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冰：表象时代的写作困境

     余华的新作《第七日》让中国读者重温了当年《无极》、《十面埋伏》及今日《富春山居图》上映之时的盛况，虽口碑不佳，票房却一路飙升，再度出演了唯有当下中国才可能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作者封面上的题词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这部甫一出炉便备受争议的作品，其最为众人诟病之处便在于其对社会新闻的大面积“植入”。薄薄一册书中大概有一半的内容全是来自近年的微博热点：“《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 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从文学观感而言，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它更像三两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①如此投机取巧的写法，却能换来足以令世人瞠目的市场收益——余华真是有通天的能耐。一路走来，昔日“先锋文学”的生力军，今日已成功变身为后现代“奇观”美学与政治的资深炒手。昔年一部《兄弟》虽粗糙生猛却在文坛与市场风头出尽，而今日的《第七天》依凭关于底层苦难的煽情演绎，再度在图书市场呼风唤雨。在今日的中国，随着种种文化及象征资本的快速交易与流通，余华扮演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及社会角色，早已超越并脱离了其作家身份。《第七天》中“新闻串烧”加通俗言情的写作方式与其说是江郎才尽的无奈，不如说仍是以退为进地哗众，不止沾染了商人的狡黠，也暗自透露出秀者的算计。还是圈内人——作家陈村一语道破：“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可以说余华以其写作及介入市场策略的改变，让今日读者得以一窥靠“先锋”起家的作者，如何加入后现代机器的运作且日益得心应手。而对于批评者而言，在各种信息散播日益夸张化及身体奇观化的后现代时空，与其将焦点放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不如专心去看这些“神作”如何在播散、谈论、消费的纷繁过程中迅速增殖与变身。因为无论是昔日被批被骂却极尽风流的《兄弟》，还是今日令世人惊诧莫名的《第七天》，不过都是写作者、出版商、媒体等有形无形的权力/利益集团共同打造的后现代奇观。

自以《十八岁出门远行》走红文坛以来，余华一直以他非人的冷静与冷血震慑文坛、斩获人心，批评家郜元宝说：“现实在余华的文字中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且他早已从文本世界中请出知性主体与道德主体。但在《第七天》中，余华介入现实与文本的热情与努力似是前所未有地强烈，但读完之后，那种飘忽失重的感觉却足以令多数熟悉余华的读者大跌眼镜。此时批评作者技巧陈旧、语言平庸或冠之以江郎才尽或许十分解气，却并不能真正洞悉《第七天》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成因，作者传统的、针砭时弊的写作姿态却如何成就了最不负责任的“新闻串烧”？其间的吊诡之处难道仅仅是媒体与写作者联手打造的营销策略？虽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因为余华毕竟是一位太懂市场、也太懂得如何推销、炒作自己的写作者或曰经营者，但仍然有评论者真诚或曰天真地认为，《第七天》是余华的一次“探索”和“冒险”。在他们看，余华明白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困难，在尝试着做一些改变。如果将单纯的文学/审美评判暂时存而不论，而关注研究者及书写者的主体位置及历史语境的话，那么恰恰是《第七天》在文学上及写作上的失败，昭示并凸显了当下的写作及现实困境之一种，并且透过“《第七天》现象”，或许可以一窥当下文学与现实/历史构成的复杂关联。

一、“死无葬身之地”：莫须有的“平等国”

在《第七天》中，余华仍然一如既往地书写苦难，只是叙述显得拘谨本分，甚至不再有惯常的“歇斯底里的施虐快感”②，而是多了几分属于普通人的痛楚、期待和绝望的原宥。以死于非命的杨飞在鬼魅徘徊的阴界七日的见闻为辐辏点，作者编织了一副底层社会的苦难史，那些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并“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都是被压在金字塔底部的草根群体，一个数量庞大、缺乏社会保障、得不到任何公平机会眷顾的群体，文本中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其间尽是贫困、悲哀与挣扎。区区十三万字的篇幅中，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与丑闻你方唱罢我登场：交通拥堵、贫富分化、高官性丑闻、医疗黑市、野蛮拆迁、行政腐败、就业困难、警民冲突等等不一而足。王德威评价《活着》时说：“乍看之下，余华好像回到现代文学‘露骨的写实’主义传统中，同情起‘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来了”。③这番评语用在《第七天》当中似乎更为贴切适宜，乍一看去，作者当真要向当年的左翼作家看齐，高举“‘血与泪的文学’控诉当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的新作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显示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在今时今日试图介入现实、书写当下的努力。

作者以《旧约·创世纪》中的段落作为自己开篇的题记，似乎意在提醒读者，标题中的“七”不是一个随意为之的数字，而是有着宗教关怀，意欲唤起一种神秘的天启意义，又或许是试图借助宗教救赎社会/政治的不公与堕落。余华早期的作品，肆意探触恶的底限，想象罪的渊薮，却绝少提出救赎的可能，任由其笔下的人物陷入不明就里的死亡与血肉纷飞的杀戮，然而正因失去了任何轻易的神恩与天启，反倒逼人直视生命的无常与文明的脆弱虚矫。但从《活着》一路走过，余华越发慈眉善目起来，此番更是要认真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底层”寻得救赎之道，普度众生去了。然而用心如此，广大读者及批评者似乎并不买账，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在行文中对于苦难的表达始终透露出一种言不及义、隔靴搔痒的随意与肤浅。在文本中，随着叙事者在七天之内逐渐褪尽血肉，跻身“死无葬身之地”的骨骼丛林，作者的叙述竟也相应地丧失了质地与敏感，那些充斥天地之间的困难、暴虐与不义，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身陷其间的人间炼狱，都在“骨骼” 的讲述中褪去了应有的复杂与多义，化作了轻飘的伤感与无伤大雅的自嘲。其间现实生活中底层的苦难虽然被大书特书，但却是被抽空了血脉的身体，化身为一具具抽象、雷同的骨骼。并且以连环画、新闻串烧的方式展览苦难，无论是信而有征的新闻报道还是真假莫辨的网络消息，都化作了作者笔下现代都市的浮世绘，底层所承受的剥夺与丧失在叙境中成为一种展览甚或噱头，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余华已经失去了审视底层的耐心，他已经榨干了自己的苦难意识。而作为评论者，我们不禁要问：当原本伤筋动骨的人间惨剧被串联成连环画般扁平、轻飘的存在，写作要如何回应社会—经验总体的繁复、多元与歧义丛生？

《圣经》有言：“上帝造物的工程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工，安息了。”作者在篇首引用此段，究竟是借此暗讽当今的中国因“上帝沉睡了”而成为一个群魔乱舞、魑魅横行的世界/鬼域，还是暗示那些死于非命的“草根”鬼魂们用七天的时间为自己寻找或曰创造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飞地”，一处宁静圣洁的伊甸园，而成就另一番与上帝无涉的“创世纪”呢？无论作者用心为何，他在文本中精心营构的令世人“死而平等”的“死无葬身之所”，类似于一处乌托邦或曰桃花源，既有天国宗教般的神圣与庄严，又有共产主义黄金国的平等许诺，与黑暗、庸俗、荒诞、残忍的现实构成二元对立式的存在。作者在文中多次用充满深情的语言描述这骨骼林立、幽灵穿梭的化外之境：

“戴着黑纱的陆续坐了下来，仿佛是声音陆续降落到安静里。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宽广的沉默里暗暗涌动千言万语，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诉说，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坐在绿色的篝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④

真正、彻底的平等只有在抛弃了肉体-生命也被肉体-生命抛弃的“死无葬身之所”才有望兑现，可见对于人性，作者真是保持着足够的戒惧与清醒。但在感叹于“死而平等”的庄严与神圣之时，在被作者温情、忧伤与悲悯的叙述打动之时，读者也许不会就此忘记此处的“平等”也是被严格限定的，那就是针对那些被社会彻底遗忘或遗弃的生命，且他们能够抵达、发现“死无葬身之地”的前提是他们足够贫困与卑微，以至于死后也无法获得方寸安息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者的世界里，这些“去势”的弱者之间原本就是平等的——平等地受难、平等地忍受着各种有无名目的剥夺与丧失。所以说，为余华精心营造的“平等国”其实并无任何“平等”可言，此处的“平等”，与其说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发现与创造，不如说是源自特权者漫不经心的恩赐或放逐，因为面对这些被剥夺得只剩一副骨骼的生命，他们已经无利可图。

于是余华用温情与悲悯精心构造的“死无葬身之所”，成为以放逐权势者而完成自我放逐的弱势群体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回避了所有其他可能性的世界，一处封闭隔绝的空间，隔绝了昨日，却也永远地失落了明日，这才是一个真正失落了拯救之可能的世界。因为无论是那些在“死无葬身之所”中游荡的骨骼-尸身，还是写作者本人，都已然丧失了想象与求证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存在的能力与勇气，在那里，强权与弱势之间的关系将不仅仅是压迫与顺从。并且，当作者将底层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情作为对“天地不仁”的暴虐人间的最后救赎之时，他是否跌进廉价的乐观主义陷阱与简单的道德评判的窠臼？他对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想象是否过于单纯与天真？那些为富不仁者难道真地会在背山面海的五星级墓地安息，安知他们不会将魔爪伸向那片神圣的、在他们看来或许不无开发价值的化外净土？又焉知那些死后仍无法获得方寸安息之地的骨骼们，仍会如此温良谦恭让，安于同阶层者献上的脉脉温情，安于抱团取暖的虚假温度，而不会在这“死无葬生之地”播种龙牙、揭竿而起，焉知他们不再为血肉包裹的胸腔里不会再度燃起《国际歌》的慷慨旋律？是经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之后的写作者日益成熟温厚、善解人意，还是已从根本上丧失了介入、批判现实的能力，即使在一个褪尽了最后的物质性存在——血肉之躯——的“自由”之地，作者的想象却也仅止于此，难道真如网友恨铁不成钢的喟叹：“国中成名成家的作家大师们，几乎都已在比魔幻现实主义还要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面前输掉了想象和修辞”。

显然这不是余华一个人的问题，洪峰、马原、残雪等复出的“先锋”们，在当下的写作实践中却纷纷撞上了“现实”的厚障壁。这些在形式/虚构上最激进也最虚无的革命者，在面对老旧的“内容”/现实之时，却纷纷自废武功、溃不成军。或许“在进行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遭到失败之后，他（们）使自己成了喋喋不休的哈姆雷特”⑤：试图通过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来化解现实的绝望，宁愿背负一份虚假的平和与无用的原宥来替代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者的清醒。但这一切是如此地无力，作家不是、不再是一个介入现实的写作者与批判者，而是使自己成了一个蹩脚的表象记录者与临摹者。这也不仅仅是复出的“先锋”们的问题，文本的残缺源自文本以外的社会与文化网络的残缺，来自现代社会的“栅格化空间”，及这一空间的隔绝、囚禁与疏离的力量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致命冷漠与隔膜。作为今日的写作者，其进退失据的悖论性情境实际上提示着一处清晰的意识形态症候，即面对全球化进程日渐真切与异样的面目，抗衡性话语或批判话语的缺席与无效及必然与之相伴生的想象空间及能力的封闭与萎缩。

暴露死亡与杀戮，暴露社会的不公与残酷，真意却应该在于生命，但不是媚俗的、对生命的诗意礼赞，不是无条件地、对强权与暴力的控诉与谴责，而是生命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时的困惑、苍凉与创痛，而这样的阴影背后不过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政治/社会机制。介入当下、批判现实无疑需要勇气，不仅是面对强权和暴力的勇气，而且是首先面对自我、朝向自我的自毁式否定与伤筋动骨的反思。直面惨淡的现实，直面邪恶与罪行、暴虐与残酷，直面文明、体制及社会的困境，同时“仍用大写字母来书写生命”，这也许才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工作。仅仅倡言“温情地受难”，便是“冷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孤苦诉告权的同时，又慷慨地赦免了现世秩序及其历史本应承担的道义与政治责任。”⑥

二、界限的内爆：

表象时代的现实/写作困境

在资讯流通百无禁忌的今日，“鼠标点一点、尽知天下事”，人们获取实事讯息的方式前所未有地简单与轻易，但通过浏览网页与微博就可以真正获取真相、介入现实吗？在《第七天》的写作中，余华热衷的死亡与暴力无意间与“社会杂闻”的结构耦合在了一起，或者说，这看似败笔的“新闻串烧”式写作，这种从网页上、从“社会杂闻”中发掘写作素材的投机策略却无意间成为最适合“死亡叙事”的写作方式，这一点，怕是连余华本人也始料未及。

埃德加·莫兰在《时代精神》中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杂闻”专栏进行分析时指出：“社会杂闻是真正悲惨的：厄运落在无辜受害者身上，死亡盲目地既抓住好人又抓住坏人。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杂闻重新引起了在想象世界中消失的悲剧。杂闻按照厄运不可避免的逻辑一直进展到死亡或者身体毁伤的尽头。它记录了命运的决定和威力。”但是，“日常生活在的可怖的东西、犯法行为、厄运和死亡在社会杂闻中的出现，又是被报纸的消费方式减弱了其严重性的。社会杂闻的消费不是按照悲剧的庄重的演出程序进行的，而是在餐桌上、在地铁里、伴着饮用加奶咖啡进行的。”⑦在现代或后现代的都市空间中，人们感受社会及现实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媒体所报道的故事与犯罪事件，但当人们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收下来，这些原本与个体生命相关联的创痛与悲哀在他人处却化为扁平的幻象与毫无生命感的资讯，可以与咖啡、早餐一道消耗并消解。无处不在的关于现实的表象不仅“掏空了现实，使之成为欲望”，而且也掏空了制造者与接受者，使蚁居于现代都市中的人们逐渐丧失了接触、驾驭、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具体到《第七天》当中，作者过分理想化的叙事/想象并不在于抹煞与遮蔽了底层的苦难，相反，零余者、流浪者在残酷荒诞的世界上所可能遭遇的一切艰险、悲辛与孤独在文本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第七天》的问题在于以今日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的娱乐性、大众化想象对充满差异的底层经历在价值与意义上进行肥皂剧似的篡改，在温情脉脉的情节剧、苦情剧悲情然而轻松的表象之下，成就了一则以亲情及所谓的“大爱”遮蔽、消化苦难与压迫的大和解式叙事，以同质的、被抽空历史及现实内涵的主体- 骨骼取代了千差万别的、有差异的个体-身体，使《第七天》一定程度上成为后现代社会精神分裂症——失去外在真实——的症候性体现。

《第七天》中层出不穷、真假莫辨的事件、新闻与丑闻，借助鬼魂的在阴阳两界的穿梭旅行，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散播、变形，逐渐混淆不清，构成一种“奇观”式的存在。如居伊·徳波所言：“奇观乃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遍地开花的奇观揭示和显现了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本质：对现实生活的剥夺、奴役和否定。”⑧在一个由形象的生产与消费所主导的社会，“奇观”逐渐侵入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逐渐内爆，因为它们在发生之前就已经铭刻在文化工业所制造的各种产品/幻象当中了，它们拥有相似的符码、逻辑与程序，有着相似的再现场景与可能的结果或预期。也就是说在真实的事件发生之前，便已经在媒体的制码与解码中无数次地“发生”了，于是现实成为虚拟的某种重复或回声，而最终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界限也将彻底消失，存在的只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换与增衍。也许最为可怕的，尚且并非幻象无休止的自我复制与增衍，而是这样模仿幻象的“真实”的生产与再生产。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没有一个社会懂得如何去哀悼真实、权力以及社会自身——就在相同的沦丧中，它们被复杂化了。而且，正是通过所有这些事物的人工性复兴过程，我们试着要逃避那个事实。”⑨正是在对现实的“人工性复兴”、符号化建构的过程中，被放逐的是难以正视的“事实”本身。

从《兄弟》到《第七日》，随着专业批评者与读者的众说纷纭，写作者的现身回应，再继之以媒体声光色电地推波助澜，余华的写作历程越发花边不断、摇曳生姿。但无论毁誉，余华总是能够制造话题、成为话题，对于余华，读者也总是有话要说。此番他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足以见证当下写作及批判所面临的瓶颈与困境。当文学日益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如何在消费社会制造的各种幻象与奇观中发掘潜藏的历史与记忆，如何在表象主导的时代努力开掘出自身存在的文化空间，如何在“景观社会”⑩中捕捉、发现并再现尚未被彻底遮蔽的真实与现实，对于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写作者、“讲故事的人”，无疑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当下的写作行为与实践凸现了消费社会现实/历史叙述的某种困境，其间媒体对于写作的影响并非仅仅限于作者将“直接可感的表象代码编制进文学叙事的描写性组织，在文学文本中建构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而恰恰是写作者看似严肃的现实主义追求与文本实际凸显的现实/历史感的匮乏之间所构成的裂隙，将成为我们思考表象时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契机与症候。

注释：

①于丽丽：《余华<第七天>：匆匆忙忙代表着中国》，《新京报》2013 年6 月22 日。

②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143 页。

③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143 页。

④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164、225 页。

⑤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48 页。

⑥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变》，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289 页。

⑦[法]埃德加·莫兰著：《时代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24、125 页。

⑧吴琼主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204 页。

⑨让·鲍德里亚：《拟象的进程》，载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07 页。

⑩出自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其书中第一段文字也是最著名的一句断言：“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聚集。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景观”，作为德波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指“愿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