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人生第二次》，给凡人看的凡人故事

《人生第二次》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央视网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12集系列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上线。该片以时间为顺序，在12个单元中呈现了中国人一生中的12个人生断面，被网友称为“2020年最催泪的纪录片”，在豆瓣拿下了9.2的高评分。两年后，在2022年5月，疫情依然肆虐。《人生第一次》原班制作团队推出了8集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立刻在B站登顶纪录片排名总榜，在豆瓣也保持9.4的高分。如果说《人生第一次》呈现了每个中国人都再熟悉不过的人生轨迹，引发观众在看似固定的宿命轮回间的思考，那么《人生第二次》就向广大观众展示了那些不常被看见和讨论的普通人的故事，带给观众再次出发的勇气。

传统的国产主流人文纪录片经常会囿于题材的限制削减暴露真实的程度，在叙事策略上免不了带有宣教色彩，在新媒体时代难以获得观众的青睐。另外，平台审核、大数据算法等新媒体时代独有的传播规则也对传统人文纪录片的传播产生影响。《人生第二次》的广受好评，得益于对传统纪录片在主题、叙事和传播策略上的大胆调整，甚至颠覆。

主题对立统一，聚焦普通人

1.1对立统一：中国人的思辨哲学

《人生第二次》不是《人生第一次》的续集，它放弃了后者线性的以时间为顺序的叙事方式，而是模仿影视单元剧的形式，用“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四组互为反义的汉字作为八集的标题，呈现了四个统一主题下的矛盾冲突。两组对立的主题既有冲突，又互相包含。在《圆》中，有失散多年的儿子被找到的“圆”，也有儿子在寄养家庭和亲生父母之间苦苦纠结的“缺”；在《缺》中，有困境儿童被父母抛弃的“缺”，也有跑步之家温暖筑梦的“圆”。所有的讨论最终回归到同一个立意：反映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精神，体现普通人的韧性。

辩证思维是中国人思维特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从先秦的阴阳五行到宋明时期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辩证法是中国千百年来内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人生第二次》从辩证法入手，在主题立意上将中国的思辨哲学融入其中，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创作者的目的在于借助中国的辨证哲学，打破观众对社会议题的二元价值判断，直面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用更加包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纪录片中各位主人公的人生选择。

对立统一的结构设计也让《人生第二次》的主题兼具深度和广度。在选题上，《人生第二次》选择了兼具话题度和复杂性的议题：容貌焦虑、法律和人情、离异家庭、流动人口、儿童拐卖等……选题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复杂给纪录片对现实问题的挖掘留下了很大空间。在立意上，《人生第二次》没有流于表面，而是通过多维度的叙事深入挖掘探讨人生价值、亲子关系、城乡问题、婚姻观念等议题，也将同样的问题留给观众，引发观众的思考。

1.2从宏观到微观：聚焦普通人的生命力量

主流人文纪录片需要担负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集体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等责任，免不了在叙事中显得过于“伟光正”。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信息茧房将人与人的距离越拉越远。在这样的环境下，观众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宏大叙事，越来越反感宣教的口吻。《人生第二次》延续《人生第一次》的风格，抛弃了主流的宏大叙事，从普通人的故事入手，呈现平凡生活的剖面。正是这种平民化的视角展示了普通人身上的韧性和力量，才能在后续的传播中引发大范围的情感共鸣。

《人生第二次》在接地气的同时也做到了典型化。为了更好地反映主题思想，纪录片需要将镜头对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故事。在《破》这集中，导演以一家律师事务所为起点，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受理的婚姻纠纷案件中，选择了婚后因为抚养权问题仍在与前夫纠缠的周东晓和因为债务问题坚决离婚的二胎妈妈靳婧。通过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本集将离婚最具有代表性的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分割问题呈现在观众眼前，体现了离婚后的女性在崭新的人生中面对生活难题的智慧和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人生第二次》并不是一个以性别为主题的纪录片，但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中国女性的生命力量仍然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女性在影像媒介中不再是被凝视的、被评价的对象，她们和男性一样，在面对生活的当头一棒时，擦干眼泪继续前进。无论是离婚后连轴转工作的二胎妈妈，还是坚持学习为自己谋出路的流水线女工，这部纪录片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摆脱了父权社会结构下的性别刻板印象，真正将女性放在与男性同等的平台上，让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多维度叙事，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2.1 单视点叙事与多视点叙事结合，多视角变换

《人生第二次》在叙事角度上突破了单一对象的限制，将单视点叙事与多视点叙事结合，横向拓宽了观察生活的角度，纵向下沉探讨社会议题的深度。

单视点叙事适用于单篇故事只有一位主人公的纪录片，可以将镜头聚焦在一个中心人物身上，有利于观众直观感受主人公的生活境遇，沉浸式体验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磨难时不肯低头的人生态度。创作者将长时间蹲守拍摄的大量素材重新组织，将碎片化的生活片段以串联的结构联系在一起，最终为表达主题服务，引发观众的深入思考。在《纳》一集中，导演通过对残障人士何华杰从发生意外一蹶不振到重拾希望积极面对的心态变化的细致刻画，回应了不畏困难，勇于重启人生的主题。

对于更为复杂的选题，单个主人公的故事不足以全面阐释社会议题。创作者于是选择用多视点叙事的方法，将多个并行的故事交叉剪辑，达到或互相支撑、或互相对比的效果，丰富了观众对故事的观察角度。在《立》中，为了儿子能够留在深圳读书到处投石问路的工人妈妈和追求梦想努力学习的年轻女工，分别代表了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新深圳人的生活境遇和独特心态。二者相辅相成，透过两个人物的故事，将流动人口对家乡和大城市的复杂情感展现给观众。在《拒》中，追逐利益选择医美行业的韩啸和致力于引领医美健康发展的崔海燕形成鲜明的对比。导演有意塑造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美从业者的形象，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再现医美行业的众生百态，把思考和价值判断的权力留给观众。

“视角是人物的视点和叙事者的变化，在电影中表现出复杂的叙事角度问题。”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曾经提出了三种叙事角度：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人生第二次》综合运用了零聚焦叙事和内聚焦叙事，让观众在可知和不可知之间来回切换，在设置悬念的同时丰富了观影体验。

相比于主流人文纪录片善于使用的全知全能视角，《人生第二次》对内聚焦叙事的使用突破了传统模式，打造了更加沉浸式的效果。在《圆》中，导演分别从卫卓的亲生父母、卫卓本人和寻亲警察的三个视角进行内聚焦叙事。观众只能从不同视角的切换中获取其中一部分信息，再通过素材的前后安排将碎片信息串联，还原故事的全貌。个人的记忆在不同视角的共在中融合为集体记忆，观众在个人的叙事视角的限制下不得不加入这一过程，在微小的个人视角中构建对拐卖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集体思考。

2.2 追求呈现真实，不失作者性表达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需要坚持在场记录，让影像作品尽可能靠近现实。在充斥着浮华虚荣的互联网娱乐生态中，还原真实的人文纪录片似乎并不能在短、平、快的信息流中迅速吸引目光。但《人生第二次》的制作团队还是坚持了“吃力不讨好”的长线跟踪拍摄。制作团队耗时近两年，辗转全国各地，进行无数深入的探访，才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感动的中国故事。

影像是被编辑过的现实，注定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但制作团队尽量用平等且温暖的视角面对被拍摄的主人公们。他们从不回避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如主人公的突然离场，又如当事人拒绝拍摄等。对这些镜头的保留体现了导演对生活的敬畏和对当事人的尊重。同时，导演也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主人公的人生。制作团队在长达两年的拍摄时间里真正融入主人公的生活，不仅在身体上做到了在场记录，也在心灵上与主人公同频共振。也正因如此，《人生第二次》才能成为浮躁城市生活中的歇脚站，成为慰藉在疫情中度过艰难时光的中国人们的精神养分。

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导演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作者性表达，这集中体现在旁白和独白的运用上。“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一种构造物。”即便致力于再现真实，纪录片也无法避免导演的主观表达。在传统人文纪录片中，旁白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形象，讲述主人公的故事。虽然很多导演选择从文案入手，弱化旁白的宣教色彩，但是这种专业化的、陌生的声音质感始终无法真正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人生第二次》的旁白由制作团队配音和主人公的独白构成。制作团队提供了更加亲切自然的旁白，让导演的主观态度可以借此表达。在《拒》中，旁白用温柔的声音讲述着医美行业的现状：“自残”“景观社会”“生产美”……旁白看似中立客观，观众却可以清晰感知到导演对医美的批判态度。除了旁白外，《人生第二次》画外音的主要来源是每一集主人公的独白。诚然，我们不能将独白看作是主人公自然的情感流露，这些具有极强文学性的文字不难被观众感知到是加工雕琢后的结果。但《人生第二次》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抛弃了如同“墙上的苍蝇”一样冷眼旁观的定位，成功介入了主人公的叙事，将导演的个人表达与主人公的情感流露合二为一，在深入剖析人物内心的同时，加强了观众的共情。

2.3 重视视听效果，镜头运用多样

《人生第二次》注重视听效果的呈现，用多样的镜头组织纪实性的叙事语言，建立了真实性和艺术性之间的桥梁。

除了传统人文纪录片中经常使用的长镜头、景深镜头外，《人生第二次》创造性地采用了新媒体短视频流行的Vlog形式，由主人公自己拍摄、自己记录。在《纳》中，结合主人公何华杰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Vlog内容，制作团队在第三视角的长镜头中时不时插入第一人称的记录镜头。这种来自主人公自己的表达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创作者作为第三方的权威感，给了主人公直接与观众沟通的机会，更能将观众带入何华杰的精神世界，增强情感共鸣。

另外，《人生第二次》还借用电影拍摄中的蒙太奇手法，将不同时空拍摄的素材交叉剪辑，形成鲜明对比。在《缺》中，跑步之家的“老爸”因为孩子出生不得不暂时缺席跑步之家的训练。导演将孩子们在黑夜里奔跑的画面和“老爸”孩子出生的画面交叉剪辑。一边是在父母的期待中呱呱坠地的新生儿，一边是被父母抛弃、努力迈向未知远方的困境儿童，二者形成巨大反差。如此残酷的对比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心理双层冲击，将矛盾冲突推上高潮。

同时，《人生第二次》也将带有隐喻含义的空镜头组合在一起，赋予这些镜头新的意涵。在《破》中，单亲妈妈在争取孩子探视权时与前夫在楼道里产生争执，镜头没有直接表现争吵的画面，而是拍摄一圈又一圈的台阶，隐喻着孩子的迷茫和困惑。曾经的爱人反目成仇，孩子成了夹在两个人之间的丝线，不知道如何选择，也不知道未来去向哪里。在《圆》中，认亲后的卫卓与18年未见的亲生哥哥一起看日出。当太阳穿破云层，在远处冉冉升起时，陌生的兄弟二人开始敞开心扉，打破关系的僵局。带有隐喻意义的空镜头的运用为客观化的纪录片添了几分诗意的色彩，留下了抒情的空间。

多渠道传播，强互动引发情感共鸣

新媒体平台的兴起重创了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但也给了人文纪录片新的机会和活力。《人生第二次》在央视网、东方卫视和哔哩哔哩同步播出，实现了多渠道传播，扩大了观众的年龄范围。

其中，《人生第二次》在B站的播放量最可观，截至目前已突破6778万，弹幕互动超过30万条。很多人文纪录片碍于题材限制无法收获广泛的观众，而《人生第二次》却借助新媒体平台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得益于B站独特的互动氛围和二次创作。弹幕作为B站的主要特色，巧妙地打造了观众在场的效果。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还能同时看到其他观众的讨论发言，这在无形中完整了纪录片的创作，加强了观影的沉浸感。B站流行的影视作品二次创作模式也为《人生第二次》的传播注入了新的力量，让这部纪录片的传播效果不断延长，并且突破平台限制，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其他平台获得关注，实现了全媒体平台的互动，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情感共鸣。

千万人的关注，数十万次的讨论，观众欣赏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和主人公一起品尝生活的苦涩和甜蜜，也从他们的身上获得重头再来的勇气。在疫情肆虐的三年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了一些至暗时刻，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渴望看到与自己的经历相同的故事，渴望与远方的人共在，渴望体验生命的联结。《人生第二次》收获好评如潮，得益于符合中国意境的选题，得益于兼具真实和艺术的叙事，得益于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用平凡的口吻，把平凡的中国人面对生活重击时不平凡的态度，讲给平凡的观众听。

参考文献

[1]王爱爱.(2022).新闻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多模态叙事与传播学意义分析. 新闻采编(05),58-61.

[2]周星.(2007).影视艺术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吉尔·内尔姆斯著,李小刚译.(2013).电影研究导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4]罗虹.(2022).多维度叙事语境下的现实质感与表达——解读纪录片《人生第二次》. 电影评介(21),79-82. 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2.21.015.

[5]杨敏.(2022).现实题材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叙事策略. 视听(10),123-125.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2.10.055.

[6]李玲.(2023).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传播策略研究. 中国报业(06),188-189. doi:10.13854/j.cnki.cni.2023.06.078.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