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与1990年代

孟繁华是当下中国最活跃、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可或缺的华彩乐章。他从1990年代进入北大“真正开始了问学生涯”，在此期间担任《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副主编的经历，及撰写《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1978：激情岁月》《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等重要书稿的实践，奠定了他文学批评的整体史观、“大文学”方法及理想主义情怀，他对《废都》的批评及再评价也是内在于这一学术理路之中的。通过重返“《废都》批判”事件现场，复现1990年代文学文化生产的复杂状况，凸显学院派批评理路中的启蒙理想这一精神维度，及文化转轨时期一代批评家各据学理、激情四溢的文化精神与学术风采。

● 关键词

孟繁华文学批评；1990年代；启蒙理想；“《废都》批判”事件

作为当下中国最活跃、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孟繁华近四十年来的批评实践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可或缺的华彩乐章，他注目并加以出色阐释的各代际作家和各体作品罗列出来是一个惊人的名单，他数百万字的研究及批评文字几乎图绘了完整的当代文学地图，跟随这些文字亦可饱览当代文学跌宕起伏的盛景。

孟繁华少年时期写诗，诗歌创作需要具备充沛的激情、超强的共情能力、敏锐的艺术觉知，这为他转向文学批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感动力和感性基础。1980年代他从东北师大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研究，1990年代进入北大则“真正开始了问学生涯”，正是在此期间，“诗”与“思”融会贯通、研究与批评相互推进，造就他在批评领域持续发声并迅速走向成熟。

一 整体史观、“大文学”与理想主义

1990年代的时代巨变使文学场域中理论密布、话语颉颃，一派喧哗蒸腾，在社会转型、文化爆炸的普遍性眩晕体验和焦虑情绪中，孟繁华的文学研究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怀着强烈的解释时代的冲动，以深切的现实关怀为基点，在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作品批评等多个维度展开上下求索，涉及的多元议题包括世纪之交的文化矛盾、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知识分子/作家精神史与情感结构、思想史与文学的关系、意识形态理论、文学批评功能与现状、民粹主义思想、文学评奖制度、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渊源及文学表现、民间传统与中国的现代性、寻根文学、新写实、女性写作、文学经典重读、消闲文学与大众文化等等，上述话题关涉理论既富，又以切实的问题意识直面当下，为时代文学与文化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注脚。

如他将寻根文学置于文学史脉络之中，结合具体作品展开爬梳辨析，认为“包括‘寻根文学’的权威代言人在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现代主义在精神上的联系，同‘五四’以来激进的‘现代性’梦想的联系”，他准确地将新时期文学和文学“寻根”整体上描述为“启蒙的故事”，认为这一“文化启蒙”在精神向度上是“世纪之梦的延续，“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国家话语”终结的最后仪式，也是文学“圣化”的最后努力，其落潮标志着文学从“国家话语”走向了“个人话语”的时代。经他分析，“寻根”思潮过去被忽略的“既反抗又认同的背反心态”得以显影，其兴起与落潮的原因及影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寻根”作品也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和公允的评价。

如果说孤立来看文学现象的纷繁迭出容易导致乱花迷眼，那么，一种整体性文学史观的烛照，则使富有穿透力的判断和评估成为可能。对孟繁华而言，这种整体文学史观的理论启发来自于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首倡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主张，而实践层面的锻造则完成于他北大期间的具体文学研究活动，尤其谢冕组织完成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他影响重大。这一书系缘起于1989年“批评家周末”的研讨，至1995年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历时七年多，最终于1998年出版并产生巨大影响。书系突破体制化文学史写作，在20世纪国家命运与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考察梳理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创生活动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打破历史书写中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惯常分界，视野涵盖了1895至1995百年间的文学与文化历史，其具体史学体例则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以特写镜头对重要的社会、文学事件和年代集中透视”，书系选择十二个重要历史年份，以散点式挖掘和拼盘式互文完成对文学史的立体呈现，具体写作采用“手风琴式”时间结构，由点而线、伸缩自如，既有局部聚焦和深度挖掘，又有前后照应和关联印证，在史料处理方面则秉持“大文学”理念，除作家作品之外，也重视歌曲、演出、广告等各类艺术形式包含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使“外部环境或非文学性的事件、人物、现象”与文学的内部规律及文本细读齐头并进，把大文学史所忽略或省略的历史细节（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原生形态的细节）纳入视野。

谢冕在书系的总序中写道：“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近代的内忧外患，使作家诗人基于良知形成了稳定的价值观和关怀，不论救亡或启蒙都是文学“有用”的体现，“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文学的“沉重”与“严肃”“负重”与“失重”“自由”与“匮乏”都与此相关，“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老师谢冕的精神品格和书系的“大文学”编写方法对孟繁华的研究影响深远，孟繁华担任《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副主编并撰写了《1978：激情岁月》一书。“1970年代，是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岁月”，“是一段相当典型的情感时代，是理想主义者的又一个‘蜜月’期”，“文学不能没有理想精神，社会也不能缺失理想的感召”。他的史论紧贴文本展开，选择“有代表性的、有文化含量、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在这些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价值和思想等，最集中地反映了那一年度作家的关怀和心态，对它们的不同态度，也相对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容纳性和局限性”。他追踪1978所系连的两个时代之间的因果与转折，也时时将事件现象、作家作品、文学制度、文化心态、发展趋势置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宏阔时空中加以理解，准确捕捉了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文学精神内核，是一次出色的“小题大做”的文学史写作范例。

“大文学”概念及其具体实践或许也从方法论革新的意义上给孟繁华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因为这近乎于文化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操演。而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快速兴盛、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译介，风云际会间，对社会文化现象持续的切近观察终于来到了“质变”的时刻，种种现实问题激发之下，孟繁华以极短的时间几乎是一挥而就地写作了《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一书，对1990年代的文化现状做了全面梳理和准确概括，书中种种精妙论断已成为回顾1990年代文化绕不开的重要依据。对此，陈晓明评价道，“他以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出色的文化解读，同时以文化批评的方式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自成一家”，他把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构成，“看到它如何建构起我们的创作和批评的内在肌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孟繁华对当代文学的系统性研究也在同步推向纵深，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于1993年，1995年完成并通过答辩，1997年出版为《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一书。该书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作品作历时梳理，从大量文本出发，与知识分子精神状况和文化心理展开对比分析，梳理出百年来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他的论述上溯至儒家传统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囊括百年来的激进社会理想和现代性追求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影响，显示出他对知识分子/作家“主体性”问题的深切关怀。事实证明，知识分子/作家主体性问题几乎直接决定着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具体状貌和作品最终可能抵达的高度，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大概仍是悬而未决的。

1990年代孟繁华所完成的这几个方面的重要研究，是讨论他文学批评的重要背景，他的理想主义和不屈不挠的启蒙精神、忧患意识，在在流露于他的批评文字之中，如他对韩少功小说和散论的评价：“这是一个也许已让任何人都感到烦躁和焦虑的年代”，“在文学被其它力量过份干预的时代，文学界曾为摆脱这一干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的是争取文学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自由和精神空间。但是能否拥有这份自由，不仅取决于外在干预力量的隐退，同时还取决于文学家是否拥有足够的精神自立的能力”，“能以站立的姿态，示谕着人类仍有不灭的精神存在，这就是一个作家特立独行的风采”。他评论《土门》“选择当下社会生活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作为自己的表达对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揭示了迈向幸福承诺过程中的人们巨大的感奋、矛盾与痛苦”，贾平凹的“批判与忧患的姿态，也是今天作家格外值得珍视的品格”。

他评价徐小斌的小说，既捕捉作品的主题价值、内容特征和微妙的内在情绪，又分外肯定作家“在努力超越自己八十年代创作的过程中，仍有依然可感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遗风流韵”，“这篇小说之成功，其实并不在于作者的什么‘女性主义文学观’，而恰恰是它表达了现代人共同面临的处境和心态”。他认为林白的《说吧，房间》“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凭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张扬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在批评视野上画地为牢，面对王小波《黄金时代》这样的戏谑、反讽式文本，孟繁华认为这是“与主流文学相区别的历史表达方式”，体现了小说家“超前的先锋性”，“是王小波最好的作品”，“通过对一个禁忌的‘触犯’，通过对窥淫心理的揭示，披露了一个时代文化机制的秘密”，“他以健康和浪漫，将一个耻于言说的‘罪恶领地’，平静地还原于日常生活”。性或欲望的被征用，与消费时代的降临不谋而合，但文必写“性”不可取、谈“性”也色变大可不必，不同主体视野中的“性”问题大异其趣，需要耐心辨析。在孟繁华看来，《黄金时代》中的“性”无疑是“浪漫而诗意”的。

二 批评的风暴与风景

孟繁华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坚实的思想史研究积淀，而他对作品持续、大量的跟踪阅读为其文学批评储备了极为完备的作品谱系，不同代际作家的创作或不同主题、题材和手法的作品，对他来说都是来龙去脉了然于胸的，但他并不因此而固化自己的批评姿态。

1990年代初期，批评界围绕《废都》曾有一个“公案”，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事件。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发生调整，释放出巨大的效能，也对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强烈冲击，在倡导“人文精神”、捍卫“精神高地”的知识分子集体共识中，《废都》无疑表征了人文精神的溃散——从新时期高扬“文化理想”到1990年代放纵“世俗欲望”，大多数知识分子体验着一种“断崖式下跌”的失重感。孟繁华当时的批评文字鲜活地呈现了即时的“震惊”体验：严肃文学陷落、严肃作家撤退，“放弃了精神高地”，《废都》“携带着现代西门庆和潘金莲们纵情放荡过后，弹奏了一曲40余年来不曾有过的悲凉绝响”。这些真切的感喟，留下了“考古”1990年代文学现场和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

在《废都》出版当年的批评文章中，有从对世纪末文化心态和转型期时代情绪的表征方面对其加以肯定的。如雷达对《废都》做了全面评述和肯定评价，他认为作品大胆剖露灵魂、肆无忌惮的性描写和审丑中包含着“透骨的悲凉和彻底的绝望”，刻画出了“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其主旨“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作品有出色的世情描绘，只是被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因而引起“骇怪”，针对其中“士”与“妾”的陈腐关系及性描写，他说：“我一直在想，可否换一种更蕴藉的方式来写呢？不过，我仍然认为，《废都》并非为写性而写性的轻薄之作。”韩鲁华认为《废都》揭示了“现代人类意识世纪末情结”，庄之蝶的苦闷与忧虑来自他的“文化人格结构”的破裂，“在对庄之蝶生存方式的失望中，蕴含着对新生命的渴望与信心”。“离开了那些性描写，废都主题意识能表现到现在的深度吗？我们不应纠缠在性描写的细节而忽视全书主旨的把握”，“最好把性描写当做生命交流与创造的一种隐喻和象征”，废都意象、废都意识是焦虑感的强烈表现，这种世纪末情结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易毅认为《废都》作为“世纪末文学”具有很强的商品文化属性因而“火”了起来，作品“描绘了一个走向沉沦的末世和一群走向毁灭的文人。由于抹去了理想的光环，‘世纪末文学’的真实性是残酷的，残酷到令人难以接受……中国文学还没有过这种毫无矫饰的、赤裸裸的真实，因此它难免遭到非议”。

另一些观点认为《废都》作为“城市题材”不尽如人意，性描写也存在争议。吴亮认为作品“渗透着旧式颓废感”，对文人圈层的窥视包含轶事丑闻、隐私秘戏，却缺少政经背景或社会实景，其自恋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性描写中的押妓心态、男性中心及“窥视和裸露”动力，展示的是病态陈腐的旧文化糟粕，小说缺乏现代性，是“非城市化”和“非知识分子化”的，是“自命不凡同时又自我封闭的”，“在一切价值关系都在剧烈升降尚未最终定位的时期，出现这样一部陈旧之作是不足为奇的”，“ 围绕着《废都》的各种声音，肯定比《废都》本身更有价值：正是这些迥异的声音，揭示了我们的文化矛盾和裂缝”。在把握城市生活本质特性的方面，及表现市民生活、生命境况的深广度方面，《废都》也存在缺陷，张法评价它“少有现代都市和现代都市人的真正精神”、忽略了城市现代性而延续了“古代的男性中心化模式”，其性爱描写及性爱心态趣味局限在古典领域，“贾平凹式的艺术能否从乡村走向城市，中国古代的小说美学法则能否表现城市/现代性，并给城市/现代性一种特殊的风貌，这对当代美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废》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了。然而《废》在商业上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李洁非认为“作者对于城市的唯一感觉，就是作为‘名人’被崇拜、被索取、被误解的感觉”，创作中“溺于自我”导致“艺术对象的丧失”及“艺术上的惨败”，“对城市这一社会机体尚未形成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看法”，“那‘安妥灵魂’的强烈自慰心理，却夺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情节、语言、人物的自在性，其结果，与其说产生了一件艺术品，不如说产生的乃是关于他个人精神梦魔的一份笔录。”许纪霖将《废都》定位为关于“城”的通俗小说，在城乡对峙的二元结构中，庄之蝶的精神危机是一种“都市综合症”，小说“缺乏城的气息，时常散出令人可疑的乡土味……透出一个乡村保守主义者对都市化的满腹疑虑”。具体到性描写的问题，扎西多认为原因在于“色有余而情不足”，“色又限于女色”、“囿于男性视角”，庄之蝶与环境“沆瀣一气”，是荒唐剧里的主角，“作者对他认同太深，欣赏同情大于嘲讽”，削弱了批判意识和讽刺力度。

从文学的社会角色、文化功能和启蒙传统的角度，质疑之声同样有理有据。刘春认为在知识者“启蒙叙事”尚未完成的历史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应承担起“话语立法人”与“精神守门人”的职责，但作品体现出自恋又自卑的传统文人心态，以陈腐的“意淫”情绪讲述颓废的“白日梦”，如此“残缺的人格与扭曲的心态无以承负起‘社会良知’的重任。相反，它会借艺术、文化的名义四处扩散，导致社会心理的倾斜与社会行为的失落”。《废都》是对严肃文学所作的商业包装，“显示了90年代文化的特色”，“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话语中地位的沦落及对这种沦落的极度的恐惧”、“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溃解”，在作者宣告的“唯心灵真实”中，“真实的并不是他写出的‘心灵’，而是那编码这故事的‘心灵’。‘心灵’是指向市场和消费的，是文化本身的困境与挑战的表征……这本书宣告了‘现代性’话语的终结，当‘严肃’和‘高雅’被彻底地变成商品之后，它也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1993年的这些论争显示出批评家们积极地履行了“文学的法官”的职责，这些不同思想立场和理论视角的批评犹如冲突的云团，搅动着话语的风暴，也呈现出1990年代日益复杂的文学生态中批评的别样风景。批评家们背着沉甸甸的理论行囊，带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意气风发登上征程，知识精英的立场推动着他们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张扬文学批评的“介入”功能，倡导“抽打这种缺乏独立性的软弱，并让他们学会鼓起勇气，在‘末世心态’中挺身而出，走上寻找终极关切的艰难之旅，而不是随波逐流，起伏于流行时尚的漩涡中……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致命的文学危机，颓丧与绝望正在流行。批评大概无法阻击这一流行的漫衍，但批评有义务揭露它的危机”。

三 批评的限度与“反复”

1990年代文学高扬“欲望的旗帜”，一方面，征用“性”的能指符号，将其从政治压抑中释放出来，表达了“告别革命”的“去政治化”姿态；另一方面，关注“性”所包含的原始野性气息，与发现民间社会、接续文化传统的主张息息相关，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西方的民族共同体而言，书写“性”所具有的人类学特征或民族形态，一定程度上也缓释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因此，“性”的书写有着充分的合法性，《废都》中众说纷纭的性描写也内在于这一脉络之中，但不同作品在“性”书写的具体实施中还是存在差异的，此处仅以1990年代重要的三部作品——《废都》《白鹿原》《尘埃落定》略作比对。

三部作品在对“性”的挪用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白鹿原》和《尘埃落定》的开篇尤为相似，前者以渲染白嘉轩性事的“豪壮”始，后者以傻子二少爷的性成熟开启讲述。《尘埃落定》在傻子二少爷的第一人称视角中呈现出一个弥漫着丰沛荷尔蒙气息的前现代世界，作为统治阶级的土司家族沉迷于权力与欲望——权力带来对财富与“性”的掌控，欲望则包含着“性”的迷狂和对权势、金钱的沉醉，因此，作品对“性”的征用服从于拥抱现代的批判主题：土司阶层对原始性快感的追逐和对财富的占有欲，阻断了科学、理性、平等的现代文明的出现，最终只能在疯狂中走向毁灭，包括叙事人傻子二少爷在内的整个土司家族，被作家毫不留恋地献祭于现代文明的曙光，他们被掩埋在旧世界衰朽大厦崩塌后的尘埃中。《尘埃落定》是糅合着诗意与浪漫的舒缓乐曲，性、欲望、权力、金钱表征了旧世界非理性、衰颓的面向，最终被作家无情地予以否定，文本中的罂粟、子弹、酷刑、舌头、女人、麦子、梅毒等诸种元素与其批判性主题和现代性史观保持着内在的协调，最终与洗炼清新的语言和舒缓的叙事节奏圆融一致，谱写了一曲优美的历史咏叹调。

《白鹿原》开篇的性勾连着六任妻子的离奇死亡，给“豪壮”涂上了奇观化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白嘉轩的“豪壮”并非对生机勃勃的原始野性的礼赞，而是服膺于传宗接代的族群使命，这也是为什么“白嘉轩明媒正娶了七房女人之后，所有的故事情节与这偶然事件就再也没有关系，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噱头’而孤立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文本《林海雪原》里有一个小人物——蝴蝶迷的父亲，他是“仙洞镇上大地主姜三膘子”，“一辈子是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就是有一件事使他伤心落泪。他前前后后一共娶了大小七个老婆，可是连一个儿子芽芽也没养出来……人们背地里剜着脊梁筋骂他：‘促寿损德，断子绝孙’”。大地主姜三膘子虽娶了七个老婆却仍然“断子绝孙”，这在《林海雪原》中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但《白鹿原》的“重磅”开篇却采用了如此相似的情节，这可能是无心的巧合，但考虑到《林海雪原》在当代文学中的巨大影响力，或许白嘉轩的“壮举”也是作家对《林海雪原》细节的有意翻转，是两个时代的遥相对话。

为何白嘉轩“性”的“豪壮”之举在此后叙事中没有得到继续“发扬光大”呢？实际上，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乡土中国，传宗接代具有最高的合法性，但性活动却受到压抑，因此，白嘉轩不屈不挠地达成生子目标被誉为“豪壮”，这一维度的“性”加固着儒家的礼法传统，与之相对，田小娥则只能惨遭镇压，因为她自主掌控的身体和放纵的情欲挑战了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只有那些接受儒家传统规训的正面女性人物（如吴仙草、冷夫人等），才不构成白鹿原上的异端，因此，白嘉轩的“豪壮”必然孤立存在。由此观之，《白鹿原》文本内部对传统文化、现代文明、革命与欲望及性/性别等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林海雪原》中娶七房老婆的阶级剥削之恶必然走向“断子绝孙”，《白鹿原》开篇对“豪壮”的渲染却意义含混：这个片段或许是对一体化时代文学叙事的挑战，也是对魔幻现实主义时尚的追随，还极有可能是偶然间被性解放思想和商业文化诉求所共同召唤出来的。

对此，孟繁华认为，在《白鹿原》的“历史演义”中，“性与暴力成了它的主能指”，“一切都服从于欲望的震荡，细琐的日常生活经验取代了审美意味，这是大众通俗文学惯用的手法”，《白鹿原》“秘史”中的消费性奇观与商业性通俗文学关系密切，其“雄奇史诗”对历史做了实质性消解，“《白鹿原》虽然以秘史的形式出现，但它随处都留下了‘当代’的印痕，它是时下消费主义在秘史的邃道中发出的嘹亮回响，这一回响很快溶解于当代大众的娱乐消费中。”

与《白鹿原》相似，《废都》写“性”也无法排除拥抱读者和市场的意图，小说中的“性”与庄之蝶的旧文人身份缝合，其描写直白粗鄙，使庄之蝶这一“现代西门庆”似乎笼罩在传统文化的落日余晖之中，既有几分农业文明回光返照的气息，又难逃男性中心或菲勒斯崇拜的嫌疑。作品中记录了《查太莱妇人》在图书市场非常红火、一书难求的局面，洪江和牛月清还着手“山寨”金庸小说，以署名“全庸”的武侠小说来盈利，这些细节说明《废都》写作时贾平凹对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的状况既了然于胸又讥讽批判，但悖论之处在于《废都》的叙事本身也似乎驾驭和拿捏住了当时的消费心理和市场需求，因此，文本演绎了一曲双重旋律的奏鸣曲——以叙事层面的“媚俗”捏合了精神内核的“幻灭”，从外在叙事形式到内在主题意蕴发生了由“外”而“内”的坍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繁华为其中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溃败和撤退而大声疾呼，当时他的观点可撮要言之：《废都》在模仿明清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流露的破灭之言与时下没落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期而遇”，叙事策略是展示以性和神秘文化为主的东方奇观，在本土满足低俗的文化市场，向外迎合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好奇和诡异趣味，“对‘性’，作者是以欣赏和投入的态度对待的，对神秘文化，作者丝毫没有焦虑和不安”，“这一策略在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影片中都曾获得过‘成功’”，作品在城市书写方面充满了宿命论的色彩，作品顺应了1990年代初的“闲适”之风，“一种‘没落’的情绪正在生活中漫延，一些人仿佛又陷入了世纪末的绝望和危机。《废都》迎合了这一不健康的时尚，批评界有责任澄清这一事实！”这些批评文字中所表达的精英立场、理想主义情怀是一以贯之的，同时，它也是以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媚俗倾向作出的反应，论述中的后殖民理论脉络也清晰可见。

关于颓废与情色的话题，梁实秋曾说“颓废主义的文学即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动为能事。他们自己也许承认是伤感的，但有时实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伦理的）。他们自己也许承认是自然的，但有时实是卑下的”，所言似乎不谬。《废都》与《金瓶梅》共享了相似的商品消费和市民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金瓶梅》“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表面上看，他是个一本正经的道德家，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斥责通奸与淫乱，但他费那么大的气力去描写性行为的事实却说明，他从道德上谴责放荡的态度是虚假的”。正如汉大赋“曲终奏雅”的悖论性难题：到底铺排敷陈的部分更有感染力还是文末的道德规劝更真诚，答案并不明晰。《金瓶梅》直白的性描写所发挥的娱乐功能与惩恶劝善、揭露社会的文本正义构成何种关系？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洛丽塔》或萨德侯爵情色小说的个体趣味到底是高尚还是堕落？这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是一时一地的文学批评无法完全厘清的，其真正的文学影响也需要反复打量并不断确认。

更为复杂的是，在围绕《废都》的学理性文本探讨之外，异常兴奋的还有市场化媒介对热门话题的捕捉和对公众兴趣的利用，在这一文化界热点事件中，“至少十余部的批判文章很快被结集推出”，“很多出版社的‘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关心90年代的文化事业是否受到‘威胁’，这些书很可能使它们都赚了一笔。不过，这也是90年代文化状况的一个缩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些批判中不乏道德化、情绪化的抨击和流于表面的指斥，更进一步，在“《废都》批判”背后，当代文化转轨的信息可能更值得注意，是消费文化环境中作者身份变化、文学生产的国家机制向图书市场的商业运作的变化，以及当代文学的转轨和“作家个人”的产生，共同触发了这一文学史事件。

白烨将当时混杂的局面称为“乱了方寸的批评”，最终，“《废都》批判”以作品被禁暂告一个段落。如果说孟繁华等批评家以知识者的精英立场，怀抱着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忱和启蒙使命，试图通过对《废都》等文本的批评来张扬理想、匡正流弊，那么市场化媒介的逐利逻辑则分外简明，因此，这一事件大概也可视为一个关于文学批评之限度的提醒。文学批评是现代学术分工之一，在批评史上，现代的京派海派之争，是基于创作者的理论自觉而展开的争鸣，关于软性电影、硬性电影的争论各有其理论渊源和创作实绩，最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的别样风景；“十七年”期间，“一体化”体制中的文学批评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最高意志的代言者角色，由此形成了文学批评对创作的训诫式特权，这种局面在1980年代发生转变，此后有了一段创作与批评的“蜜月”期——文学潮流的主导、文学现象的解释、文学流派的确认，批评分享也推动了创作的繁荣，但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因素开始逐渐显露，进入1990年代，市场的力量迅速增强，并与文学文化生产深度互嵌，再难剥离。从政策有形之手的掌控到市场无形之手的操弄，在市场化浪潮中，文学批评甚至成为畅销书的“周边”产品，成为利润生产的组成部分，对此，严肃的非市场化的批评总须自省自问“我是谁”并不断调整言说姿态，由此带来对特定作品的“重看”、“重评”等批评的“反复”，也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三年后，在针对《土门》的批评文章中，孟繁华说：“一部《废都》震惊天下，不同的读者都可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这部作品在1993年使其它作品黯然失色，无论褒贬，《废都》和它的作者成了那一年代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无可改写的事实。我曾参与过对《废都》激烈的批评，三年多过去之后，我仍没有改变对《废都》的基本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贾平凹《白夜》与《土门》的面世，我觉得对贾平凹的评价我们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持久关注和耐心的表达。”

21世纪以后，孟繁华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中对《白鹿原》和《废都》两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进行了全面和严整的论述。他认为《白鹿原》作为畅销书，其“非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流露出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渊源，“超越了阶级对垒的历史结论，在‘本真历史’、‘家族恩怨’、‘性意识冲动’等复杂因素相组合的‘平台上’观察历史演变，洞悉人生无常”，在正史、秘史两条线索的交替推进中，辅线对主线起到“质疑”“修正”和“颠覆”的作用，“这一切‘无常’，终于给了读者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虚幻、命运难以把握的感觉”。《白鹿原》和《废都》一样，“表达了某种精神的颓丧”，其中“蕴涵的文化消费因素，也从一个方面开启了90年代文学消费主义的先河”，庄之蝶等知识分子精神破产，以荒诞来回应荒诞，显示出“末日”来临的精神颓败症，《废都》“不经意地书写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和心理命运”，“在本质上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结 语

从批评现场的心灵震颤到文学史评价的严谨表述，这一变化显示出巨变时代文学批评的难度与限度，文学与文化正在拉开多元化的序幕，时代的声音匿于纷繁的表象之下，甚至以不和谐的变调自我抒发，对文学批评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难的时代。如果说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它的意义总是在持续的阐释之中不断丰富的，那么，对批评家而言，从言辞激切走向“犹疑不决”（孟繁华语）则是对批评自身的理性规约，它可能也表明，随着社会转型的稳步推进，文化巨变导致的知识分子心理落差已渐趋平缓，全球化导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知识分子的文化抗拒心理和后殖民身份敏感性也大为减弱，孟繁华等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路径日渐稳定和明晰。实际上，批评话语的变迁与作家身份意识的转变也是互为镜像的，当代小说发展至今，庄之蝶或白嘉轩式“伟丈夫”形象越来越难觅踪影，在贾平凹笔下，《秦腔》叙事人引生甚至挥刀自宫，或许隐喻了知识阶层话语权力“去势”的心理镜像，到了《山本》，贾平凹塑造了陆菊人这一地母形象作为混乱时世最后的温暖和良心，这种重返母体或子宫的愿望，与陈忠实《白鹿原》里朱先生所表征的顶天立地的文化理想也大相径庭。由此观之，庄之蝶经历的或许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化史上最后的狂欢，1990年代孟繁华对《废都》所下断语——“悲凉绝响”，恰如预言，依然精警。

程光炜《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一书总结了当代批评历史的进程：1990年代，经济建设走向前台，打破了原有作协培养批评家的单一格局，在“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之外，职业化的学院派批评迅速兴起，“他们是来自各所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其成长得益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重建，系统的学术训练及西方学术著作的大量翻译引入，重构了这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并延续了三十余年，“教育了几代人，也形成了一道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其实，如果说孟繁华所代表的学院派批评家们在1990年代初可能品尝着“精英陷落”的苦涩，但他们紧扣文本展开的知识探究始终不失严谨，也正是他们不懈的在场言说深化着诸如历史解构、文化消费、精神幻灭、后革命、后殖民、去政治化等理论议题，这些言说各据学理又激情四溢，既言之凿凿又彬彬有礼，在这背后，正是百年知识精英与理想主义精神支撑着他们积极“介入”1990年代多元文化光谱的形构，其话语汇集为1990年代文化精神强有力的主脉之一，展示出了变革时代的文学批评所应有的风采。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学“双一流”项目资助）。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