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乡愁不只是一种情绪，不是软弱的感伤

席慕蓉

　　蒙古族、草原、胡马、原乡，这些词汇荡漾出的意境是席慕蓉泪腺的开关，只要稍一碰触，优雅端然的席慕蓉就会哽咽、流泪，她为此请记者原谅她的“失态”，“我这几年其实已经好了许多，可以控制自己，我和内心里的那个自己已经和解了。”

　　1982年，席慕蓉写下了诗歌《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1989年，席慕蓉第一次踏上返乡之路，从此，她身体里关于家乡的基因被激活，作品再也离不开家乡，只是，她的忧愁已经一步步演化，她从寻找母土的孤独迷惘中走出，开始将关注力扩展到了整个游牧文化。

　　席慕蓉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流动的月光》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10月23日，刚在南开大学参加完叶嘉莹执教70年纪念活动的席慕蓉来到北京，72岁的席慕蓉如同她的诗一样澄澈温和，自称非文学中人的席慕蓉幸运于自己的诗能被读者接受，在她看来，有了人类就有了诗歌，读诗、写诗是每个人生命的本能。而对她个人而言，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是让她在中年遇到了原乡。

　　诗是帮助我们度过患难的力量

　　席慕蓉说自己很幸运，因为穷其一生，也不能见完所有喜欢她的读者，“可是我的生命却因此始终被温暖的海洋包围，他们对我充满善意，鼓励着我。我的诗很简单，但是很真诚，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可是想一想，世界上哪一位诗人不是在真诚地写作呢？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幸运的，读者接受了我，自己何德何能，有这么好的‘读者缘’”。

　　叶嘉莹关于诗的一句话，席慕蓉认为可以让每一位喜欢读诗、写诗的人拿来当做靠山，这句话就是“读诗、写诗是每个人生命的本能。”席慕蓉自己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席慕蓉学生时期的专业是画画，教授的课程也是油画，写诗原本是她自己内心的表达，这一个体事件却让她成为了著名的“诗人”。

　　席慕蓉1943年出生于四川，原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她的蒙古名字为穆伦·席连勃，意思是浩荡的大江河，“慕蓉”即“穆伦”的汉字译音。席慕蓉幼时随父母颠沛流离，5岁时到了香港上小学。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席慕蓉回忆起来，脸上仍是一副幸福满足的表情，她说自己终于在一个地方上了五年学，她努力学习粤语，并交到了“好友死党”，这让席慕蓉的幼小心灵觉得好快乐，但她10岁时又继续漂泊，跟父母到了台湾，考上了初二的插班生，“我记得自己站在教室前面的窘迫，同学们早已经相熟，他们不需要和我做朋友，我那时以为是我不招人喜欢，后来补习老师送了我一本日记本，那个日记本是我在台湾交下的最早的朋友。”

　　诗是席慕蓉和这个好朋友交流的方式，她开始在这个日记本上倾诉心声，正如她在近期诗作《时光刺绣》中所说：“任何时空诗都是绝望的，然则，于我而言，诗是一切的完成，是年少时何等珍贵的抚慰与魅惑……”席慕蓉开始写诗只是因为无处诉说，“现在有人可能认为诗比较没用，比较无聊，痴迷于诗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诗是帮助我们度过患难的力量。”

　　席慕蓉庆幸多年来自己所有的日记本都被完好保留：“很多人奇怪我怎么写的第一首诗都记得，这要感谢我的母亲，我去欧洲读书时，母亲说：‘把你舍不得又无法带的东西放在家里，我来帮你保留’，我在欧洲待了6年，回来时，母亲给我一个书篮，里面放着我早年的几本日记。我能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帮我们几个孩子保管，因为她早年的日记本，她前半生的青春都在战乱中丢了，丢在了流离颠沛的路上，所以，她不要孩子再留下憾恨。”

　　在今日中国的大地上，似乎诗歌已经沉寂，但是，席慕蓉却并不为此忧虑，她认为诗歌从未离开过，“在远古时期，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女萨满向上天祈求的第一篇祈祷词就是诗，所以说有人类就有诗，诗是土地上的青草。诗是这个时代的完成，古诗就是那些先人留给世间的痕迹，我们读他们的诗，就是让他们复活，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诗歌是永远存在的，诗是人们心声的表达，在动荡时代，诗歌总能流传甚广，因为它能让你感受到共鸣，似乎说出了你的心声，相对来说，平安时代，人的内心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压抑，仿佛觉得诗歌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但实际上，诗歌一直静静地存在，诗歌不是被边缘化，诗在心里的安静是永远的。”

　　正因诗是自己内心的表达，席慕蓉表示，自己的诗无意“取悦”谁，“诗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我绝对不要在诗的创作里做一个去巴结别人的人，我的诗不能被人利用，甚至不能被我自己利用，我个人认为，如果写诗有种使命感，有目的性地写，是写不好的，诗是自己来找我的。”

　　乡愁不是软弱的力量

　　1989年之后，席慕蓉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变，那雾般的乡愁突然散开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会转弯开始写蒙古族，而不再写以前类似于《七里香》那样思乡的忧愁文字，对你们来说，我可能是转了弯，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一条直路，人总是在往前走，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中年遇到了原乡，我跟着生命的指引，走上了这条道路。”

　　之前的席慕蓉活在无根的烦恼中，她曾在诗中写过一句：“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又说：“是的，对于故乡而言，我来何迟！既不能出生在高原，又不通蒙古的语言和文字，在稽延了大半生之后，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来做一个迟到的旁听生。”

　　1989年，席慕蓉前往父亲的故乡，周围的朋友说她是“还乡”，但她当时却说：“不是，我只是去父亲的故乡看看”，后来，席慕蓉发现自己错了，“从北京西直门坐吉普车到张家口、张北，蒙古高原，一个高坡一段平路，就这样开着，突然一大片草原，像海浪一样，我觉得到了似曾相识的地方，在车里就一直叫，我好像走在自己的梦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似曾相识。”从那之后，席慕蓉开始在原乡各地不断行走，“每每在旷野深处，会遇见那些侥幸没有受到污染与毁坏，平日难得一见的美景。在那个时候，我总是万分贪婪地久久凝视，怎么也不舍得离开。觉得这些美景就是清澈的泉水，注入我等待已久濒临龟裂的灵魂，解我那焦灼的干渴。”

　　让席慕蓉开心的是，对于自己这份莫名的、化解不开的浓厚乡愁，居然有了科学的解释。在《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的简体版中有一篇后记，席慕蓉特意提及了这一发现：“2014年诺贝尔医学奖由三位主攻脑神经科学的学者共同获得，他们因为‘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获此殊荣。评审委员会说，三位科学家的发现解答了哲学家数百年来的疑惑，让世人了解哪些特定的细胞共同运作，执行复杂的认知工作，让我们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找到方位、为下一次重回旧地储存资讯。

　　席慕蓉记住了其中的“海马回”这个科学名词，也对自己在冥冥之中的乡愁茅塞顿开，“在我脑中的这个海马回，想必也还留存着那在久远的时光里，我的祖先们世代累积着的空间记忆。这些记忆如此古老，却又如此坚持，因而使得我在1989年的那个夏天不得不面对了一场认知的震撼。第一次置身于草原之上，于我当然是初见原乡，可是，大脑深处的海马回却坚持这是生命本身的重临旧地。在这里，我不是要附会什么前世今生的说法，我没有这种感悟。我的重点，反而是庆幸终于找到了在生理学上可以支持的证据，证明我们一直错认了乡愁。”

　　席慕蓉感觉自己参与了一场连自己也不知晓的科学实验。“作为实验品，我的入选资格，只是因为我的命运。一个自小出生在外地的蒙古人，远离族群，要到了大半生的岁月都已过去之后，才得到了来一探原乡的机会。这实验本身没有什么严格的规范，就像一粒小石头，被随意丢进大海里那样，在浮沉之间，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发肤上直觉的反应，凭着心魂里那没有料到的坚持，凭着自我不断地反省与诘问，竟然让我感知到了一些线索，让这一场长期的实验终于有了意义。”

　　也因此，席慕蓉认为很多人错认了乡愁，乡愁不只是一种情绪，不是软弱的感伤，而是生命力和情绪的记忆，让他们苏醒重生，乡愁是有生理根据的。

　　出了名的爱哭、好哭

　　5岁前的席慕蓉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孩子，“我会讲蒙古话、唱蒙古歌，我记得在南京的家里，有同乡来找父亲，大人们就把我推出来，让我唱歌，他们一边抱着我，一边夸我，一边流眼泪，我当时很不明白，‘这些叔叔伯伯那么大，为什么还会哭？’”

　　席慕蓉没想到，自己成为大人后，也是那么爱哭，她回忆自己多年前曾带着一双儿女去书店，在少儿读物书架上，她看到唐朝诗人韦应物写的“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就开始扑簌扑簌地掉眼泪，女儿觉得她这样有些丢人，也很麻烦，“大家见的多是母亲带着哭泣的孩子走，很少看见女儿带着哭泣的妈妈走的。”回忆到这里，席慕蓉的泪光中泛起笑意，“当时儿子很贴心，他看到姐姐把我看的书放回了书架，就拿下来跟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套书吧。’”

　　儿子贴心，很早就理解妈妈的“多愁善感”，但席慕蓉也为女儿辩解说：“不是说女儿不贴心，她很好。”席慕蓉透露女儿现在是一位钢琴演奏家，“2005年5月，她在美国学习音乐，有一个晚上，她听了图瓦共和国合唱团的演出，唱的全是蒙古歌曲，随后，她立刻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带我去蒙古吧’，她说在那次的演奏中听出了里面的孤独、渴望，她说理解我了，8月份，我就带她去了蒙古国。”从此以后，女儿的演奏跟以前也不同了，“她跟我说是蒙古的力量从她身边出来了，让她的音乐变得与众不同。”

　　席慕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爱哭，在朋友圈中是出名的，有一次，她邀请蒋勋等朋友们一起去乌兰巴托，蒋勋跟她说：“你答应我，到那里别总是哭，我就和你去。”不过，席慕蓉称自己已经好多了，“以前觉得自己很失态，现在我跟自己已经讲和了。”

　　尽管5岁后再没说过蒙古话，可是在1989年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时，席慕蓉只用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就让对方毫无顾忌地接纳了她，因为她的语气中有母语的痕迹，故乡的人能够辨认出那种独有的音色。

　　想跟曾经的那个少年道歉

　　回首自己的寻根之旅，席慕蓉说1989年时自己还只是婴儿，希望能被故乡接纳，现在20多年过去了，她入学了，要努力学习、认真做功课，走万里路，又读万卷书。她对蒙古文化在内的整个游牧文化充满兴趣，读了十三世纪成书的历史名著《蒙古秘史》，还有《最后的游牧帝国》《游牧民族的世界史》……慢慢地，她觉得已经“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并且希望把接受到的讯息传递给内蒙古的孩子。

　　她的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就是她历时六年写给一个想象中的、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里的蒙古少年的21封信，为了表达“一个老去的、从远方回到故乡的蒙古人的诚实心声”。海日汗，是席慕蓉虚拟出来的蒙古孩子的“代名词”，在蒙古语中的本意是山神所居之高山。对于写信的目的，席慕蓉说：“他们正逐渐丢失自己民族传统的土地、文化、价值观、母语，他们正在迷失方向，这让我心怀疼痛。”

　　而在现实中，席慕蓉确实也对一个孩子怀有深深的歉意，“十几年前，我在给内蒙古孩子讲座时，一个男孩跟我说，他们现在学习母语的环境很差，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你在故乡还抱怨，可是我在台湾呢，我们在台湾只能通过学习班的方式来学习蒙古语’，现在，我后悔这样责备他，因为他们确实面临着恶劣的母语环境，可是，我找不到这个孩子了，他现在应该也是30多岁的年轻人了，我想跟他说：‘席老师向你道歉，我当年说错了’。”

　　20多年里，在草原上永无休止地游走，让席慕蓉喜悦，但也伴随着遗憾。一方面是自己对草原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则忧心于草原文化的衰落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很多人对蒙古、哈萨克、新疆地区乃至楼兰的文化一无所知，觉得即便知道，也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一些蒙古族、哈萨克族的年轻人都这么想，让人很痛心。一个民族最不能失去的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自信。”

　　提起这些，席慕蓉就不能再“理直气和”，她说自己在草原上，居然看不到鹰，可是在她所居住的台湾，还可以时常看到鹰在上空盘旋，“我问当地人为什么没有鹰，他们说是因为除老鼠，结果老鼠死了，吃老鼠的鹰也死了。”席慕蓉认为，草原本身是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牧民、牲畜、水草缺一不可，环保是建立在原有食物链的基础之上。和谐、幸福的草原应该是没有铁丝网的，而草原发展与草原文化应当是相互依存的。

　　席慕蓉将整个世界比喻成人的身体，人为的、强制的割裂，只会造成对自身的损害，“民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个民族都应当理解其他民族的悲伤。蒙古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痛苦与磨难，汉族也是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共同发展。”

　　正在努力学习蒙语的席慕蓉说自己很羡慕能用母语写作的人，这种坚守民族文化本色的精神是现代社会极为欠缺的。她也希望少数民族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母语，不要被那些短视的、唯利是图的商人所影响，“我发现一些蒙古族歌曲的唱片中，只有第一段是用蒙语演唱的，第二段就变成了汉语，意境和味道完全改变了，如果担心汉族人听不懂，完全可以标明大概的意思，但没有必要做这种直接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