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热门书评精选【无处安放的灵魂】

　　【《第七天》书评：篇一】

　　阴阳两隔，逝者如何得知生者的境遇?以此为主题的小说并不多见。而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主人公杨飞穿梭于阴阳两界，叙述7天中那些不堪的死亡事件，用回忆将故事串联，追忆和思考爱恨情仇，将生者与逝者的种种不堪与悔恨传递给每个无家可归的游魂。一种宗教式的忏悔情愫充满着全书中每个逝者的灵魂，也让读者更深得懂得生命的价值。

　　诚然，荒诞与黑色幽默，空间与空间迅速变换，时间与时间颠倒更替，情节内容的怪诞离奇，一直是余华小说的叙事风格。余华早年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远门》便是代表之一，小说通过描述18岁少年初次出门远行的故事，把看似不和情理、不符叙事逻辑的情节支撑故事的铺陈，摒弃传统小说里，注重时间的时序性与完整性的叙事脉络，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小说《十八岁出远门》中的18岁少年第一次出远门的种种遭遇，更像是梦境里的奇异旅行，如果把每个看似不和情理、不和逻辑的情节放诸于梦境中，瞬间荒诞的情节，都变得如此的合乎情理、符合叙事逻辑。而落在现实世界，故事便显得荒诞不经。

　　显然，小说《第七天》并没有摆脱余华一直以来的荒诞、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第七天》以马尔克斯式的叙事开头，通过回忆讲述故事的原委，借助于类似但丁《神曲·地狱篇》式的表现手法，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些许勾勒。不同的是，小说中布满了大量的描写死亡的情节，在这些不同的死亡故事中，既有作者刻意撷取的，又有作者随意而为的。比如，鼠妹为男友的假手机欺骗事件而死，伍超为爱情卖肾而死……凡此种种，无不勾勒着人性中残忍、黑暗、丑恶的一面。

　　不可否认，作者余华善于描写死亡情节，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各式的死亡故事。如小说《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深信自己的高寿建立在五个子女的死亡之上;《往事与刑罚》一文中，刑罚家对不同日期不同部位的绞杀;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中，18岁得病而死的吹口琴少年。而这些，都与余华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由于其父亲是医生，家就在太平间对面，见惯了死亡，死亡事件对余华的影响无不在小说中如影随形。

　　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是余华小说《第七天》的宣传口号。而与宣传口号相对应的则是，在封面上虚实相生静坐在灰暗墙壁上的白色人影，或许这才是作者余华在有意无意阐述的小说主题：无处安放的灵魂。

　　【《第七天》书评：篇二】

　　《第七天》是一部13万字的小说，这个篇幅远小于《兄弟》，和余华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长度相当，这一点早在出版之前，我们就可以从这本书的定价中探知一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克制的才华。他的克制为小说创造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使得他的作品为万千读者打开了通往世界内部的门径。而在《兄弟》中，余华一改克制的语言，用近乎粗鄙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欲望涨破的中国。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写作的内容使然。但是，一方面，余华自己说过：“先有叙事语言，然后出现叙事。”另一方面，和余华粗鄙的语言结构共生共存的，是同样不事雕琢的叙事内容：处美人大赛、人造处女膜、潜规则，余华以这些毫无美学沉淀的叙事内容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的感觉是，在《兄弟》情节不断的展开中，故事的结构渐臻清晰，清晰的结构之下，余华对人物完全失去了控制，小说足足延伸五十万字，像极了莫言小说中语言的狂欢。《第七天》作为一部仅有十三万字的小说，展示了余华怎样的克制，确实值得期待。

　　半个月前在我得知余华新作定名《第七天》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圣经旧约》。“上帝历时六天，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人类，第七天，他完成了创造一切的任务，便休息了。”这段话确实写在了扉页。但是，翻开书后，像我这仅读了半个小时的读者也会发现，《第七天》更像是对另一个结构的内模仿：中国传统丧葬中“头七”观念。我对于整本书的印象转悲为喜。余华素来是一个西化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是在描摹当代中国的现实，但是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法都收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即使是《活着》这样扎根现实，和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强烈摩擦的作品，也缺少一些传统色彩。我时常感到，像《活着》这样的故事，即使放到任何的文化环境中，也是完全恰切的。近几年余虽然完全没有新作问世，但是我对余华的不满也与日俱增。《第七天》敢于触及“头七”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我对于整本书的印象转悲为喜。

　　《第七天》带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是目录。余华以往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目录，只有在《细》《许》两部作品中有章节标题，但在那两部小说中，标题的作用仅仅在于提示读者章节的分离，整部作品的结构依旧是潜藏的。《第七天》的结构昭然若现，表明了余华对《第七天》的结构把握是有充足自信的。

　　余华自己说过：“单纯的叙事最有魅力。”但是在《第七天》在清晰的结构之下，余华的叙事却异常的阻滞。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夹带着大量的解释、说明、转折、假设，使得故事的节奏非常缓慢。“我”原本要去殡仪馆，但是走到半路上却发现没有敛容换寿服，于是中途返回。期间我在路边等过公交车，但是公交车没有来，因为我看到很多辆车碰在一起，导致交通堵塞，所以我就步行前往。这样的内容十分模式化，而且十分单调。如果说《兄弟》中余华的语言虽然放纵，但是也有丰富的叙事内容，飞快的叙事节奏相配合的话，那么《第七天》中，人物行走在一个机械化的灰暗世界里，这样的一个情节余华就用了一千个字去写，我不禁对这十三万字的容量产生了担心。

　　在《第七天》中，余华下意识对于现实做了强烈的陌生化处理，比如等候203路公交车的情节，被余华描写成：我看到一个站牌，上边写着203路;再比如我向殡仪馆走去，站住了脚，被余华表达成：我停住了走向我父亲走向殡仪馆的脚步。通过陌生化的处理构建世界的全新认知角度，引导读者思考外表真实下潜藏的真实，这样的技巧如果放在30年前，还可以算是先锋文学，但是放在现在就全无新意了。这完全是余华对于先锋意识的模仿，可悲的是，这是他对自己的模仿。

　　余华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荒诞化的描写，比如五官错位的情节，铁轨上行走的情节等等，浅显一点说，一个人在死后还能参加自己的火花仪式，并且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本身就十分荒诞。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开篇也说：“如今我是一个死人，躺在一口废弃的井底。”荒诞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解读的，我也不会愚蠢到去分析这些荒诞情节背后的潜文本。

　　我刚刚提到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其实我在阅读中不断跳跃出各种曾经读到过的小说情节。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甚至是鲁尔福。我在《第七天》的字里行间都找到了他们的影子。我不愿意提到具体的情节，因为我并不是说余华是在抄袭。

　　在此我想脱离话题，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情节：有一天，久旱无雨的南柯城里突然浓云密布，天空中发出簌簌的摩擦声，紧接着下起稻米来。我的一个朋友看过之后，恍然大悟说：“你这是在抄袭马尔克斯的小说。”我很快就知道他说的是《百年孤独》里那场湮没了道路，让母鸡和狗窒息而死的槐花雨。情节真的很像，而我并无意抄袭马尔克斯。我告诉她说，如果说我真的抄袭，我更愿意别人说我抄袭的是《淮南子》“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情节。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在意余华有没有受到导师的影响，较此，我更关心的是余华灵感的来源是哪里。

　　余华的灵感来源是哪里呢?很多人都会说，现实生活。如果现实生活如此，那么它在所有优秀作家笔下都别无二致，也无所谓借鉴与否。余华确实是在描摹现实生活，在《第七天》，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毒大米、毒牛奶、毒馒头这样不加修饰的新闻报道式的语言。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表现了香蕉热、独裁等等诸多重大的拉美历史题材，在《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里，福克纳也表现了种族冲突和歧视的内容。但是，他们在表现这些具有强烈时代特征主题时，往往以彼喻此，或者以小见大，读者只有在反复品咋之后，才会发现小说世界和现实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优秀的品质使时隔千年之后的读者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获得共鸣。小说的情节虽然是虚构和费解的，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其中照见现实，照见自我，因为那是升华的现实。用马尔克斯那玄乎其玄的话说：“魔幻的拉丁美洲正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无法用常理之法获得其他地域人们的理解，这便是拉丁美洲孤独的症结之所在。”像余华这样进行新闻报道式的直接记录，缺少审美距离，对于现实的把握完全没有沉淀，化为心像，就汲汲于见诸笔端，这样僵直的作品很难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余华笔下的现实不可避免的被固定在了当下的时间标尺上，和书中人物共同死去，和那些在文学史上匆匆而过的作品达成平等。这样的错误余华已经在《兄弟》中犯过一次了。

　　这本书在主题上也并无新意。余华又一次触碰“裂变”的时代命题，这好像成了余华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唯一的不同在于，《兄弟》向我们展示的是时间上的裂变，《第七天》是空间上的裂变，也就是社会阶层的裂变。殡仪馆里，坐在沙发里的贵宾死者和坐在塑料长椅上的普通死者构成非常拙劣的象征。更拙劣的是，类似的象征竟然在一部十三万字的小说里铺陈开，《第七天》堆砌而成。

　　人物的叙事语言也是叠床架屋的展开。“带上你的火花预约条。”“预约条在哪里?”“预约条在门上。”这种平淡而臃肿的对话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想想余华此前的作品，个性鲜明的语言俯拾即是。福贵反对儿子成为运动员，他说：“跑步还用学，鸡都会跑。”絮絮叨叨的许三观说：“二叔，我的脸在烧，二叔我吃了好多西瓜，二叔，我的肚子快要破开了，二叔”刚毅正直宋刚说：“妈妈你放心，只剩一口饭了，我会给李光头吃，只剩一件衣服，我会给李光头穿。”就连最不善言辞的孙光林也无比响亮的对火光中孙广才说过：“我要找孙广才!”那些个性鲜明的语言曾经使我哑然失笑。但是《第七天》中，先锋的写作状态削弱了余华对于人物语言的认知能力。他曾经让人物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自己开口说话”，这样的能力已经荡然无存了。《第七天》的责编说，“《第七天》的语言跟余华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同，他彻底退到了幕后，尽量消除作家个人的痕迹”在余华退到幕后之后，他对于作品的控制实际上更多，人物的活动更不自然——《第七天》像皮影戏一样单薄了。

　　《第七天》中的余华早在三十年前就现世了。这部小说使我不断地回忆起余华很久以前的短篇小说《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形式上先锋而没有温情，内容上战栗而没有感动。小说最后两段的说教，几乎毁灭了《第七天》的艺术多解性。我知道有很多青睐余华的读者会为他辩护，试图为《第七天》找到其他解读角度。但是如果作者用一句“死无葬身之地”为作品确定解读空间之后，那些为余华辩护的读者奈何为之。如果说绝望就是摧残人们的希望的话，写作绝望真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了。

　　我想说的是：《第七天》真的是一部比《兄弟》更让我绝望的小说。它不仅没有满足我更多的期待，还失去了他以往的品质，先锋的姿态硕果仅存。《第七天》在没有更丰富的文化继承，没有更深入的现实认知，相反，他失去了克制的才华、失去了审美的距离、将一部并不丰富的小说延伸到十三万字。七年之后，余华又一次错过了证明自己艺术理解能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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