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丨是谁杀死了安娜·卡列尼娜

鲁迅先生曾讲，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她没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先生这意思是，做做梦是可以的，真要身体力行，没钱可不行。

这话没错，不过就算有了钱也还是不够，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个有钱又有爱的男人出走之后，反而把人生的路，走得更窄了。没有独立人格，单是有钱也还是不够。

通常说安娜死于这世界的风刀霜剑，丈夫虚伪，情人冷漠，全世界都在迫害她，她只好去卧轨。但我读这个小说时，感觉并不是这回事。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人是老了点，但对安娜仁至义尽，知道安娜出轨，他的底线是别把情人带到家里来。有天他在家门口撞见了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他想离婚，但是在当时，除非指控一方跟人通奸才可离婚，他有点不忍心。

出差途中他收到安娜的电报，说自己快死了，想要在死前得到他的饶恕。他赶回来，看着难产的安娜——肚子里是渥伦斯基的孩子，他原谅了一切，甚至拉起情敌渥伦斯基的手说，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

这，我简直要肃然起敬，这境界太高，咱凡人不懂。

安娜转危为安后，他愿意成全她，跟她离婚。安娜以为自己能够洗心革面回归家庭，拒绝了他的好意，却在一个月之后，和渥伦斯基私奔了，卡列宁成为彼得堡的大笑话。这到底是谁不地道？是谁坑了谁？

渥伦斯基呢，他对安娜也不错，曾经为安娜自杀，后来又和她一起出走，切断旧日，舍弃前途，为她提供优渥的生活。但安娜犹有不足。

托尔斯泰说：“对于安娜，渥伦斯基所有的习惯、思想、愿望、生理和心理上的特质只能够围绕着一件事转，那就是爱她。”换言之，安娜认为，渥伦斯基除了拼命爱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她将与她无关的乐趣视为对自己的背叛，他出去干点啥她都会吵闹不休，以女儿生病为名，一声声地催他回家。如果放在现在，估计她也能打100个催命连环CALL。她硬生生地把“爱情”变成渥伦斯基最害怕的字眼，一听到就觉得崩溃：“又来了，又是爱情！”

看到这样一个安娜，实在无法同情，她确实非常美，但内心实在贫乏。除了爱不爱的那点事儿，她就不关心别的了。放现在，也许可以劝她一句：要不，您去找个班上？

但问题也在这里。安娜为什么不上班，或者换个说法吧，为什么全部身心都放在她的爱情上，把自己弄得那么累？答案是，她注定只能做个“女结婚员”。

“女结婚员”这个词，出自张爱玲的小说《花凋》，她写道：“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其实，不只是像郑家这种破落户，很多女人打小就是被当成“女结婚员”来培养。比如若不会做饭或收拾房子，就会被人数落：“怎么嫁得出去？”男人并不会被这样规训。

做“女结婚员”也是安娜的宿命。

卡列宁比她大20岁，原本无意于结婚，他和渥伦斯基一样，天空广阔，参政议政，赛马踢球，男人可以找到的乐子太多。他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时认识了安娜，交往了一段时间，安娜的姑妈通过熟人暗示卡列宁，既然他已经影响到姑娘的名誉，就有责任向她求婚。卡列宁对婚姻没有做好准备，不免心中为难，但还是向她求了婚。

看到这里，是不是替安娜委屈，人20来岁花容月貌的小姑娘，嫁你这中年大叔，你还不情不愿上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结婚不是卡列宁的刚需，却是安娜的刚需。她活到20岁，没有被培养出什么生存技巧，获取爱是她唯一的能力。说得再极端点，一出生，她的命运就是等着嫁人，不是嫁给这个人，就是嫁给那个人。

安娜跟卡列宁结了婚，婚后很无聊。她不爱她的丈夫，她不断重复一个噩梦，梦到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弯着腰拿着铁器在她身上捅，她感觉那个农民并不注意她，却拿着铁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

这个梦有着太明显的性暗示，老头应该就是卡列宁，她认为他对自己没有感情，那性事也如用一个冰冷的铁器在她身上捅。

她看着那个和她互不相爱的人，厌倦疲惫至极。她意识不到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是“女结婚员”这个设定导致的，以为自己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等到对的人粉墨登场，局面却变得更糟糕。她孤注一掷地和渥伦斯基出走，剪断所有的社会关系，让自己处于孤立无援之地。既不用上班也不用做家务的她，有的是时间胡思乱想，并在这种胡思乱想中，产生了足以淹没她的失控感。

就算有了很多很多的钱和很多很多的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还是走不出去的。

不能怪安娜，这并非她的选择。是她的生存环境，没有把她培养成一个兴趣广泛、爱好多样、独立自主的女人，单靠获取爱这一样能力，她实在太弱了，坍塌是必然的事。

关于安娜是怎样变成一个“女结婚员”的，书里没有详述，但古今中外女性的经历大抵相同。福楼拜所著的《包法利夫人》里，写了包法利夫人爱玛的成长史，可以参照。

爱玛是一个农夫的女儿，她父亲有段时间手头宽裕，把她送进了城里的修道院。修道院里也教普通人家孩子修辞、算术和天文，她父亲大概想让女儿多点书卷气吧。一个女孩子，又不能让她学医学或法律。那是男孩子才会学的东西，爱玛后来嫁的丈夫查理，家境比爱玛差得多，天资平庸到令人惊奇，但他家里人省出一点钱来，送他去学医。当爱玛在修道院学到一肚子不合时宜的风花雪月时，查理已经有一技傍身，查理跑来跟她求婚，需要结婚的她只好答应。

萧红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诚如是也，就算飞起来，也上不了天。

嫁给查理的爱玛，想要过不平凡的生活，她鼓励查理医术上有所精进，但他实在没有那个能耐，酿成一起医疗事故。她只有像安娜一样，指望了不起的爱情带她飞翔，爱上了公证处的文书赖昂。两个人在一起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却也同时意识到，这样的感情不会有结果。

赖昂选择了远走高飞，去巴黎读书，爱玛却只能停在原地，与她庸碌暗淡的生活周旋。“买买买”成了她的解决方案，她买哥特式跪凳，克什米尔的蓝呢袍，一个月花14法郎买柠檬洗指甲，还要上好的围巾，当成腰带系在室内穿的便袍上。她买窗帘，买地毯，买正流行的可以搭在沙发上的花边……

当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被堵死所有出口，消费就成了她唯一能对生活施加影响的方式。然而这所谓的影响归根结底也是幻觉，她并没有那个实力，为了堵住内心的虚空她不管不顾，最终将自己推上绝路。

从某个角度说，安娜与爱玛，都是不完美受害者。作者并没有把她们写得单纯无辜，相反，他们以写实主义者的良心，写尽了她们的空虚和虚荣。但是，她们成为这样的人，是被整个环境塑造的，她们被剪去羽翼，在训诫中收起翅膀，当天性中的激情推动她们想要成为自己，一种深刻的无力感，让她们疯狂。

如果她们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安娜·卡列尼娜》里还有两位女性：安娜的嫂子陶丽选择不挣扎，面对丈夫的出轨，只能哭着原谅他；陶丽的妹妹吉蒂运气好一点，碰上比较靠谱的列文，但她并不爱这个过于严肃的人，只是坐稳了“女结婚员”的位置。

挣扎还是不挣扎，命运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和福楼拜，都同样为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之死掉过泪。托尔斯泰原本想写一个堕落的妇女，随着笔触的深入，读懂了她，题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八个字意味深长。福楼拜则对他的朋友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20个村落里受苦、哭泣。”

促使他们下笔的是她们传奇性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则看到了她们的来路，看到她们受的苦，于是有了一种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