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安娜·卡列宁娜》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时代背景

　　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当时正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整个社会处于由古老、守旧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力冲击下，俄国封建农奴制度迅速崩溃，封建贵族地主日趋腐化堕落的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对撞，其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念也在急剧变化之中，欧洲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启蒙、人性的自觉不自觉地觉醒，使人们要求人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摆脱封建思想道德的羁绊;另一方面，反动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对资产阶级人文思想仍具强大的阻力。众所周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它不像法国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其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载体不是从平民阶层、小生产者阶层中产生的，而是由一批把持政权的封建官僚、大贵族地主阶层转变而来的。在转变过程中所残留下来的封建传统、观念在社会、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诚如文中列文所说：“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

　　个人背景

　　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乡村遭到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侵，“到民间”去等活动的开展，使托尔斯泰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自己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此后，他访问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斯塔夫。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这是托尔斯泰复杂的探索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创作过程

　　1870年托尔斯泰便打算写一部出身高等社会的有夫之妇失足的小说，并打算把这个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1872年，离托尔斯泰的农庄五俄里的地方，一个叫安娜兹科娃的妇女，发现她的情人另有新欢，向自己儿子的家庭女教师求婚，于是一气之下取了一些换洗衣服到图拉去，后来又返回村子，投身在货车车轮下而死。托尔斯泰目睹了这出悲剧，深受触动。托尔斯泰1873年动笔，1877年完成，小说先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最后才用了明确而简单的现名。

　　《安娜·卡列宁娜》赏析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 [8]

　　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