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讲述危险禁毒人生:力量悬殊多次放走运毒者

李登荣:云南省临沧市禁毒支队支队长，一级警督警衔，被称作“中国禁毒前沿的毒魔克星”，他所在的禁毒支队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模范禁毒支队”。

 李登荣的同事在介绍禁毒形势

新京报讯 武装贩毒日益突出，云南临沧禁毒支队支队长表示办案要重策略少蛮干，不怕被说“贪生怕死”

  -对话动机

“金三角”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而临沧与“金三角”接壤，成为云南乃至全国禁毒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

因边境通道多无天然屏障，境内外大批毒贩内外勾结，进行跨国界、跨地区的走私贩毒活动，武装贩毒越来越严重。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日前，在公安部组织的禁毒宣传活动中，本报记者与临沧市禁毒支队支队长对话，倾听他禁毒的忧喜人生。

 -对话人物

    李登荣

云南省临沧市禁毒支队支队长，一级警督警衔，被称作“中国禁毒前沿的毒魔克星”，他所在的禁毒支队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模范禁毒支队”。

临沧市禁毒支队支队长李登荣，几次差点命丧毒贩手中，面对多名朝夕相处的兄弟遭毒贩黑手，他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更加理智的办案思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多次放弃抓捕毒贩。而这种做法，招致一些误解，还有人说他“贪生怕死”。

作为毒案侦破指挥者的李登荣说，“我再也不希望看到战友流血牺牲了。”

  毒贩配“三手”手枪手雷手榴弹

新京报：现在临沧武装贩毒的形势是什么样子？

李登荣(以下简称“李”)：很严峻。现在，毒枭们都在给手下运毒的马仔灌输这样的思想，“被公安抓到就是死，如果反抗还可能有逃生的机会”。这种思想，给我们民警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

边境毒贩们形成了这样的“行规”：运输1公斤左右的毒品，配一颗手榴弹，运输3公斤的毒品，配两颗手雷，如果运输的毒品超过5公斤，就配一把枪。

2000年至今，临沧禁毒支队共破获武装贩毒案45起，缴获枪支117支、手榴弹27枚、子弹1021发。

新京报：最近有这样的武装贩毒案吗？

李：有啊。今年已经破获两起武装贩毒案了。这几年比较大的一个，是去年的特大跨国武装制贩毒案。主犯曾志阳自2003年以来，伙同50多名毒贩，在境内外制贩毒两吨多。

新京报：这个团伙有武器吗？

李：有。曾志阳这个人就随身携带一支冲锋枪和两支手枪。我们侦查员跟踪他的时候发现，他枪不离身，子弹上膛。当时他扬言，“如果发现有人要抓我，我就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后来，在缅甸警方的配合下，他被控制，潜逃中把三支枪全部留在了丢弃的车上，怕与缅甸警方枪战被当场击毙。当时根据线索，捣毁了两个新型毒品加工厂，缴获毒品533.2公斤。

新京报：毒贩一般都有什么武器？

李：一般都是手榴弹、手雷和手枪，有的大毒枭还有更厉害的武器。2002年，我们在缅甸警方配合下打掉了一个大毒枭，叫刘明。击毙这个人后在他的住宅内，搜出了一门火炮、3挺机枪。

  禁毒10年来牺牲7个兄弟

新京报：武装贩毒这么突出，伤亡大吗？

李：近10年来，临沧禁毒民警中有7人在武装对抗中牺牲，68人伤残。

其中很多都是经常在一起的兄弟。知道他们牺牲，很难过，去家里安慰亲属，觉得很愧对这些家属。

新京报：牺牲的人里面，除了普通禁毒民警还有干部吧？

李：有啊。2000年，我还是副支队长。10月8日，我们获得情报，有两名毒贩将从缅甸果敢杨龙寨背运毒品入境。

当时我们还有个副支队长叫张学强，我记得他当时好像刚刚升任副支队长只有四五个月。他带了4个民警去山林设伏。

9日凌晨3时左右，毒贩现身了。发现中了埋伏，毒贩突然扔出一颗手榴弹，张学强被炸成重伤，还有4个民警也被炸伤。

半年后，张学强伤情一直没有完全好，因为并发症倒在了另一禁毒案件的办案现场。他家里当时还有老人。

新京报：你自己遇到过危险吗？

李：遇到过，毒贩有枪的情况遇到过5次，但都是在毒贩还没有来得及拔枪，我就扑上去了。手榴弹遇到过3次，但没有炸。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炸？

李：呵呵，有很多马仔，就是帮大毒枭运毒的人，很多都没有见过手榴弹，都是运毒前一会儿人家教他，遇到公安就拉手榴弹的拉环扔出去。可是很多马仔在那种紧急情况下，经常忘记拉拉环就把手榴弹扔出来了，我们吓坏了，结果没炸。

新京报：对付武装贩毒，禁毒的装备怎么样？

李：检查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人，比如查客车，还是主要靠民警人力清查。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通过的车辆一辆不漏地查，这样人力物力都应对不了。

个人防护装备也太差。一件防弹衣，3公斤重，民警上山堵毒贩，根本不可能穿着笨重的防弹衣爬山。而且天气热的时候，穿着也难受。

新京报：那民警随时有危险？

李：是啊。近年来，境内外毒贩携带的武器较为先进，杀伤力大，勃朗宁手枪、苏制手雷甚至小钢炮，都能从境外很容易就弄到。而且武装对抗都是短兵相接，一旦毒贩有枪，往往防不胜防。这个现状，暂时没有办法能改变。

新京报：身边的兄弟们伤亡，对你有什么触动？

李：我后来就强调，不怕死固然很好，但是要死得值得，办案要重策略不蛮干。2002年后，支队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伤亡。

新京报：有过思路变化的阵痛吗？

李：有的。一次，下辖的郑康县接到情报，该县境内的一处原始森林有人在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出境。但对方具体有多少人、是否有武器，都不知道。

我派出8名民警携带武器、干粮和水，前往林中设伏。山上，通讯设备都没有用。8名民警在深山中苦守两昼夜后，运毒的队伍出现了。

新京报：双方发生枪战了？

李：没有。这个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出境的队伍，有57匹马，押解人员有48人。民警当时无法判断对方是否拥有武器，48人中是否有不知情的老百姓。如果火拼，8名民警没有胜算，还可能误伤老百姓。

    经过权衡，8个人悄悄撤退，放走了这支运毒队伍。

新京报：他们归队后，你怎么处理的？

李：他们一回来，就找我请求处分。我没有处分他们，也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领导，怕这些民警有压力。

新京报：为什么不上报？

李：如果这个事情当时传出去，会有人说我们的民警贪生怕死，放走了毒贩。但是我能理解当时民警的处境，让8个人去对付可能拥有手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的48个人，无异于让他们送死。

新京报：你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李：有啊。我还在县上做公安局副局长时，曾经和一名民警化装成货主，押解一名愿意戴罪立功的毒贩，去设伏抓捕前来购买毒品的毒贩。交易地点设在一个宾馆里，进入房间，对方三人，其中两人手持军用匕首，把我们两个逼在了墙边。持刀的两人身材魁梧，人高马大。

最后，我选择了放弃。因为那个愿意戴罪立功的毒贩，随时可能变脸。那么，敌我力量就是四比二，而且对方有武器，我们是空手。

新京报：你害怕了？

李：不是我害怕。当时我就在门边随时可以夺门求援，但我的那个同事站位没站好，一旦动武非死即伤。最后交易正常进行了，毒贩们花钱买走了本是诱饵的毒品。我当时也做好了挨处分的打算。

不过，我当时冲进对面的房间，朝楼下守候的民警大吼，“堵住出来的三个男的”，毒贩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新京报：后来有人议论你？

李：哈哈，可能有人说我贪生怕死，但我不怕，让他们去说吧。

新京报：为什么不怕？

李：武装贩毒的对抗中，毒贩和民警往往是短兵相接，毒贩在暗，民警在明，吃亏的往往是民警。选择恰当的时机实施抓捕，保全自己的实力，再找机会破案，应该是最佳的选择。在这个思路下，这些年我们破的案子并没有减少，抓的毒贩也没有减少，缴获的毒品更没有减少。

  毒枭设计报复欲制造交通事故

新京报：听说有些毒贩因为恨你们，出钱悬赏要你们的人头？

李：呵呵，听说了，但没见过。

有些毒贩确实恨我们。比如，一个毒贩好几次都被一个民警查了“货”，损失很大，他就会想报复。但我听到的，一般都是通过人带话来威胁。所以，我有时候还有点担心我老家的亲人。

新京报：还听说，有毒贩悬赏过你的老朋友曲靖市禁毒支队政委熊浩森，他的人头据说值200万。

李：他那里已经是云南禁毒的第三道防线，案子少，我这里是第一道防线，如果他的人头值200万，我的至少值2000万。

新京报：你受到过威胁吗？

李：不仅是威胁，还有具体的报复。刚才说的那个大毒枭刘明，就曾经想杀死我。当时，我打击了刘明好几批大规模的毒品交易，因此他制定了报复我的详细计划。

2000年，我去缅甸果敢地区开会的消息，被刘明的眼线知道。但他们又不敢公开对中国公安下手，就想出了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杀我。

新京报：结果怎么样？

李：我们出境办案，都不能带枪，当时情况确实很危险。幸好干禁毒十多年，我在缅甸也有很多朋友，这个计划被我事先知道了。会后，我请求缅甸果敢高层的军方保护，一路军车护送出境，安然无恙。

新京报：这个毒枭就此罢手了？

李：没有。此后刘明还试图借我出境接受检查之机，让人将毒品放在我车里，陷害我贩卖毒品。我也是事先得到情报，又请求当地果敢官员保护，安然回国。

新京报：这个毒枭后来没有再找你的麻烦了吧？

李：这个毒贩后来被我们打掉了。2002年，我们联合缅甸警方抓捕，他持枪对抗，枪战中，缅甸警方将其当场击毙了。后来我去辨认尸体，在他随身携带的包内，搜出他制定报复禁毒民警的计划书，非常详细。

新京报：禁毒这么多年，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

李：还是毒情。2002年，我对2000年和2001年破获的10个大案进行了分析，结果很让人吃惊，根据这10个案子的毒贩交代，他们落网时被查获的毒品量，只占他们此前运输交易成功的20%，80%的毒品交易流入了内地。

采写/本报记者 褚朝新

摄影/本报记者 褚朝新　　新京报制图 丁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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