斯泰的晚年，精神世界似乎是无限的浩瀚，终其一生也走不到目标地。

《安娜·卡列尼娜》书影

译林出版社（2014）

这是安娜和伏伦斯基，他们的色彩太过鲜明和响亮，难免掩盖了另一条线索，列文和吉娣。我们都知道列文求婚失败回到农庄的经历，但很可能忽略了吉娣，她如何度过这段难堪的日子，而在这里其实真的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完成托尔斯泰意图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没有注意到，吉娣她生了一场大病，请来各路医生，开出各种药方，都不生效。后来采纳了一名年轻医生的建议，出国疗养，于是，父亲母亲带着她，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周围有很多温泉，他们找了一处疗养地住下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声望、交游，对周围施加影响，很快聚集起一个国际化的上流社会。一位德国公爵夫人，一个也是来自德国的伯爵夫人和战争中负伤的儿子，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等等，因循族群文化的本能，他们来往最多的依然是俄国人，莫斯科的一对母女和一位上校，一位施塔尔夫人，态度十分倨傲，她的女伴华仑加小姐，是特雷莎嬷嬷类型的人物，没有结婚，青春已大，外形和神情都呈现枯萎的趋向，却不给人世俗的老姑娘的印象，而是带有献身的宗教气质，她不仅照顾自己的雇主，同时慷慨地服务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稍后还来了一对俄国男女，先生是列文的哥哥尼古拉，从大学开始，便以各种形式挑战现行制度，与自己的阶层决裂，或者苦行，或者堕落，这个没有名分的女人就是后者的证明，其时，尼古拉显然身有沉疴，神情乖戾。吉娣和华仑加很投缘，彼此吸引，做了朋友，她们一起照顾贫病的人，这些受罪的人帮助吉娣转移了注意力，与此相比，她的那点烦恼显得太奢侈了。她们的服务对象里有一个画家的家庭，吉娣和他一家相处得很好，可是有一天，画家的妻子开始拒绝见吉娣，大家包括吉娣自己都心知肚明，那位德国公爵夫人和吉娣说过这样一句话：“凡事不宜走极端。”她的父亲，元气旺盛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体格强健，生性快乐，对任何事物都兴致勃勃，他的在场映衬出她们施行慈悲的那个人类的孱弱，看着让女儿搅乱心意的画家，不禁“啊呀呀”感叹道：“ 可怜的人！”这无疑是给吉娣的热情泼一盆冷水，她的善意并没有带去什么好处，反而让彼此难堪。因为她就是她，年轻、美丽、充满魅力、前途光明，不是华仑加——“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作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很有意味的一节，我想到托尔斯泰同时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是地方上的一个地主，有三个儿子，在不同的境遇里成长，自生自灭，这个家庭第一次团聚是因为财产的诉讼，其时，小儿子阿辽沙在修道院修行，修道院长老佐西马邀请他们全家到他的修道室会晤，也是帮助调节的意思。细节不说了，总之是一场极其失败的聚会，父亲和两个大儿子出尽洋相，诋毁神圣，无视伦理，简直诲淫诲盗，长老无言以对，最后在那无耻的父亲跟前跪下深深叩头，仿佛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这场事故之后，长老对阿辽沙说，等自己被上帝招去，他就离开修道院，阿辽沙不明白为什么，长老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里暂时不是你的地方，我祝福你到尘世去修伟大的功行。你还要走很长的历程。你还应该娶妻，应该的。在回到这里以前，你应该经历一切。还要做好多事情。”也像曹雪芹《红楼梦》，马道婆施法，王熙凤和贾宝玉神智不守，眼看气息微微，百般用医无果，正绝望时候，来了一僧一道，将贾宝玉的玉托在掌上，念了几句，其中一句是“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还有一句“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僧道将玉还回去，兀自离开，并没有立时带走宝玉，因为“是非”未了，“冤孽”尚须清偿。但是从这里又能见出东西方哲学的分歧，长老让阿辽沙到尘世修行是主张积极行动中洞察人生要义，僧道则是在既定的运数里完成义务，是被动的宿命论。两者有区别，共同的一点是，时机没有成熟，不能拔苗助长，超前到达目标。即便是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见性成佛”，还要在师傅门下担水扫地许多年的时间呢！后来，吉娣和列文结婚成家，接到列文的哥哥尼古拉病危的信，尼古拉就是温泉疗养地见到的那个人，和娼妓出身的女友同居。吉娣不顾列文反对，执意要跟列文一起去探望。列文认为，两个姘居的男女，住在肮脏的小旅社，周围都是暧昧的留宿的人，还有死亡，都是不洁的亵渎，都会玷污他的妻子。可是吉娣坦然接受这一切，她与大伯子的女友合力收拾房间，给病人换上干净的衣服、被褥，请医生听诊，到药房配药，安排饮食，仿佛眼前的生命不是即将消失，而是有长远的时间，在温煦的气氛中送走了病人，这大约就是长老对阿辽沙说的“还要做好多事情”中的一件吧，吉娣丝毫没有一点作假地接近了她“理想的精神境界”，并且还在继续向前，那就是，她怀孕了。

我以为，安排吉娣怀孕的情节，是托尔斯泰企图拯救出虚无的努力，他一直在设计现实中“理想的精神境界”，养儿育女是一条出路，但是对男性们似乎收效甚微。《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度过空虚的日子，从荒唐的婚姻挣扎出来，经过静思和流徙，终于走入合情合理的生活。他爱娜塔莎，娜塔莎简直是上天的恩赐，生产和哺乳让她增添了地母的气质，他爱拥簇在膝下的孩子们，可是，却并不满足。在一个冬至尼古拉节前夜，他把妻子儿女留在妻舅家里，独自一人去了彼得堡，说好三个星期，结果延宕到六个星期，这段日子他在做什么呢？我注意到作者特别标明时间，1820年12月5日，“1820”的年份也许可以忽略不计，“冬至尼古拉节”在俄历意味什么也不了然，但“12月”这个日子则有着微妙的暗示，我们知道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历史事件，贵族革命者发动推翻沙皇的武装起义，那是在五年以后的1825年。前期准备当是早已开始，十九世纪初，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俄国青年就成立“南方协会”“北方协会”等等革命组织。皮埃尔从小生活在法国，1805年方才来到俄国，不定就是巷战中的一员。从彼得堡回家，和妻舅尼古拉大谈国事，政府的腐败，司法堕落，军队涣散，教育荒废，因此，人人都在等待变革。他透露出他身在某个联盟里面，口号是“不能光谈道德，要独立和行动”。再说列文，在他看来，“将为人父”只是一个和死亡同样不可思议的谜。吉娣分娩，他十分煎熬，终于母子平安，仿佛失而复得，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无比幸福，可是婴儿却没有给他丝毫快乐的感情，而是“难堪的恐惧”，这种“恐惧”，我想和他向来的对存在的怀疑同出一源，“他唯恐这个娇嫩脆弱的小东西将来吃苦”，可不是吗？他自己正陷入其中呢！新的生命不仅没有缓解他的困顿，反而外化成客体，变成显学。有时候，我会幻想，如果安娜能够顺利离婚，和伏伦斯基成为合法夫妻，她是不是能够安静下来，伏伦斯基的母亲说的“这种不要命的热情”平息了，她是不是也会像吉娣或者娜塔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是，原先她和卡列宁不也是一对？有儿子，将来会有女儿，可惜的是，没有爱情，爱情又是什么呢？中国明代汤显祖在谈到《牡丹亭》中的“有情人”杜丽娘的时候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死且是可变通的，杜丽娘不是起死回生了吗？还有三生石指日可待。东方式的乐观主义却解释不了穷究到底的实证主义命题。然而，在托尔斯泰晚于《安娜·卡列尼娜》十二年动笔，长至十年完成的《复活》（1889-1899）中，在结局处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场面。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

我们都知道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忏悔之心驱使他陪同马丝洛娃走上流放的行旅，同时他坚持为她活动减刑，打通无数关节，又无数次碰壁，最后走进西伯利亚首府，拜见地方长官。这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将军，曾经怀着人道主义的热情投身职业生涯，但现实摧毁了青春和理想，于是他沉湎酒精，麻痹精神，但依然保持着人之常情，他接受了聂赫留朵夫的请求，并且邀请其到府上吃饭。走进将军家，过往的熟悉的生活仿佛回来了，豪华的宴会、美味的吃食、铺排的装潢，将军夫人曾在宫廷做过女官，有着旧式的贵族风度，很照应他。在座的有将军的女儿女婿，副官，一个游历丰富、见多识广的英国人，一个年轻的金矿主，还有个西伯利亚边城的省长，这是一个朴素亲切的沙龙。经历过艰苦的生活、荒漠的风景、受罪的肉体、堕落的灵魂、暴力、疾病、垂死，这里的一切格外让他感动，他看见了合乎人道的生活。将军的女儿羞怯地要求他看看她的一对龙凤胎宝宝，育儿室里幽静的灯光下，孩子们熟睡着，女娃娃长长的卷发披散在枕上，甜蜜地张开小嘴，男娃娃则像个西伯利亚人。这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没有伤害，没有屈辱，遵守道德的戒律，同时向周围释放善意。我觉得托尔斯泰让吉娣走出苦行的尝试，给她再一次机会获得列文的求婚然后欣然接受，大概已经萌发了这样的人生观念。而将军女儿为人妻母的幸福，也大概是接续起吉娣的命运。托尔斯泰总是将精神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使她们有一种天赋，能有效地将务实和务虚合二为一，是孕育生命给予的责任心，还是身处社会边缘，疏离于宏大历史主流，得以自我养育，自给自足，就像初民，又像进化完全的人类。所以，不论托尔斯泰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让女性来支援男性。《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给了皮埃尔归宿；《复活》的马丝洛娃带聂赫留朵夫走入西伯利亚，踏上自我放逐的苦旅；列文呢，吉娣——在这些女性中间，最天真单纯驯从，娜塔莎和马丝洛娃都是犯有过错的，曾经误入歧途，而吉娣最是无辜，最无人生阅历和经验，可偏就是她每每救列文出乌有之乡。她虔诚的信仰，是对无神论丈夫惟一的抵抗，她说服尼古拉哥哥接受圣餐，行涂油礼，临终祷告，从容面对死亡；当她在分娩中受苦的时候，列文身不由己地祷告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在暴风雨的森林中寻找吉娣和孩子，大树横劈下来，列文又一次地祷告上帝，“千万别砸着他们哪”，看到大人孩子安然无恙，他喃喃道：“赞美上帝！”所以，不是吉娣自己，而是她们借助的上帝的力量，在帮助列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时也是虚无主义者，因为不相信不可解释的力量，什么都要弄个明白，吉娣却允许这力量的存在。安娜却是个异类，她尖锐地分离了物质和精神，互不通融，伏伦斯基的母亲将其归于“不要命的热情”，在吉娣眼睛里，“十分淳朴”之下，有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那就是不惜将任何事物包括自己毁灭的决心。她赴死的一段惊心动魄，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变故，而只是出自任性，闹脾气，可这脾气闹大发了，就像一个菌，迅速发酵、发酵，终于酿成大祸。安娜的死有时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晚年的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他让他的人物最终都与生活和解，惟有安娜，把对抗坚持到底，似乎给自己埋下一个伏笔。爱情、婚姻、养育、繁衍子孙，都没有解决人生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生命有限，思想却是无限，如临深渊。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包括他自己，都热衷于改革农业，解放农奴。他们大多是从政治中心退回到田庄，仿佛田庄是一个社会的缩版，可供实验理想的新世界。安德烈是这样，皮埃尔是这样，列文这样，伏伦斯基也是，聂赫留朵夫还是！这说明他们也曾企图从具体着手，向抽象进发，结果又都是差不离。先是受阻于现实的障碍，每一项计划都是牵一发动全身，举步维艰，说实在，他们都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行动的困难加剧了思想任务的沉重，越发怀疑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又一次陷入空茫。这一次比上一次陷得更深，所谓爬得高跌得重。总之，每一次努力的结果都是再下一个层级，永远没有个底。

让我们回到人世间，谈谈华仑加，即便是这么一个配置性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的完整的故事。现在，必须要交代一下列文的长兄柯兹尼雪夫，他与列文和尼古拉同父异母，是一名哲学教授，初上场的时候，正和同仁讨论一个玄学式的问题——“人类活动中，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如果有，又在哪里？”这貌似无心的一笔，却是列文以终身实践来解决的难题。此时，他旁听激辩，忍不住插嘴问：“如果我的肉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了吗？”他的问题就像世人关于有没有灵魂的俗念，引得学者们侧目。我也曾向一位生命科学家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他正在向我解释唯物主义的诡谲，他肯定了我提问的方式——相信不相信鬼，他说“相信”这个词很好，其实我们存在于两个世界，一个是可感可证实的，另一个则是“信”但不能证实的，用理论化的说法，大约就是“形”和“形而上”。柯兹尼雪夫哥哥在写一本书，最后写完了这本书，他很满足。这难免带有反讽的意味，“形而上”的存在却落实在“形”，文字和书籍，当然，发行量很低，这也有意思，即便化无形为有形，依然被排除在普遍性的理解之外。这可以解释为知识的处境，人们生活在知识之中，却看不见它。列文和吉娣婚后的夏季，有一大帮人在他们的庄园避暑，除去吉娣的姐姐陶丽一家，还有柯兹尼雪夫，再有一个无亲戚血缘的客人，就是华仑加。吉娣生出一个念头，撮合柯兹尼雪夫和华仑加两个单身男女，很明显，他们互有好感，甚至相互喜欢。女人总是有幻想的，吉娣觉得柯兹尼雪夫随时都会向华仑加求婚，但还是要创造一个机会，去森林采蘑菇，简直就是一出浪漫剧的舞台。结果却让所有人失望，很奇怪，眼看着水到渠成，却在一瞬间失手，好像造化走神了，两人迟疑了一下，于是，千年好事擦肩而过，永不再来。让我们看看采蘑菇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华仑加和孩子们玩耍，柯尔尼雪夫则专注于心理准备，首先他说服自己重新爱上并不意味背叛，他爱过的姑娘死去时，他曾立誓永不变心。然后再一一检点华仑加的好处：一，懂事却不妨碍女性的娇媚；二，既没有上流社会的习气同时不缺乏优雅；三，信仰上帝并非出于懵懂而是智慧。然后他走向华仑加，他们已经走在一起，马上就要说什么了，可是出口却是“蘑菇”，他们讨论起白蘑菇和桦树菇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列文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他和吉娣说：“他过惯纯粹的精神生活，不会顺从现实生活，可华仑加终究是现实中的人。”可不是吗？千真万确，是华仑加率先说出“蘑菇”，将事情带离了方向。这个插曲式的情节我觉得是个隐喻，隐喻什么？“形”和“形而上”之间的不贯通，贯通的结果就是分裂。两个当事人虽然沮丧，可是又感到如释重负，似乎都明白他们避免了一种命运，像列文和吉娣，像安娜和伏伦斯基，也像之前的皮埃尔和娜塔莎，还像作者托尔斯泰自己。

《战争与和平》电影海报

（1966）

那个形而上的世界最世俗的体现莫过于死亡。伏伦斯基和安娜邂逅的时候，一起死亡事件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一个看路工，被火车倒车轧死了。伏伦斯基和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目睹了现场“血肉模糊的尸体”，安娜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听到的议论可能更残酷：被轧成两段的身子，还有，“这是最好过的死法，一眨眼就完了”。死亡在此以肉身的形态呈现，是物质性的消灭，虽然那伤心欲绝的妻子提醒人们，“家里有一大帮子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除此，谁还能想到这具躯壳里寄居着灵魂这样玄虚的东西。直要等情节走到最后，安娜扑到车轮底下，她历历走过的快乐和痛苦扑面而来，那无形的存在或许可有一瞬间变成有形。

伏伦斯基也有过一次自杀的经历，安娜娩下他的孩子，挣扎在产褥热中，他和卡列宁共同守在床前，濒死的人在忏悔，被侵犯的丈夫在宽恕，伏伦斯基呢，自觉得堕落渺小，此时，向自己举枪射击，说是自杀不如说是一次决斗，骄傲的伏伦斯基向卑鄙的伏伦斯基要求恢复名誉，他们贵族不都是将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吗？从某种程度上说，决斗是一种高级博弈，就像赛马、狩猎，还有豪赌，拿命当猎物和赌注。所以我更倾向于将这次未遂死亡归入上流社会的成人游戏，不是说它不够严肃，好的游戏都是严肃的，而是因为它不涉及生命本体论。小说中真正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尼古拉·列文身上，如此颓唐厌世的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也惊慌失措，甚至恢复了信仰，热烈地祈祷着。这突如其来的虔敬在列文看来，“只是一种渴望痊愈的暂时的自私表现”，可是，连他自己不也在对上帝祈告：“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元吧！”明知道无济于事，可除此还能做什么呢？列文自以为能够超然物外，抽象地看世界，这时候也撑不住了。有一阵子，他凝视着弥留中的哥哥的脸，苦苦思索，企图看见面容底下的思想，只看出一个事实——“那对他还是漆黑一团的事对垂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分明了。”那“漆黑一团的事”就是死亡，没有人从那里回来告诉活着的人他们的经验，所谓天人两隔，无法沟通，那确是“漆黑一团”。《战争与和平》里，在安德烈的理性里，认识到“生”就是“爱”，“死”呢？“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但这乐观主义精神到了真实的境地依然抵不住恐惧，临终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扇门，门外面就是死神，他称作“非人间的东西”，他奋力抵住门，抵也抵不住，“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把门推开”。安娜却是自己撞开门，最后的时刻，她就像一个玩得过火的小孩子，自问道：“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在这质问里包含了关于人的所有哲学。我说过，托尔斯泰总是要让他的女主角犯下过错，象征着原罪吗？除了吉娣，严格说，吉娣也有过错，曾有一度她妄想越范做个圣人，犯下过错好比受了洗礼，然后才能有救赎。惟有安娜，不给她救赎的机会，让她走出门外，那里是她自己也没有明白的终极世界。

录音整理：陈钦铭 史玥琦 顾迪 张培 张晓旭

2019年10月11日讲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2021年5月2日整理于上海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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