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八点健闻 杨媛
责编|王吉陆
同行的确诊,让李亮感受到恐惧。第二天出门接单时,他的口罩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他们手停口停,不能失业,新冠病毒虽然可怕,但比起被感染的遥远和不确定,每天跑多少单,挣多少钱才是最迫近的。
疫情来了,小区不让进,顾客不愿下楼,骑手很难。
2017年时,努努力一个月能跑一万五到两万,后来是八九千,2020年就更低了。
疫情期间,光美团就新增33.6万骑手。来源中有工厂工人、销售人员、小生意业主。骑手有工开,这是其他很多工种所不能比的。
那一天,27岁的北京外卖骑手李亮被吓得不轻。
6月23日,北京疫情通报确诊病例中有一位47岁的骑手孔先生,听到消息那一瞬,李亮脑中立马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位50岁上下的新冠患者,临死前拼命想要呼吸,怀着溺水者一般强烈的求生欲,足足挣扎了一分钟,直到最后死亡。
那是身在武汉的昔日战友传来的视频,死者是战友的父亲,时间是3月28日凌晨2点40分。那是疫情蔓延两个月以来,李亮受到的最直观的冲击。看完视频,他哭了很久,“活生生被憋死的。”
同行的确诊,让李亮再次感受到那种恐惧。第二天出门接单时,他耳朵上挂着的口罩,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确诊的孔先生和戴三个口罩出门的李亮,都是全国600多万外卖骑手中的一份子。疫情之中,作为“城市里的毛细血管”,骑手们过街串巷,既能解决居家者的一日三餐,也为他们减少了四处流动带来的感染风险,而这种减少,实际上是骑手自己把风险承接了过去。
孔先生和李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骑手身上,折射了疫情中很多普通人的人生故事。
他们都有自己的关切,像孔先生,每天工作14个小时,送50个外卖单,然后骑电动车接妻子回家。
他们手停口停,不能失业,新冠病毒虽然可怕,但比起被感染的遥远和不确定,每天跑多少单,挣多少钱才是最迫近的。
“单王”孔先生确诊之后说起孔先生确诊,李亮有些后怕。“他一天送50单,至少接触了50个顾客,还有中间的商家,其他骑手,这个范围太大了。”
消息爆出的前三天,李亮刚在平台的安排下做完核酸检测,等待过程忐忑不安,直到看到检测单上写的是阴性,他才长长舒了口气。得知结果当天,他花6元钱买了一瓶啤酒,两只鸡爪,自顾自庆祝了一番。
6月23日,李亮两个小时内接了12个电话,父母、奶奶、妹妹、妹夫、姑姑、舅舅……家里只要是有电话的,都打过来了,原来家人看到新闻担心起他的安危,纷纷打电话关照,同时催促他回去。
李亮老家四川成都,去年早早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但临近春节,收到铁路局消息,疫情期间不通路,车票钱全额退还,他无奈只有在昌平出租屋里过春节。年三十晚上,两瓶啤酒,一只猪蹄,权当年夜饭。
新冠疫情首次爆发以来,北京应急响应级别先定为一级,而后调整为二级,再然后是三级,6月再由三级调整为二级。李亮阴差阳错地“踏准”了调整的节拍,将回家的时间延后了近半年——三次准备回成都时都被告知说不行。
孔先生确诊后,和李亮一样自行调高警戒的骑手不少。“就拿田老师红烧肉来说,解封期间外面最少停着6辆车,后来就没了,骑手之间至少保持20米距离。以前是5、6个人凑一块抽烟说话,那两天结果没出来,都自觉地离得很远,车停门口,钥匙都不拔,拿到餐就走。”
平台的时刻提醒也让氛围紧张起来:要求骑手每天把健康绿码发群里,发口罩,提醒不扎堆,通过“微笑行动”(美团平台的一个检测系统,骑手按系统提示拍视频)每日多次检查骑手是否戴口罩。
当然,也有骑手更关注接单。
听到孔先生确诊的消息,24岁的王鹏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单王’,一天400元收入打底,就算隔离14天,也有这个经济实力(耽误)。”
“单王”是一个区域接单最多的骑手,通常意味着连续一个月,每天跑够50-70单。每个区域20来个骑士,也就前面6、7个争1个单王。
“单王”一月一封,会受到系统的优待。“整个片区的单子优先分给他,然后才是我们。”王鹏说。
孔先生确诊使得王鹏所服务的回龙观片区受到波及。“有谣言说他在回龙观活动,其实差得远,距离太远的单子不挣钱,我们不过去,那边的骑手也不会过来。”
但流言的效果依然显著。“平时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单子都不间断的,一分钟一个,特别多。今天(6月28号)我跑回龙观,运气好的话十几分钟来一单,运气不好的话,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都不来。”王鹏说。
△ 2019年美团在职来源于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分布,图源:《2019年外卖骑手贫困报告》
疫情、投诉、罢工与谅解王鹏在疫情最严重时也没有停工,春节回山西老家待了五天后就返京上岗了。他说,压根儿就不回家过年的骑手也很多,春节期间单价高,奖励多,“高峰期一个月挣七八千,再努努力一个月就能一万多。”
单子多,与顾客的摩擦也多。2月份的某天,他一天之内收到两个投诉,均来自同一单,那位顾客上午投诉了不解气,下午又追加。彼时小区封闭,王鹏致电让顾客下来取餐,对方没说什么就下来了,但取餐时轻轻地说了句,“你就不怕被投诉吗?”
一个投诉罚款500元,两个1000元。跟分包商的领导解释后,领导发“善心”,总共只罚了他100元。
还有一次,顾客拒绝下楼取餐,王鹏解释保安不让骑手进,对方说,“我不管,配送是你们的事”。王鹏很气愤。但气消后,他表示也能理解,“有些小区的外卖取餐点设得不合理,从1号楼到85号楼,要过三条街,步行15分钟,又是冬天,等取到饭都冷了……”
整个2月,要不是有一次闹罢工,王鹏总共要被罚款3100元——超时、投诉…最要命的是顾客点“配送原因”取消订单——“就算是一杯26元的奶茶,骑手会被罚款一千元”。
一天中午,区域里的30多位骑手觉得被分包商克扣得太狠,一致罢工,以示抗议。停工不到一个小时,分包商就妥协了,对他们作出了不扣钱的口头承诺。
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大致存在两种类型的用工模式——专送模式(全职)和众包模式(兼职)。
专送模式中,平台将配送业务分配给加盟商或者分包商,分包商自行招募骑手,骑手与平台之间只是劳务派遣关系,对骑手的实际管控权则落在分包商手里。
众包模式中,骑手与平台不存在正式的用工关系,任何人都能注册成为骑手。
专送骑手大部分单源由平台分配,但骑手受分包商的管制太多——超时、差评、考勤、因“配送原因”取消订单、“微笑行动”不合格(骑手按系统提示拍视频,用来检测是否由骑手本人配送)。每一项都是扣钱理由。
王鹏现在转成了众包,众包没有系统分配单源,单子大多靠抢,但胜在受的管制少——无须考勤,没有分包商制定的、繁多的扣钱规则。
疫情中的新骑手,过渡的人谈起同行被确诊,40岁的李伟有些恍惚,“人都活不起还担心(感染)?”
李伟从没把骑手当做自己的正式职业,这只是他低迷时期的过渡。他原有一间小店,卖紫菜包饭,2019年亏损20余万。在此之前的2018年,他在网上赌红了眼,输掉所有积蓄,总共80余万。从那以后头发就开始白,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全白了。
李伟老家东北吉林,离异多年,孩子12岁了,至今已两年未见。他今年春节没回家,趁着平台的高单价,高补贴,一个月挣了七八千。3月份单子就少了,一个月只到3000多。
单子一少人就发愁,白天忙起来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能让人暂时忘记忧愁,可一到晚上就睡不着了。天通苑7平米的单间里,他总是在半夜半躺着抽烟看新闻,大数据把他的心思摸得透:尽推些“如何发家致富;穷人与富人的思维差别;……”他也爱看。
说不清是真的梦到过,还是把“白日梦”当成了梦。梦境中,他中了彩票,生活是彻底被改变了,总之,第二天不用再抢单了。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9年仅美团一家的外卖骑手就有398.7万人。据内部人士估算,在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近600万。外卖骑手们撑起了2019年全年约6000亿元的交易额。
疫情期间,很多人和李伟一样成为新骑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 万人。
从1月20日至3月18日,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从业人员。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占比 18.6%;其次为销售人员,占比 14.3%;排在第三位的是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或餐饮业从业人员。
同样是不能失业的一群人,骑手的吸引力就在于手不用停,那么口就不会停,这是其他很多工种所不能比的。
离开的人李伟把骑手工作当过渡,但暂时还离不开,而春节后,有着五年从业经验的骑手杜强只干了一天就辞职了。
导火索听起来不太严重:当时他手里有5单,要在半个小时内全部送到,送第一单时,顾客硬让他在原地多等了十分钟,后面的单子全部超时了,后果是每单只能拿一半的钱。
索性不干的主要原因还是厌倦了——单价和单量都越来越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模糊。现在杜强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说是老师,本质上是销售。强在朝九晚五,还有双休日。
五年来,杜强遇到过特别拼的工友。平台过0点有夜宵补助,有人就从早上9:30干到晚上9点,回家休息两三个小时,晚上11:00、12:00之后出来跑夜宵,干到早上5点,然后回去休息,然后9:00再出来…
在李亮的记忆中,3、4年前这样一个24小时的循环能挣2700—-3400元。最近一年减少到1000元了。
但这个强度没几个人受得了。杜强试了一两次,实在熬不住,“整个人都是懵的,得不偿失”——骑车爬楼要有体力,十单里面有四单都要爬楼。而抢单更要集中精力。住公共宿舍的时候,有两个工友出车祸都是因为工时太长。还有一个兄弟,这么搞了半年后住院了,整个人身体都垮了。
离不开的人根据32岁的张安观察,2017年时,努努力一个月能跑一万五到两万,后来是八九千。当时回山东老家,村里人听说他一月能挣八九千,都使劲儿夸。再后来,单价和单量都减少,虽然没人说,但张安觉得,在老乡面前,这个职业不似从前那么“光鲜”了。
但张安还得做下去。去年,他跟朋友做装修生意亏了八九万,今年母亲双腿要做手术,大概需要十万元,他正为此发愁。
甘肃人杨斌的朋友圈背景是他的结婚照,两个人站得笔挺,都甜甜地笑着。原是厨师的杨斌去年4月被餐厅辞退,从那以后,他开始做外卖骑手。
疫情严重的那三个月,杨斌没任何收入,妻子所在的餐饮业也受波及严重,至今都只拿最低工资,一个月1500元。4月份复工后,他很拼: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中午休息3个小时。但杨斌表示,就算这样一天也只收入200来元,比2019年少了整整100元。“众包单价低,高峰期一单6-8元,平时一单4-6元。”
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杨斌都坚持骑车近10公里回出租屋做,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拼出一个勤勉、坚韧的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不拼不行,我老婆上个月怀孕了。”
(文中骑手均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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