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2024-10-19

吴越：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 大隐随笔

2024-10-12 17:31

发布于：山西省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今日推送本书《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一节，以飨读者。

相较于韩国流行文化，韩国文学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通过阅读、访谈，吴越以新闻人的切实与严谨描述出韩国作家在时代进程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转变，在流动和行走中勾勒出变化的图景。通过记录不同的故事与人，本书也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缘起

2013年底，上海，在一个中韩女作家交流的场合，我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一位女主管交谈时，轻微感叹：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可为什么在中国几乎看不到现当代韩国小说？她上了心，回去便发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韩国走一趟。我回邮件说：韩国作家中，我只知道诗人高银，如果能采访到他，我就来。高银之外，还想采访的人选有：七〇后、八〇后代表作家、影视编剧、能够为我梳理韩国文学史的学者。

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韩国当代文学之旅，口袋里装着这样一份拜访名单：

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

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韩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十届文学村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

西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禹灿济。

玄鹿

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与沪上几家媒体同行一起在这座城市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时，这座汉江边的城市改“汉城”之名为“首尔”还没多久，我感觉它处于某个转换过程之中，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是若无其事的轻快与极尽鲜妍的华丽。就像大韩航空的主题颜色，一种明度与纯度都很高的天蓝色，特立独行，见之难忘。与浓烈、传统的国旗色相比，这种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马卡龙色”仿佛喻示着当代韩国人渴望卸下历史包袱的心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抵达的当天深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我蜷在被子里赶读一本名叫《玄鹿》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韩国文学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读着读着，我所处的小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冬天冻土下的洞穴。

《玄鹿》有两个主题：关于“玄鹿”的传说及一个叫“鸢谷”的山村故事。

传说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岩石缝里的幻想动物。它用角照明，靠锐利的牙齿啃食岩石而活命。它的梦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阳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齿做担保去看阳光的瞬间化成一汪泪水。

“鸢谷”是一个冬天放的纸鸢最终飞落的山村。那个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飞落的纸鸢放火烧掉时开始的。

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出生于江源道的鸢谷矿工之女义仙，丧失了部分记忆，美丽而言行出人意表，总是无缘无故出走，像一棵无根无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义仙的杂志社女记者仁英；仁英的学弟，爱着义仙的明润；仁英的采访对象，主要拍摄煤矿照片的摄影家张宗旭。在寻找突然出走的义仙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串成了一根线，循着掩埋的悬念而去，却落入各自的深渊，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创伤……

回过头去看，记住了小说家的名字：韩江。

《玄鹿》是韩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显露出了作家的文学气质：飘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结实。它使我窥见了韩国文学的残酷、美丽与幽深，恍如一朵缓缓张开的花。

在深夜的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城市，我意识到，韩国人无法彻底“减负”。他们将痛苦与沉重埋藏在表层之下，埋藏在文学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寻找光明。”

两天后，当我在江南区一家洒满清晨阳光的咖啡馆里与韩江对坐而谈，她莞尔一笑。这位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条挺拔，脱下浅色西装后，便是一身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圆环套圆环造型的时尚手表，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柔和，有点小女生的羞涩和迷糊，笑起来，鼻梁微皱，配着过耳的直发垂下遮住半边脸庞，格外青春可爱。

与外表不相称的是她孤身前往历史深处溯游的强韧。

1980年1月，韩江一家从光州搬到首尔（当时叫汉城），恰恰与当年5月爆发的“光州事件”擦身而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迟至的正面相逢，因为，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寻着那桩与童年故地紧密相连的悲剧，也思考着人类是否能够彻底放弃暴力。这股回潮的冲动，既给她带来写作的动力，又不断制造着困难。

彼时，韩江正沉浸于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的创作（这部小说后来获得2014年韩国万海文学奖）。与我的见面，也像是一头玄鹿钻出地下来晒晒太阳。

吴越：你是如何登上文坛的？

韩江：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独裁和军部统治结束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在韩国文学界，讲宏观的、社会性的作品没有市场了，作家和读者都更注重探索内心的、个人的东西。1993年我发表《红锚》登上文坛，算是从“作家揭露社会”的强迫症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代作家。当时出了不少年轻作家。

吴越：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韩江：我当时正在补习班里复读呢，窗子旁边在传递圣火。我当时心情可想而知是不好的。

吴越：你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你如何看待文二代的身份？

韩江：我开始发表作品时只有二十多岁，当时很不愿意别人说我是谁的女儿。我自己更是能不提就不提。现在我从事创作也有二十多年了，能够坦然道出自己是谁，父亲是谁了。这是一件很有感情、很有人情味、很棒的事实。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父亲是一位作家，我因此得以在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的书，拿到什么书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看书是我童年唯一的乐趣。

吴越：你如何看待父辈们、上一代作家的作品？

韩江：可以说两代人写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主题不重合，类型也不一致，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区分作家的代际，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和国内作家在一起写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吴越：《玄鹿》之美丽和伤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传说是韩国本土的吗？

韩江：这个故事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我最初看到它是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想象中的动物》这本书中。书中写到这只鹿为了想要从地下来到地上，见到阳光，就向人们交出了它的蹄子和牙齿，保证不会伤害人，但是它一来到地上，就融化了。化了之后变为一摊泪水，这是我加上去的。二十多岁时，我读到了这个故事，二十五岁时，我想写一个煤矿题材的故事，当时就想要把这个传说放进去，二十八岁，写成了《玄鹿》。

吴越：评论家说你拯救了“故事”，你是怎样做到的？

韩江：我写《玄鹿》时也写到了煤矿生活，也写了人们的痛苦。我两个都想兼顾，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关于煤矿，但其实里面的人物义仙、仁英，还有后面的摄影家，他们生活在地下，想寻找光明。所以题目取为“玄鹿”，在韩国是黑鹿的意思。我们人本身就是玄鹿，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寻找光明。

吴越：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爱情关系？

韩江：男女爱情是人类的基本条件。男女之间也是可以存在友谊的，以平静的心态是可以保持友谊的。不过，我写小说并不是讨论爱情，而是讨论“人是什么”这个主题。人的感情是很复合的东西。我就是想要把复合的感情细腻地表现出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比较迫切的孤独、怜悯、情感，他们分享着彼此经历的不同。

吴越：你所探讨的“人是什么”这个主题，有没有心得和我们分享？

韩江：我的写作主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确实就是“人是什么”，现在我也不断在思考这个主题，每次写小说时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写《玄鹿》时我就想，人是什么，人就是和玄鹿一样的存在吗？我写第二个长篇《你那冰冷的手》时，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脸是什么？人的脸是不是假面，人是不是生活在假面中所以才会孤独。我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时，思考的是人能不能完全地去除暴力，能不能在去除暴力的状态下生存下去。我现在写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也是问这个问题。

吴越：怎么会想起来写《素食主义者》这样一个“妻子”的形象？

韩江：《素食主义者》的灵感来自韩国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我常常莫名地联想起这句话。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植物妻子》，写到一个女人会逐渐变成植物，这是我至今为止最用心去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我重读自己的这篇小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一定要再好好写一下这个形象。于是，果真接下去写成了一个长篇《素食主义者》。

吴越：写长篇是证明自己还是内心真正的需要？

韩江：内心需要。我喜欢写长篇，一般每写一篇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属于小说。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负担感。写第一部长篇《玄鹿》是比较困难的，搜集资料很辛苦，但也第一次学到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平衡的经验。写长篇的苦恼是在经济方面影响比较大。短篇一般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对生活没有影响，但是写长篇的时候，收入无着，最困难的是自己沉浸于其中，最后写完了还得出来，这个过程让人感觉到累。哪怕写到第六个长篇了，也还是一样，感觉每天的写作同时也是和生活在做斗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和人们沟通。我只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写作和生活。

吴越：你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营，在各国作家交流时，你觉得自己代表了韩国文学的哪个方面？

韩江：我是199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当时与我同期的好像没有中国作家，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二十位作家。我没觉得我是代表韩国去交流的，在和别国作家打交道时，我的感觉就是，搞文学的人都是非常相似的，比起不同点，共同点更多。我好像只不过是跑过去确认了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点而已。

这次访谈之后第三年，2016年5月17日凌晨5点，四十六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2016年度布克国际奖大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韩国作家。

布克奖创办于1968年，办奖目标在于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它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其他二百多个文学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获布克奖后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奈保尔、库切、爱丽丝·门罗、威廉·戈尔丁、纳丁·戈迪默等多位。布克奖作品中为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有《提堂》《少年Pi 的奇幻漂流》《耻》《英国病人》《长日将尽》《辛德勒方舟》(改编成电影《辛德勒名单》) 等。

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布克奖主办机构于2005年创立的一个文学奖，是布克奖的补充，旨在奖励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无论国别，全球所有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均有资格获得此奖。评选时考虑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而不是某部作品，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六万英镑( 约合五十九万元人民币)。

韩国文学的崛起，也许正从韩江获奖的这个时刻开始加速了。

疤痕

韩国文学与韩国电视剧和韩国流行文化的气场、气息是如此不同。法国学者马特尔在《主流》一书中指出，韩国电视剧贩卖的是一种家庭幸福感，而韩国文学——

“韩国文学就是痛苦的文学啊。”西江大学文学系教授禹灿济说。

在详细说明这一点之前，作为背景介绍，禹灿济教授为我梳理了一份韩国文学与近现代社会相伴发展的脉络。

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终告独立，1950年，又经历了韩国战争。战争结束后，韩国几乎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经济方面贫富不均，政治方面民主不充分，这两个问题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韩国文学反映的核心内容。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较之个人问题，韩国文学更加关注社会、阶级、集体的话题，直到 1988年汉城奥运会、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韩国文化才从重视集体问题转向个人，从重视社会理念到解决个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上存在的现实，如南北分裂、阶级分化等。

时至九十年代，经济起飞，一片盛世，韩国文学氛围再一次发生变化，作家们讨论的不再是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些人为设置、构造出来的问题。但1998年成为一道分界岭。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很多人失业下岗，韩国文学又重新开始关注现实，一些作家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新的加工。

禹灿济教授毫无遮掩之意地告诉我，眼下的韩国，看上去十分发达，但还是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疮疤。“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也就是对痛苦进行思考的文学。文学，起着治愈的作用”。

韩国作家在对痛苦进行思考的写作中，又分化出“不安的主体”和“历史反思”等多个题材类型。所谓不安的主体——“包括心理上的不安，身体上的不安，经济上的不安等，这既是世界文学的主题、人类共有的心理，也是韩国作家笔下越来越多出现的情况，”禹灿济说，“人与人之间的隔断增加，交流越来越难。有的小说中，主角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只和小猫小狗说话。”

“历史反思”则更具韩国特色。禹灿济说：“读者看多了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小说，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开始有小说家利用过去的历史资源，用今天的笔法重新叙述，思考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如何回溯过往。”

他列举说：“这一类历史资源包含了慰安妇、战争痛苦、光州事件、在海外韩国移民的生活与苦难等等。”

光州事件

禹灿济详细向我推荐了以下值得关注的韩国作家:

崔济熏——“擅长从文化要素中取材，把各种文化信息混合起来，将现实与虚构结合，写得非常有趣。”代表作《男爵的城》《七十只猫眼》《仰睡》等。

金爱烂——“三十多岁就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小说家，写了在现实中那些应当受到照顾的人的故事，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情况不会改观，并且还会继续恶化下去。”代表作《飞行云》《老爸快跑》《噙满口水》等。

韩江——“她的核心特色是描写被家人、被其他人抛弃的生活，笔下的人物好像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获得幸福与放松。”代表作《你那冰凉的手》《素食主义者》《玄鹿》等。

金英夏——“以游戏般的冲突来创作故事的一个作家，追求崭新的文本，超越现实，正视、直视幻想，他笔下的人物是消费社会后现代特点所构成的心理复合体，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忧郁和倦怠感。”代表作《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黑色花》《光之帝国》等。

卜惠英——“描写怪异世界的作家，她擅长戏剧性的刻画，笔下的作品让人感觉这个世界太可怕了，读者通过小说看到伴随着恐惧和怜悯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幻影。”代表作《庭院》《夜晚的求爱》《灰尘与红色》等。

姜希真——“她写一些韩国作家才能写的题材，例如逃北者在韩国生活的故事。这位作家目前在韩国还不是特别有声望，但却是特别的，她的作品告诉了世界我们韩国人在思考和苦恼什么样的问题。”代表作《幽灵》等。

心派

在后面的日子里，每采访一位作家，我就会问一遍：“你认为韩国文学是痛苦的文学吗？”

得到的答案并不一致。

八十多岁的老诗人高银（他的故事很长，以后有机会再另写）的答案是肯定的。

小时候我没有祖国，依靠他人而生活，非常痛苦，韩国光复后，找到了祖国，但又面临分裂的痛苦，然后，是军事独裁者当政的痛苦。现在，韩国看似平和，但矛盾严重，我能够看到贫富分化和年轻人的绝望。以前我所面临的痛苦，与现在年轻人感受的痛苦，并无高下之分。

四十多岁的作家金洐洙却不同意。被誉为韩国当代“最会写悲伤故事”的他，虽然承认自己在写作中贯穿着绝望的情绪，但一个劲儿跟我强调，他想要表达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各种互相不可理解的关系”。这确实很悲伤，但并不是韩国所特有的悲伤。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身边的韩国人，都并没有把生活看得很不幸。

“韩国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作为经历了这样近的战争的民族来说，后遗症是存在的。我看了前辈的作品，很多是关于痛苦的描述，但我觉得那些不是一种普遍的形象，”金衍洙端起咖啡杯说，“那只是特定时期的故事而已。”

编剧、小说家千明官则给了我一个韩国词，翻译成中文，似乎叫“心派”。他说，“韩国的大众文化有‘心派’的倾向，特别是韩国电影”。

具体什么是“心派”呢？就是要引发观众的泪水，刺激流泪，把人的情感引发到极端的角度，让人愤怒，让人痛苦。千明官笑着打了个比方——像这样的语句，“即使恨，也要再来一次”什么的。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韩国人特有的情感，但可以肯定这种文化倾向不是近一两年才有，是打他小时候就有的。只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占据大众文化的支配地位了。

“我不认为这是高级的艺术，总是往极端的方面去发展，有点廉价。”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又犹豫着改了口，说最近开始接受了、理解了，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当中也有了一点这类倾向——他换了个说法，“浪漫的因素特别多”。

余华

如果让我采访的这些小说家与评论家推举出一个堪为知己的中国作家，我想一定是余华。

聊天中，不断听到余华的名字。

我们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作家名叫林哲佑，他的作品《别于谷》，背景是江原道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一些受尽侮辱、饱含伤痛的人生故事，类似于中国的余华老师写的《活着》。余华老师可能较擅长描写伤痛，而且是用幽默的手法来表达，林哲佑没有余华老师幽默。

禹灿济教授说。

在和千明官访谈时，千明官将自己于2004年获得韩国第十届文学村小说奖的长篇小说《鲸》“挂靠”在余华、莫言一路。“《鲸》在韩国有一种异质感，不太像韩国小说，但我想在中国是不会令人感到陌生的，这部小说像我所理解的余华、莫言的小说一样，有口传文学的感觉；这两位老师笔下写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引起我的共鸣。”

千明官告诉我，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可能就是余华了。“他的《许三观卖血记》读者很多，我的朋友正在试图改编成韩国的电影和舞台剧，因为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啊，也曾经有很多人卖血养家。”

因太残酷而至今无法拍成中国电影的《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顺利落地。韩国电影《许三观》于2015年1月14日在韩国上映，评分七分，首轮观影人数超过九十五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