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回首有滋味的年代·文化篇

2024-08-21

诗和远方｜回首有滋味的年代·文化篇

2018-01-21 09:34

回首，那个有滋味的年代

文化

篇

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语言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各种文化像一列列行驶快慢不同的火车，在各自轨道上沿不同方向前进。“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艺术创作的高峰时代，压抑已久的创作力量，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寻找、思考、突破、爆发，留下了无数无法复制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记录了众多领域探索开创的篇章。

中国摇滚在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文化·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

没有诗歌，我们这一代人将什么也不是

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人的签名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是80年代的青年诗人海子（1964〜1989）的诗句。记忆中读的更多的是北岛、舒婷、顾城，以及台湾席慕蓉和余光中的诗，而海子的诗是尾声。

杨黎（与万夏、于坚、李亚伟、韩东等开创第三代诗歌运动，是这个运动的发言人和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在他的《灿烂》一书中曾写道：“万夏有一次说马松：这个屁儿虫，如果不是写诗，啥子都不是。当时万夏在生气。气一生完，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如果不写诗，也啥子都不是。把他的话作一个文化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没有诗歌，我们这一代人将什么也不是。”

“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诗歌评论家李震这样说。而“诗歌的年代”也正是朦胧诗走向兴盛的时期。朦胧诗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从一些知青点的地下诗社开始的，其内容和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一脉相通。这一时期涌现出如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一大批朦胧派诗人。他们大多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和青春的蹉跎，怀疑自己被人欺骗，否定自己曾经的信念，而这也正是80年代初这批青年诗人特有的情绪——怀疑一切，其中一些人按现在的标准可称为“愤青”。朦胧诗在当时的文化界有强烈的争议，即使朦胧派诗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北岛的《一切》写于20世纪70年代，是对刚刚过去的那个十年浩劫的回眸。一连14个“一切”，充满了哲学的思辨和人性的拷问。稍晚些，舒婷以“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为副题，写下了《这也是一切》：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

两首诗一明亮，一晦暗，既是时代所折射的光，也是诗人心境的反应。应该承认，朦胧诗有政论的特征，有叛逆的力量，有很多片断、破碎,甚至绝对化的哲学论断式句子，这些对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抱着一本诗集走在路上，或组织班级的诗歌朗诵，在那个时候非常常见。查建英在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曾写道，当时青年人参加诗歌讨论会，永远有一种虔诚的氛围，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不过，这种带有悲怆调子的诗歌到了80年代中期逐渐淡去，清新隽永的校园式诗歌逐渐增多起来，比如席慕容的诗集《七里香》。

80年代后期，在我国南方出现了一批“新生代”流派，如四川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杭州的“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等等，海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历经文革的前辈不同，海子1983年才从北大毕业。《九月》是他1986年写的，被称为“充满神秘色彩、闪烁神性光芒的意象和独具特色的语言构造”。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应该说，这首诗在文学意象上，超过了早期的朦胧诗人，但在当时，海子的诗并未被广泛地阅读，基本限定在文青的范围。而在海子之后，80年代也结束了。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一切都已经变快，把本应慢慢行走的诗歌抛在了身后。有人总结说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全民理想主义，人人充满激情，文学还没有受到市场挤压，没有受到大众传媒的冲击，诗人拥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文学环境，而当这样的外在环境没有了，诗人也就没有了。社会的成熟和热点的变迁，生活的丰富和需求的变化，这些都应是一部分原因，不过，我个人觉得那个时代离我们还太近，很难如此轻易地断言。

阅读时代的小说狂潮

在我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一套《1983〜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共3本，是我对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次大规模阅读。里面收录着张贤亮的《绿化树》、冯骥才的《神鞭》、张洁的《祖母绿》⋯⋯它们都是文革后的作品，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汹涌潮流中，或多或少地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

1985年之前文学创作在手法上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先后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写“四人帮”，写知青下乡，写农村的变化、写新时期的工业改革⋯⋯这些作品，隐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人物的调子有些压抑，表述也有些过分激烈。很多作品的社会意义似乎高于文学意义，其中的故事离开那个特定的时代也变得不好理解，比如《今夜有暴风雪》《老人仓》。

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韩少功率先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比如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李锐的《厚土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等。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却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

寻根文学思源之后，作家的个体化形式被强化，文学界开始出现“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现象，比如先锋派小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迷舟》）；新写实小说（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文学评论人王德领说：“80年代的好多作品从今天来看都失效了，80年代的文学真正成了另一个世纪的事情。”不过，我以为“失效”一说对80年代后半叶的作品而言并不大适用。1986年诞生的《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就相对深远，2012年被再版发行，近年还被翻拍成电视剧，收视率也不错。同一年出版的莫言早期作品《红高粱》的影响似乎更大，由它改编的同名电影是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霍达1988年创作的《穆斯林的葬礼》则被看作“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在宗教题材的文学创作上似乎还无出其右。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进入内地市场的还有港台小说，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三毛的旅行笔记，都是80年代开始被大陆读者所熟知和热爱。想当年为这些小说不知有多少同学写过检查，因为那时都是同学间传着看，滞留时间很短，所以必须抓紧一切机会看，自然也包括上课时间了，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老师发现而写检查了。若是考试前书传到手上，为了赶进度，只得夜里捂着被子打着手电看，第二天再昏昏欲睡地去考试。后来这些小说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又是火爆得一塌糊涂。金庸热和琼瑶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至今还余热未消。

金庸、古龙、梁羽生被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

进入90年代后，诗歌淡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心，大陆作家的小说的整体气氛也变化了很多，以王朔为开路先锋，一批书写欲望城市的中长篇小说涌现出来，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废都》《欲望的旗帜》，等等。关于王朔及其作品的争议，自其90年代初成名后至今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有些人称其为“文坛恶评家”，其作品是“痞子文学”，同时也有人称其是“新京派”的代表人物（相对传统京派，即老舍等人）。此外，90年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角度、方式与手段都显得丰富多彩，探索性的长篇创作也锋芒毕露，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时代悄然来临，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土门》、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丰乳肥臀》《红树林》，等等。无论从题材涉猎、人物塑造还是文学性，这些作品都远远超过了80年代的水平，而且时代色彩淡化了很多，与今天的读者已无太大距离感。

莫言原名管谟业，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2011年凭借小说《蛙》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图为莫言在高密旧宅。

流行从音乐开始

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印记，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伴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旋律度过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年轻人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港台流行音乐。

如果说邓丽君是内地流行音乐启蒙的钥匙，罗大佑则堪称“教父”。“我觉得罗大佑是个时代性的歌手。什么歌能流传超过三年的？很少，但罗大佑的歌可以。做歌手就是要成为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物’，让大家在想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就想起他。我的目标就是像罗大佑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教父’。”周杰伦这样评价罗大佑。而罗大佑最令人欣赏的是他写的词：“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等等，这些词句，不仅优美而富有韵味,而且充满了对人类、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及广泛传播，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1986年5月9日，《让世界充满爱》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当时最出名的100名歌星共同演唱了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尽管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服装太土气，舞台太过时，表演动作也太干涩。

就是在这次演唱会上，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抱着吉他，吼出“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的摇滚时代。“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他的《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又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度渴望唤醒人性的反叛青年形象。随后，黑豹、唐朝、面孔等乐队相继成立，优秀作品也不断涌现。1994年底，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参加了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行的演唱会，引发了更多人对中国摇滚的关注。随着摇滚乐影响力的扩大，摇滚乐迷们开始理解摇滚乐更深层次的内涵，而不是简单地崇拜，那些曾经抵触摇滚乐的青年人也在慢慢接受它。但90年代后期，与反叛特征强烈的朦胧诗一样，中国摇滚乐逐渐走向寂静。

90年代是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最重要、最具象征性的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流行音乐的制约，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1994年高晓松、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使中国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鲜明特征。它们是对校园生活的吟唱，“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的，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读者的心里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影像”，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第一代主流的流行音乐。同时期，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音乐和歌手，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圈初具规模。这些怀着对音乐无比热爱和信仰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为当时本土流行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