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从不为反叛而反叛

原创 任晓斐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家卫是蜚声世界的中国导演，但他的作品，从1988年横空出世的《旺角卡门》起，就从未停止过争议。边缘、空虚、缥缈、荒诞、孤寂，观众对他电影的评价是两极化的。很多人都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到的却是他常年戴着的墨镜。

最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家卫访谈录》上市，书中收录了近30年来的22篇访谈，在这些对话中，关于“王家卫为何成为王家卫”有了清晰的来路。

电影与文学钩织的童年

王家卫195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酒店经理，母亲是家庭主妇，5岁那年，他跟随母亲搬到香港。母亲是超级影迷，上学的时候，他常常是上午去学校，下午便跟着妈妈去看电影，一次看上两三部。母亲对电影的狂热深深地影响了王家卫，在黑漆漆的影院里，王家卫一一记下了约翰·韦恩、埃罗尔·弗林、克拉克·盖博、阿兰·德龙的名字。

刚到香港的时候，王家卫不会说粤语，经常和母亲白天躲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听广播，无助、孤单、害怕，但每次一听到BBC当天的新闻简报就不怕了，广播给他漂泊的童年带去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后来这段过往被他在《阿飞正传》中还原了。

光影之外，王家卫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他的阅读习惯是父亲培养起来的，父亲经常买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一些书。到香港后，父亲要求他通过写信和哥哥姐姐交流，在信中，他被哥哥姐姐带入了18、19世纪的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文学世界，整个中学时代他在图书馆里翻遍了世界名著。国外的巴尔扎克、斯坦贝克、海明威、川端康成、太宰治、横光利一、曼努埃尔·普伊格，国内的鲁迅、周作人、老舍，都是他喜欢的作家，阅读为王家卫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也为他后来从事电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文本素材。

《春光乍泄》的灵感就是来自曼努埃尔·普伊格，他的一部《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启发了王家卫。王家卫还深深受到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影响，《花样年华》以其小说《对倒》为蓝本，《2046》中的第一个字幕卡“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则来自刘以鬯的另一本小说《酒徒》。

电影《花样年华》

高中毕业后，王家卫进入一所理工学院学习平面设计，其间接触到了摄影，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王家卫通过电影认识了贝托鲁奇·戈达尔、布列松、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大师们一步步把王家卫带入了电影的世界。大二那年，王家卫参加了香港TVB的影视制作课程培训班，在电视台做了一年半的助理导演后，他转向剧本创作。

当了七年编剧，王家卫尝试过喜剧、动作片、功夫片等各种类型的创作，只有少数时候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在这些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谭家明导演的《最后胜利》，他也凭借该片获得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名声渐起。王家卫把谭家明视作香港新浪潮最有才华的导演，谭家明则把侯麦、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的电影介绍给了王家卫，他们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谭家明还担任了《阿飞正传》《东邪西毒》的剪辑。

当了多年编剧后，王家卫有一次在片场探班时有了一种强烈的想法，他想成为那个喊“action”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演员邓光荣非常乐于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导演王家卫”最终出现在了1988年的《旺角卡门》的片头中，以9项提名领跑金像奖，这位30岁的年轻人，从此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才华。多年以后，王家卫已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导演，他说，电影是他唯一会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能做好的事情。

电影《旺角卡门》

拒绝“文艺片导演”标签

王家卫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看电影的时光，灯光一关，银幕一亮，他忘情地走进光影的世界，内心被巨大的快乐所丰盈，那种快乐足以陪伴他一辈子。

走上拍电影的道路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他从未想过成为电影的“一代宗师”，也没想过创造历史，这些对他而言都不重要——只要电影拍出来，观众喜欢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电影的本质是人之间的沟通。他希望做的是把小时候看电影时感受到的伤心、喜悦、失落带给观众。

王家卫的影像里，都市是主角。《阿飞正传》上映后，毁誉参半，《重庆森林》上映后，文化评论界满城风雨。王家卫却不以为然。他不取悦任何人，他欣赏塔可夫斯基，因为即便流亡到国外，仍在坚持拍真实的东西。对于同行，他总能保持清醒的判断，直接地说出喜欢或拒绝。他说不喜欢侯孝贤的《尼罗河的女儿》之前的作品，但《悲情城市》显现出了巨大的价值。他也坦诚不喜欢刻意传递反叛的《北京杂种》，因为他没有从中获得共鸣。

电影《阿飞正传》

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离经叛道，但他自己说，不会为了反叛而反叛，只是希望自己的电影里面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这些“意料之外”让影迷兴奋不已，全世界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王家卫作品，他习惯拍摄很多能用的素材，一边拍、一边构思剧情，上映之前又会根据不同地区和观众的需求剪辑出来不同的版本。

拍《东邪西毒》是因为他喜欢武侠小说，恰好20世纪90年代初又流行古装片，抱着好玩的想法，他想要尝试，但是买版权的过程中，一念之间又改变想法去拍《射雕英雄传》。可是问题又来了，他眼中的东邪和西毒与大众的观点并不一致，于是他又奇思妙想构思了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恰好是《射雕英雄传》的开始。

电影《东邪西毒》

拍《春光乍泄》是受《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启发，他最初是希望在那里拍摄一部与香港无关的作品。启程之前，他带着两页的大纲，第一次对自己的故事有如此坚定的想法，但拍摄过程中，王家卫逐渐远离最初的计划，再加上张国荣要回香港开音乐会，最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重现了一个香港。

王家卫拍电影总是面临很多压力。开机后再一边拍一边改，是王家卫电影的常态，但是一停下来就难免流言四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也担心传到老板耳朵里，会引起恐慌。再加上他总是和顶级阵容合作，人们的窃窃私语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无论是导演还是其他演职人员都会感到压力重重。

谈到王家卫的电影经常会有五个字——叫好不叫座，并把他的电影归为艺术片。在他看来，电影本身就是艺术，也就没有艺术电影一说。身为导演想要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迁就市场始终无法讨好任何一方，更无法做到自己想做的。但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是商业电影。

杜琪峰曾说，王家卫实际上只拍了《春光乍泄》这一部电影，后来影片中的人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而主题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疏离与亲近，拒绝与接纳，追求与失落，忘却与铭记，逃离故土与寻找自由。随着年龄增加，王家卫也会推翻自己，比如拍摄寂寞可能不只有凄凉，也可以是愉快，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会自然而然得过渡到一个新的状态。不变的是，王家卫的理想一直是拍出自己不会后悔的电影。

电影《春光乍泄》

好演员是“调教”出来的

王家卫的电影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很多演员，他好像有种魔力，任何演员进了他的地盘，都会变得不一样，观众也在期待，在王家卫和他的电影里看到演员们焕然一新的面貌。

《阿飞正传》开拍之前，王家卫与张国荣洽谈拍片事宜，那时候张国荣已经是大腕儿，一般的导演根本入不了他的慧眼，沟通过后，张国荣拍板说王家卫是“香港最有潜力的导演”。表演中，张国荣每做一个表情王家卫都会建议他跳出框框尝试另一种，却让同样对电影艺术有着极高要求的张国荣很是买账，演《阿飞正传》还创下了张国荣的最高NG纪录——47次。

现代人追剧看电影，经常对演员的演技品头论足，王家卫不一样，他喜欢演员真实，永远在做自己，如果他感到演员在“演”，趣味也就没了。评价一个演员演得好不好，他说，“若见到‘演’已经算不上好，很多时候好的演技是说不出来的。‘演回自己’本质上是在演，而好的表演最重要的是令人信服，让观众投入角色。”这一段话与二十多年后，已经凭借《一代宗师》斩获13项国内外大奖的章子怡的“演员要有信念感”可谓不谋而合。

演《阿飞正传》的时候，刘德华已经演了很多作品，王家卫却向他提出一个要求——给我一张白纸，即抱着一个完全没有过往演习经验的心态参与演出。刘嘉玲也说，王家卫要求演员用最自然、最普通的演绎方式，一定不能让他感到自己在做戏。但是王家卫又不希望演员只做自己，在《东邪西毒》里，张国荣一开始是要演东邪的，但在发现张国荣演东邪没什么惊喜后，让他改演了西毒。

类似的不按套路出牌，总是在王家卫身上频繁上演。《阿飞正传》的选角从产生拍摄想法时就敲定了，逐个协商档期的过程中，演员们一拍即合。在王家卫的剧组里，演员不需要看剧本，也不需要排练。王家卫说，故事中的人物是依着演员的性格、形象一点点发展出来的故事，演员不应该去配合剧本，而是剧本要根据演员的特质去发展。无论是知名演员还是新人，王家卫都会拿出大把时间进行“调教”。

电影《重庆森林》中的王菲

《阿飞正传》请到当时超级卡司引发巨大反响后，王家卫后面的作品却大胆起用新人，他发现金城武、王菲、周嘉玲在《重庆森林》的表演并不逊色，《堕落天使》又喊来了黎明、莫文蔚。人人争着演王家卫的作品，王家卫又是非常念旧的人。他的团队多是老人，尤其是大家熟悉的杜可风、张叔平，王家卫说自己时常把团队想成一个爵士乐团，他有点像团队的领袖，由他来提议“即兴演奏”，三个人每次的默契都高度一致。

王家卫拍电影漫无目的，电影是他的工作。他选择电影，不是因为钟爱电影，而是喜欢在电影里寻找和享受另一个世界，电影就像上帝，可以让他跳入这些角色去经历许多生命历程。对他来说，电影有无甚至也不重要。

本文由济南时报·新黄河授权转载

《王家卫访谈录》

李惠铭 / [英] 李沛然 著

邵逸 译

《王家卫访谈录》收录王家卫接受的二十篇重要采访，时跨二十五年，其中包括数篇珍贵的粤语访谈，更有多篇外语访谈首译中文。这些访谈涉及与王家卫有关的一切，更记录了他对自己电影的独特解读，以及张国荣等影星对这位导演的评价。王家卫以他擅长的即兴方式，直击都市人的情感痛点，洞悉爱情、疏离、孤独、无根与恋旧。

原标题：《王家卫：从不为反叛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