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由真实抵达荒诞(梁振华)

　　◎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足以代表余华全部写作风格的作品，我以为就是《第七天》 。

　　◎可以想象，余华写下《第七天》这些真伪不分的文字时，内心是悲凉刻骨的。

　　◎文本和现实所共同揭露的生存荒谬感，就像北京的阴霾一般如影随形，我们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都会遭遇，都会猝不及防。

　　从《第七天》里，我读到了自己曾经无比熟悉的余华。这本小说带给我的亲切感，远胜于陌生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足以代表余华全部写作风格的作品，我以为就是《第七天》 。从《第七天》里，可以看到余华过去二十多年小说写作的轨迹，留下了他大量作品由内及外的风格印记—— 《活着》里的夫妻关系， 《许三观卖血记》里的父子关系， 《十八岁出门远行》里世事的乖戾与荒谬， 《古典爱情》里的阴阳两界、人间地狱， 《现实一种》当中无目的的杀戮， 《世事如烟》里的如烟世态、不可捉摸的宿命和人物与人物之间若即若离、诡谲多端的关系……从文体的角度看， 《第七天》也是对余华此前小说写作形式的一次集中操演。比方说，作为一种美学修辞范畴的“重复” ，一直是余华小说的标签式特征，在《活着》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里得到了高频率且深富意味的使用。 《第七天》里警察张刚和李姓男子悔棋的段落，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技巧。这样的文字，留下的是属于余华的烙印，而且只属于余华。是的，经过《兄弟》面向现实的探索与困顿，我所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 《活着》一直被公认是余华的代表作，但我以为， 《第七天》跟《活着》相比，它更能全面地代表余华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像是余华写作生涯里一次有心或无意的集萃。

　　《兄弟》之前，余华包括《活着》在内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游离于缥缈不定的历史或现实环境之间，在虚构的时空中，作家用“虚伪的写作” (余华语)来抵达更深刻的真实——关于现实，关于历史，也关于人性。众所周知，余华对世界和人性的理解是坚硬和冰冷的；对这位“血管里流淌着冰碴子”的作家来说，罪恶、杀戮、鲜血、暴力、凶残、冷漠和荒谬构成了他的文学世界，也印证着他对历史本源与人性本质的理解。简言之，余华过去习惯于从虚幻与“虚伪”处着笔，经由象征的方式，最终抵达现实。由虚入实的象征型写作方式，是余华作品独一无二的风格标签，这种风格与作家一直所推崇的卡夫卡、川端康成有着微妙的呼应关系。反观《第七天》 ，我发现一个深有意味的现象：在这部小说里，余华此前小说中那些在“虚伪”的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凶残、血腥与冷漠、荒诞与诡谲——陡然从阴风惨惨、飘忽不定的虚拟时空中抽身而出，在一个具象化的时代被统统复原了。余华笔下那么多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甚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人与事件，在《第七天》里，居然以真实的面目出现了(它们的确脱胎于当下中国的现实) 。余华曾经说过：作家所有的想象，都抵不过现实的精彩。他的《第七天》似乎也在宣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的荒诞面前，想象和虚构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作家放弃了虚构的努力，转而面向书写现实；于是，我们看到的《第七天》 ，所有荒谬、残酷、冷漠从以前文学的能指变成了所指，真实的荒诞变成了荒诞的真实。可以想象，余华写下《第七天》这些真伪不分的文字时，内心是悲凉刻骨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写作边界的反思，也可以读出一个思考者对于现实毫不隐瞒的态度。

　　读过《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 ，不难得出结论：余华对叙事纯度的追求是有洁癖的。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年写作经验的小说家，余华不可能不知道若干零散事件(新闻素材)的介入会干扰、阻断甚至破坏叙事的整体感和流畅性。这更像是刻意为之，包含着一种对荒谬现实的拒斥性表达。而这种表达传达出的体验是：阅读的不适和生存的不适是同步的。我们阅读《第七天》文本所产生的荒诞和不适应感，跟我们体验现实时感受到的不适和荒诞，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在这里，文本的构造和现实的构造达成了共鸣——从物质到精神，从情感到思想。在这个前提下，文本和现实所共同揭露的生存荒谬感，就像北京的阴霾一般如影随形，我们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都会遭遇，都会猝不及防。这是象征，也是不容回避的真实。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世事如烟》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 ，余华的大部分小说都充溢着这样的象征性，通过抽象、变形、异化的“虚伪”形式直抵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实。如果说，在《兄弟》以前，余华的写作是从象征或者抽象抵达真实的话，那么到了现在的《第七天》 ，则完全反了过来。 《第七天》不同于余华此前的小说从象征抵达真实，而是从可感可知的现实出发，抵达了荒诞和不可理喻，从真实上升到了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忽然理解了《第七天》的写作诉求：它从现实出发，将眼见耳闻的人和事整合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能指，以寓示整个时代的荒谬和不可理喻。通过这部小说，余华描述了一个充满幽默感的“真相” ，幽默来自于荒诞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实体的经历，变成中国和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存本身。我们可以拿《活着》来举例。 《活着》探讨了人在酷烈环境下的存在，将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存在本身(余华语：“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 。 《第七天》在《活着》的命题上继续解构，作家悲哀地洞察到：面对今天的现实，个体已经无路可退，连存在本身都遭到了质疑，连为活着而活着也失去了意义；所以，余华没有让他的主人公杨飞像《活着》里的福贵一样苟活，而是以怪诞的方式死去，游离在阴阳两界，死无葬身之地。从《活着》到《第七天》 ，余华都在以哲理的方式观照历史和现实境遇中普通人的命运——当然，作家提供的答案是悲剧性的。

　　《第七天》以杨飞为线索，写了阴阳两界。放在中外文学的视野里来看，“幽灵叙事”并不算新鲜，但是用以描绘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应是首创。我们读过但丁的《神曲》 ，它虽然有强烈的神学色彩，但包含着启蒙和反蒙昧主义的精神立场，这种“幽灵叙事”的背后有精神光辉的指引。可是，余华的《第七天》一如既往地冷漠，冷漠到不给人提供任何的精神出口。余华在小说里所书写的“那个世界” ，之所以比照“这个世界”让杨飞等人更加有存在感，仅仅是因为“那个世界”拥有太多“这个世界”所缺失的东西，比方说温情、平等、公平、和睦、爱。所以说，“那个世界”承担的仅仅是弥补“这个世界”残缺的功能，仅仅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弥补性的想象，用以比照当今现实的冷漠、混乱、荒谬和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七天》的“幽灵叙事”仅仅是一种叙事上的技巧， “那个世界”并不是鬼、灵、神的世界，它并不存在，只是作家比照现实所想象出来的别一种现实而已。归根结底，彰显的依然是作家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这一点，既有可能是《第七天》的特点，也容易让人意犹未尽。人间与所谓的“灵界” ，差异到底在哪里？这种差异到底是内化的还是外在的？既然连活着都没有了意义，那么，人应当往何处去？有没有超越于苦难和荒诞之外的一种博大的精神旨归？当然，这个问题可能通往了宗教，而中国百年以降的现代文学，宗教传统长期以来是缺席的。总而言之，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 《第七天》对人的存在没有提供精神出口，这一方面凸显了小说无限逼近真实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小说在控诉和揭露时代病苦上止步不前。当然，于一部直面现实、致力于留下时代症候的小说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