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理解,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哲学本体论——道论出发,引申出美学本体论——境界论,不仅得出“美在境界”的结论,还产生了“妙”、“神”、“逸”、“清”等美的命名,这些概念重在揭示道的某方面的性质。另一条线索,则是从审美发生论出发,从现实人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美”这一概念,从关注人的生存功利到关注事物的形式。这两条线索并不对立,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重迭。“丽”这一美的命名,就是这两条线索重迭的产物,既突出形式的美,也重视内容合于道。
关键词:
中国古典美学 美 道 本体论
作者:陈望衡,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远古文化世界上其他远古文化一样,具有浓厚的感性色彩。很有意思是的,其他远古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其感性色彩逐渐淡化,理性加浓,走向抽象,而中国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理性的强化并不以感性的弱化为前提,反过来,理性的强化倒促使其感性向着审美方向发展并实现与理性的融合。而理性,一方面自有其抽象的概念形态,但更多地却是与感性相融合的审美理性。这种情况,造成中国的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特别是哲学,基本上是美学化的,其概念基本上均可移入美学,如道、太极、气、神、阴阳等。
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中国古典美学关于“美”的概念,涉及哲学比较地多。有意思的是,这些基本上来自哲学的关于美的概念,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形而上的哲学与形而下的文学与艺术,在中国文化中,内在精神一气贯通,竟毫无障碍。
一、对“美”如何发问?
美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对美如何发问。对美的发问有两种,一种是“美是什么?”或“什么是美?”另一种是“美在哪里?”两种发问是不一样的。
“美在哪里?”或“美在哪里?”在中国文化中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从哲学本体论出发,从宇宙本体进行推论,得出一个结论:道是美之本,美是道的形式,它的美学表达为“境”或“境界”,故可以说“美在境界”。另一种回答,则是从人的生存出发。众所周知,人的生存,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生存,涉及生命的存在;另一种是种族的生存,涉及男女婚姻,子孙繁衍。中国人找到一个能集中体现这两方面需求的钟情物,这就是“羊”。中国的美字,就从“羊”而来。
“美是什么?”实际上是讲美如何命名,它涉及美的特质问题,举凡人类所认为的美的特质,中国古典美学几乎都有。但中国美学对美的特质又有独特的理解。一般来说,对美的特质有多少种理解,就有多少种命名。中国人对美的特质理解比较地深,比较地细,因而,命名很多,有一个概念群。
“美是什么?”与“美在哪里?”关系密切。“美是什么”从“美在哪里”而来,
二、宇宙本体——道
我们现在从“美在哪里”开始探索,而“美在哪里”,我们又先从哲学本体论回答。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认为的本体是“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是宇宙之本,也是美之本。从哲学高度论道,最深刻的莫过于《老子》。《老子》大体上从四个方面论道:一、道之功能:《老子·四章》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说明,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母。二、道之本质:《老子·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三、道之存在:《老子·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从这,我们得知三点:第一,道是真的,可信的,第二,道是活的,有精,有灵,第三,道有物有象,但不可能让人情晰地认识,第四,道是无限的,深不可测,大没有边。四、道之把握:《老子·十四章》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用上“视”“听”“搏”这些概念,说明道与人的感觉相关,但道又是感官所不能把握的。
“道”是我们古人对宇宙本体的一种逻辑设定,也是一种美学想象。它是虚与实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三、审美本体——境界
道,作为逻辑的设定,具有先验性,与“逻各斯”类似,此为哲学本体论;
道,作为美学的想象,具有经验性,通向“境界”,此为美学本体论。
把握道,纯感性不行,但又不能没有感性,纯理性不行,但又不能没有理性。哪么,到底怎么把握道?老子提出“玄览”(“玄鉴”)。“玄”为黑色,引申为深。众所周知,黑夜不能视物,为何老子要说玄览?原来,黑夜中,眼睛的物理功能是屏蔽了,然而,心灵的眼睛倒是透亮了,所以,玄览实际上不是说要在黑夜中视道,而是强调道只能“心视”。
除了“玄览”外,《老子》还提出“味”这一概念,说道是可以味的。 “味”,本是感觉,用来说体道,就不是舌头在味了,而是心在味,为“心味”。视与味都是感觉,但味比视更精微,更灵动,更丰富,而道正具有精微、灵动的特性(这一点也是中国的“道”与柏拉图的“理念”相区别之处,西方哲学本体性概念,比较地重宏观,而中国的本体性概念比较地重微观)因而,后来,“心味”比“心视”要更切近于道,发展出一个固定的概念——“味道”。
“道”通过“味”而与美学结缘。这可以分成两步:
第一步:“味象”。《老子》说的道“有象”,然这象是眼睛看不见的,只有“味”,也不是用舌头去尝,而是用心去品。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怪的概念——“味象”。南朝学者兼画家宗炳《画山水序》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味象,就是味道。道有象,是人在“惟恍惟惚”中感觉到的,这“惟恍惟惚”,实是想象,想象中道有象,但又不是具体的象,比如像牛,像马,模模糊糊的,恍恍惚惚的,既广大无边,精微无极。这种感觉,既是有,又是无。从“有物”来说是“有”,从广大无边精微无极又追不出源头来说,只能说是“无”。
宗炳的画家,它的“澄怀味象”,包含三种象:现实山水之象、画中山水之象、道之象。现实山水之象、画中山水之象均是具体的,道之象则是抽象的,然道之象正在前两种象之中。
宗炳说的“味象”,是通过对现实中自然山水之象或画中山水之象,味出道来,这“象”实是“道”的别称。由于宗炳将在《老子》中尚有些模模糊糊的“象”具体化了,“体道”成为“味象”,于是,这一哲学的思辨过程,就审美化了。宗炳的“澄怀味象”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哲学思辨向审美体验的转化。
宗炳是画家,他提出“澄怀味象”论,是希望画家能在画自然山水之“形”之时,画出自然山水之“灵”来,这“灵”就是道的某种意味。宗炳的理论,有人继承。宗炳的味象,是指味画之象,唐代的司空图则发展为味诗之象。他在《与李生论诗书》说:“余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苏轼《送参寥师》亦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也是讲味诗之象。画有象,诗有象,一切艺术均有象,所以,“味象”论适用于一切艺术。
“味象”,为道与美结缘的第一步,第二步为“味境”。艺术作品均有象,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象”,意象是艺术家主观之意化成的象,凡意象均是艺术家创造的,以之区别于物象。意象的升华为“境界”。
境界也是意象,但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它的形象更鲜明,更生动,更灵动,更富有意味,更具有魅力。境界也是意象,但与一般意象相比,它的突出特点就有二:(一)其“象”扩大了,不仅有作品表现出来的象,而且还让人生发想象,似感受作品中没有表现出来的象,是谓“象外有象”。(二)其“意”扩大了,不仅有作品表达出来的意,还启发人的思路,想到作品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是谓“意外之意”。唐代的司空图第一位将这种理论表达出来。他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又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徜复以全美为工,即知韵外之旨矣”[] 。这里,已经有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旨”等命题,但没有联系上“境界”这一概念。刘禹锡则将“境”与“象外”联系起来,他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象外,故精而寡和。”[] 晚清民国初的王国维不仅确定“境界”为诗美之本[] ,而且,也明确地说,“言外之味”是“境界”的基本特点。他说:“古今词人之高无如姜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将“境界”与“道”比较一下,发现二者很相似,它们都有“象”,也都有“精”,是“象”与“精”的统一;它们都是“有”,又都通向“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境界”与“道”最大的不同在于:道的象是不可能有具体形象的,只能是一种模糊的意念,惟恍惟惚的,而境界其象总是具体的。尽管如此,境象亦如道象,也是一种心象。梁启超说:“境由心造”[] 。
境界不只是艺术家才具有的,普通人也有,艺术家与普通人之不同在于,普通人只要在心中产生境象就行了,而艺术家却需要将他在心中的产生境象再用传达工具表现出来,使之成为艺术形象。王国维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
其于对宇宙本体——道的尊崇,中国人将美归之于道,又基于对道的诠释,将美归之于道的现实形态——境界。美在道,亦美在境界。
四、妙、神——道的美学别名
境界是道的形式,道只有一个,而境界却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境界揭示道的不同的性质,故而产生不同的的概念,主要有“妙”、“神”、“清”、“逸”。这四个概念,都来自对道的评价,后来进入美学,成为“美”的概念,实际上,它们均是“道”的美学别名。
一、妙
妙,首先出现在《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说,道有两个性质:一是“无”,另是“有”。“无”,是天地之始;“有”,是天地之母。“有”来自“无”,“无”生“有”,因而“无”比“有”更根本。“妙”即是对“无”的评价语。
从妙与无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妙的特性有四:第一,幽微性:许慎说:“妙,精微也。”[] 王弼论《老子》云:“妙者,微之极也。”[] 道正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二,无限性:《老子·十四章》云:“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里说的不见其首,不见其后,既具空间意义,又具时间意义,因此,这里说的无限,既有空间无限,又有时间无限。不仅如此,这里说的无限,既有宏观的无限,也有微观的无限。而就妙来说,主要指微观的无限。第三,虚灵性。南宋的严羽看到优秀的艺术意象具有以实见虚的重要特质,将这一特性归之于“妙”。他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虚灵性即是道的无限性、变化性的体现。第四、难以言传性:《老子·第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妙作为道的性质,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至妙的东西往往是语言难以表达的。第五、心灵体悟性。妙虽然用语言难以表达,但心却可以体会。这一特性同样来自于道。对道的把握,不是感官,也不是语言,而是心灵。这心灵,不是纯理念,不是纯思辨,当然,也不是纯体验,它是一种兼具理性与感性、思辨与体验的“悟”。只有这种悟,才能把握道,也只有这种悟,才能体会妙。
在中国美学中,凡是最美的东西,我们称之妙,妙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用得十分普遍。人物方面:妙人,妙容,妙相,妙耳,妙舌,妙趾,妙旨,妙意,妙用,妙理,妙思,妙绪,妙觉,妙悟,妙得,妙义,妙兴,妙味,妙语,等等;
艺术方面;妙舞,妙音,妙文,妙楷,妙句,妙笔,妙成、妙选,妙赏,等等;
自然方面:妙风,妙云,妙花,妙色,妙香,妙土,妙树,等等。
二、神
“神”在中国文化中有多种用法,除了神灵、精神(思维、灵感)等意义外,还表示“道”。作为道的评价词,神有哪些特性呢?
(一)、无形:《周易·系辞上传》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就是说,神专重于精神。(二)、变化:“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知神,就是知变化之道,无异于说,神就是变化之道。(三)、神奇:“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阴阳不测之谓神”[] 。
神后来也用到审美,成为审美概念。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这就是说,诗之美就在入神。 唐代的唐代的张怀瓘把艺术分成三个等级:“神,妙,能”,“神”排第一。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也说:“总其妙在神韵矣。”这样,神也就成为了一种审美等级,而且很高的审美等级,类似于妙。
神与妙同为道的评价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神必妙,妙必神。但也有一定的区别:神更为哲学化,而妙更为美学化。神重要在变化,妙重在精微。神含义更丰富,运用面更广,而妙的含义相对比较确定,只在审美上运用。神有相对应的概念——形;妙则没有相对应的概念。当神看作与形相对的概念时,神就不是一个审美判断词,它成为构成意象或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派生了一个重要美学理论——传神写照。它的要点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重在神似。
五、逸、清——道分野的产物
中国哲学的道,由于哲学派别的不同而有所分野。道家讲的道,重在自然之道;儒家讲的道,重在人伦之道。因这个原因,在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上,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范畴:“逸”和“清”。
《老子》《庄子》并没有提出逸这一概念,但后来的画家却将逸与道联系在一起。清代画家恽南田说:“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有,所以为逸。”恽南田将“无”看成“逸”,那“逸”就是“道”了。
“逸”,作为美学范畴是在宋元才得以凸现的: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把画分成“能”、“妙”、“神”、“逸”四格,“逸格”最高。他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曰之逸格尔。”从黄休复对逸格的描述,可以看出“逸”具有这样几种特性:(一)自由性,“拙规矩于方圆”;(二)简朴性,“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三)自然性,“得之自然”;(四)独创性,“莫可楷模”。这四点,最重要是自由性与自然性,这恰好是道家之道的最为重要的性质。唐代评画,是将“神”放在最高地位的,说明唐代最为看重的是创造性,是神出鬼没般的变化性。唐代画家吴道子就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宋元评画,则将“逸”放在最高地位,说明宋代的画家更看重自然与自由,代表性的画种为文人画,代表性的画家元代有倪瓒。
“逸”在美学中的运用主要有三:(一)就创作主体的心态来说,“逸”是一种不为功利、不拘法度的自由创造;(二)就对创作对象的艺术处理来说,“逸”是一种不拘形似、重在传神的审美洞见;(三)就创作风格来说,“逸”是一种简约清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四)就理想人格来说,“逸”是一种幽远淡泊、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元倪元林《跋画竹》:“仆之所画,谓画者也,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
与“逸”类似的美学范畴还有“清”。“清”,首先是作为自然概念而出现的,它指的是水的澄清明净。《说文解字注》:“清,朗也,澄水之貌。朗也,明也。澄而后明。故云澄水之貌。引申之,凡洁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同 静。”《孟子》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先秦道家和儒家均没有提出“清”这一概念,“清”这一概念,是在魏晋玄学中才得到重视的。玄学们都标榜自己为清,以清与俗相抗衡。玄学家们标榜的清兼有儒家的“清正”与道家的“清真”。儒家尚的“清”,重在合礼法——“正”,通向“人道”;道家尚“清”,重在法自然——“真”,通向“天道”。
在魏晋玄学盛行的时代,清就被用到审美上了,成为一种美。这种美历来得到知识分子的高度推崇。清之美大体上有这样几种表现:
(一)相对于人工修饰,它指的是一种本色之美。《老子》有语“见素抱朴”“素”“朴”即为本色。孔子与子夏谈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已矣。”[] 这里一是说到那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孩的美,属于“素”,是本色的美。另是说到《诗经》的本色,是礼。
由“素”,又引申到推崇“白”这种美。《周易·贲卦》云:”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冠,婚媾。“白贲,无咎”。李渔亦说:“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诗》不云乎‘素以为绚兮’?。‘素’者,白也。妇人本质,惟白最难。”[]
(二)相对于世俗,它指一种绝俗之美。《世说新语·赏誉》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嵇康的“清举”即是超尘绝俗。
(三)相对于虚假,它指一种真纯的美。李白《古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清真”就是真实。
(四)相对于守旧,它指一种创新之美。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五)相对于板实,它指一种空灵之美。张炎论词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清”在中国美学中得到普遍的重视,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说:“诗最可贵者清”[] 。清的品格实际上是儒道两家哲学在对抗社会黑暗势力上的融合,影响所及远不只是美学,在政治生活中,自古以来,就有“清流”这一概念。清流一般是指具有高尚品格的政治家,他们有坚持操守,与邪恶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逸”与“清”都具有不合流俗的含义,但“清”似更重本真、自然,强化“道”的“本色”的面,是一种静态的美。“逸”更重超越、自由,强化“道”的“灵动”的一面,是一种动态的美。“清”可看作道、儒两家共同的审美理想;而“逸”则基本上为道家的审美理想。
六、美、丽——人性的认同
“美”,按西方美学的审美发生学,它是人性的认同,这种认同,首先是生理性的,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则为对异性的认同,后来发展为社会性的认同,包括对各种具体的物质功利、精神功利的认同。
中国美学也有这种审美发生学,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这一概念,其来源有五种说法:(一)、“羊大”说:中国文化最早开发的区域在西北,那个地方人的以羊为主要食物,个头大的羊格外受到人们的喜爱,故“羊大为美。(二)“羊人”说:中国古代筮术盛行,“美”为头戴羊面具的巫师,巫师是当时社会上最有本领的人,故为美。(三)“色好”说,“美”字本为“媺”字,“媺”为美女,后转训成“媄”,“媄”字后简化成“美”字。(四)“顺产”说:商代青铜器父乙簋上,“美”字的写法像一个孕妇。为何要将孕妇的形象与羊联系起来?因为羊是顺产的,妇女顺产则为美。(五)“味甘”说:《说文解字》说:“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凡甘之属皆从甘。”既然可以用“美”来解释“甘”,那么,也可以用“甘”来解释“美”。美就是甘甜。
这些解释均符合审美发生学的基本原理。“羊大”说和“羊人”说,是影响最大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按审美发生学的基本原理,“色好”说和“顺产”说应为第一,这两说立足于性的吸引和种的繁衍,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应是审美最初的萌芽。“羊大”说和“味甘”说,与饮食相关,同样植根人的自然本性。如果说“色好”说“顺产”说关系人的种的生存,那么,“羊大”说和“味甘”说关系人的个体的生存。在以上四说之后,才有“羊人”说,人之所以赞美头戴羊面具的巫师,是因为巫师是部落中可以与神灵沟通的人物,人需要通过他们才能接受到神灵的指示。这种对美的解释已进入精神层面了。
美的最早起源也许就是上面说的五种,但美这一概念产生后,就进入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美通常泛指人物、事物的好,相当于英语中的“Good”“Nice”。在先秦儒家的著作中,美的用法比较地灵活,有时,它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好”;有时相当于伦理“善”。但是,它也开始用来说明事物形式上的美观。《论语》中,孔子论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相当于西方美学“美”这一概念的其实不是“美”,也不是“妙”“神”“逸”“清”,而是“丽”。“丽”,来自《周易》的离卦。离卦的《彖传》云:“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丽本义是附丽,日月附丽于天,才光辉灿烂;百谷草木附丽于土,才千姿百态。后来,丽引申而为美丽,侧重于说事物形式的美。王逸《离骚经序》释“丽”曰:“丽,美好也。”
丽正式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是在汉代,人们开始用丽这一概念来评价汉赋。汉赋是从楚辞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汉赋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华艳,非常讲究语言形式美,同时,情感也显得深郁,可谓文情并茂,这是真正的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学。丽最早就出现在对汉赋的评价上。曹丕《典论·论文》:“辞赋欲丽。”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丽”这一范畴进入美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文艺的形式美真正受到重视。中国的唐代,文采风流,文学艺术的审美品格得到空前高扬,与之相关,“丽”也就受到空前的重视,成为最高的一种审美品格。唐代著名诗人司空图在《释怨》中说:“物尤则妖,美极则丽。”
自汉至宋元,“丽”在文艺创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但少有理论上的论述。明代出了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溪山琴况》,在这部书中,“丽”得到了深刻的论述:
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淡中出,非从妖冶中出也,若音韵不雅,指法不隽,徒以繁声促调触人之耳。而不能惑人之心,此媚也,非丽也。譬诸西子,天下之至美,而具冰雪之姿,岂效颦者可与同日语哉?美与媚,判着秦越而辨在深微,审音者自当知之。
此书作者徐上瀛是明代重要的音乐理论家,《溪山琴况》是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此著作的主旨是论述琴的美学品格。徐上瀛在众多的美的概念中单挑了“丽”这一概念,作为琴音之美的命名,不是没有深入思考的。在他看来,“丽”这一概念具有美的别的概念所不具备的优点:
第一,丽,华艳,具有形式美的品格。在这方面,它比妙、神、逸、清等概念要好得多,这些概念都不重视形式美。第二,丽,清雅。这是因为,丽是“从清静中发为美音”,“从古淡中出”。“清静”、“古淡”,显然就是指“清”包括儒家的“清正”和道家的“清真”。这样说来,“丽”具有“道”的品格。
也许,不是“妙”、“神”、“逸”、“清”,也不是“美”,而是“丽”,最接近西方美学中讲的“美”的概念。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理解,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哲学本体论——道论出发,引申出美学本体论——境界论。不仅得出“美在境界”的结论,还产生了“妙”、“神”、“逸”、“清”等美的命名。另一条线索,则是从般的审美发生论出发,因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因人性现实肯定的需要,产生了“美”这一概念。这两条线索并不对立,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重迭。“丽”这一美的概念,则是这两条线索重迭的产物。
就审美发生论来看中国古代美的概念,应该说与其他人类没有太大的不同,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为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汉字造字,选择了“羊”作为“美”作为基础。中国古代美学真正异于西方美学的是它的哲学本体论。由此产生的关于“美”的观念是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对“道”的描绘,显示出高度的诗性智慧,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道”向外是社会、自然的最高规定,是万物之本;向内则化为善、美之源,是人精神的最高境界。“道”是“一”,但它生发出来的却是千变万化、五颜六色的万事万物。也就是说,美的本体只有一个,但美的形式却多种多样,它们或雄浑,或冲淡,或沉著,或高古,或典雅,或平易,或繁复,或简洁,或浓艳,或清纯,或超越,或精微……不管其形态如何,都由“道”牵引着,生于凡尘,而臻于化境。
【注释】
[[1]] 司空图:《与极浦书》。
[[2]]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3]] 刘禹锡:《董氏武陵纪》。
[[4]]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5]] 王国维:《人间词话》。
[[6]] 梁启超:《惟自由书》。
[[7]] 王国维:《人间词话》。
[[8]] 许慎:《说文解字》。
[[9]] 王弼:《老子指略》。
[[10]] 严羽:《沧浪诗话》。
[[11]] 《周易·系辞上传》。
[[12]] 《周易·系辞上传》。
[[13]] 《周易·系辞上传》。
[[14]] 《论语·八佾》。
[[15]] 李渔:《闲情偶寄·选姿第一》。
[[16]]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二首》。
[[17]] 张炎:《词源·清空》
[[18]] 胡应麟:《诗薮·外编》
[[19]] 《论语·八佾》。
(2009年12月21日定稿于芝加哥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11期
录入编辑: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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