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们的诗和远方

原标题：爷爷们的诗和远方

邵川在江上草堂

邵子退生前在乌江“种瓜憩庐”

1981年，林散之（左）与邵子退

1984年，林散之与邵川笔谈

邵子退所作长篇叙事诗《邻妪》，被北大教授誉为“堪称当今乐府”

　　一位是20世纪誉满中外的书法大家林散之，一位是一生蛰居乡间的“种瓜老人”邵子退，但他们怀有同样的家国情怀，并在一生中通过诗画唱和。

　　他们一同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等跌宕起伏的时代，到最后，留下声誉的是书画大家，留下声音的则是乡间布衣。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布衣的孙子邵川经过30多年的追寻，让自己身边这段传奇故事变得清晰，也更加懂得了爷爷们的诗和远方。

　　一位是20世纪誉满中外的书法大家林散之，一位是一生蛰居乡间的“种瓜老人”邵子退，但他们怀有同样的家国情怀，并在一生中通过诗画唱和。

　　他们一同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等跌宕起伏的时代，到最后，留下声誉的是书画大家，留下声音的则是乡间布衣。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布衣的孙子邵川经过30多年的追寻，让自己身边这段传奇故事变得清晰，也更加懂得了爷爷们的诗和远方。

　　仅是4月中旬，安徽和县粮食局的退休干部邵川就往南京浦口区的林散之故居跑了3趟。

　　其中一趟是参加央视纪录片《百年巨匠·书法篇》开机仪式，纪录片拍摄对象是启功、赵朴初等6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邵川的“林爷爷”林散之是其中之一。另一趟则是给林散之故居新建成的展室，送自己爷爷邵子退的照片。

　　“他现在要是说起林散之，可以三天三夜不停口。” 邵川的爱人对丈夫的这种热情早已见怪不怪。

　　而多年前，这个安徽人对眼前两位老人的传奇故事，竟然毫无意识。

　　事情好像是从诗集出版后，就变得奇妙了起来。在县粮食局工作的邵川没想到，突然之间，“元白”、“苏黄”、“伯牙子期”这些他听都听不懂的赞叹，从著名学者冯其庸、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等人的笔下写出，接连朝着他那在乡间布衣一生的爷爷涌来。

　　最奇特的一次，他陪爱人在南京看病，邻床的病友和他们寒暄：“你们是和县人？你们县出过‘种瓜老人’邵子退哎！”

　　“那是我爷爷。”邵川很纳闷，“你们咋知道他呢？”

　　对方笑了：“叶兆言的书里写过呀！”

　　“我初次接触到关于邵子退的文字时，就好像读到了一些神话故事。”江苏籍作家叶兆言在文章里说，“在我看来，六朝人物早就是过去，早成为无法模仿的历史，但是邵子退的故事，似乎正在说明，……古迹仍然可以追寻，时光仍然可以倒流。”

　　“乖乖，这么厉害？”邵川如获至宝地读了又读，就好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可那是自己认识的爷爷吗？

　　从邵川有印象起，爷爷总是沉默地待在老家乌江镇的小砖房里。他长年穿着陈旧的布衫，偶尔出门帮林场修剪桃枝。每天干完活，他会在房里看看书、写写字。总之，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至于他在涂画什么，家里也没人关心。

　　直到爷爷去世。

　　直到远方的赞美纷至沓来，这位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才较起了真：究竟爷爷的一生，经历过什么？

　　这份好奇心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再怎么看，也只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邵川从没问过爷爷“您的一生是怎样的”，尽管他身为长孙，从小就在爷爷身边长大。

　　从他记事起，一家人就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那年头，镇上还铺着青石板，弯弯曲曲的街道由南至北，两旁是店铺，人流熙熙攘攘。一条河穿镇而过，河对岸还是乌江镇，却已经属于江苏南京。

　　爷爷邵光晋，字子退，号种瓜老人。大多数时候，他闭门谢客，在家过着安静的生活。除了有几年，乌江街道办了一个林场，邵子退被请去帮忙管理——上世纪50年代时，他被下放回乡，就干过看守桃园的活儿，有经验。至于爷爷为什么会被下放，邵川到现在也不知道。

　　总之，除了很多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不知道”外，一切都普通极了。

　　只是，河的另一边，也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林散之。

　　两位老人隔三差五就串门，一块儿打打太极、练练书画。林老耳朵不好，说话特别大声，但和邵子退在一块儿，两人不说话，只以笔代口，互相写纸条，“几乎没得声音”。两个一身破衣服的老头儿就这样聊天，还常常能讨论到夜半。

　　邵川从没想过去了解一下两位老人聊什么。

　　又有谁会在意呢？

　　再怎么看，也只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那正是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邵川上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我家里没受啥冲击”，他说。只是，课堂上也再没什么要下苦功的学问，邵川印象最深的课程内容是军训，出门拉练，大家伙儿“天天玩得快活”。不军训时，同学们会兴奋地上街“看批斗”，“亲眼看着多少书被烧掉了”。

　　他的世界，与爷爷邵子退“格格不入”。

　　“爷爷常跟我说，你把《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读熟百篇，在社会上就能立足。”想起往事，他笑着摇头，“我哪里听得进去，当时社会上都在说读书无用论。”

　　很多时候，从学校兴冲冲地跑回家时，少年邵川会在三间砖房前的场院上见到正与爷爷一块儿打太极的林散之。

　　显然，这两位老爷爷是一个世界的。

　　他们聊天、写字、绘画。

　　林散之爱画，他原本退休后在南京书画院工作，“文革”开始了才回到老家来。他常常拿起邵子退的画作，添几笔点染，然后一块儿讨论哪儿添得好、哪儿画得精彩。有一回，有人就拿着这么一副邵子退亲笔画、林散之加工的山水，约上两位老人一块儿聚在林家的书房里，瞅准了二老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问：“诗堂谁题？”

　　“我题！”林散之抢过了这一任务，沾饱墨，在纸上写下“画中有诗”几个汉隶大字。

　　比起自己作画，邵子退更喜欢在一边看林散之泼墨挥洒。这让林老急得抱怨他“一天到晚看看看，自己也不勤于练习”。

　　邵川也喜欢不时去凑热闹，涂上一两笔——不管怎么说，毛笔字能用来写大字报，还挺有用。看见“小和世孙”（邵川乳名小和）有兴趣，“聋爷爷”也很乐于提供指点，告诉他，该去临什么碑帖。

　　现在想起来，已经两鬓斑白的“小和”说：“如今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了。”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邵川陪爷爷在河对岸林散之家里作客。眼看天色将暮，林老琢磨着应该没有其他人会再上门了，就把爷孙俩带进书房，说，“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他取出了一本黄宾虹真迹的画册。

　　“真有点古人说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意思。”邵川说。

　　那是1971年，别说什么《古文观止》，邵家连《辞源》这样的传统工具书都已经给烧了。因为家里有人参加过远征军，是“战犯”，所以一点“四旧”都不敢留。

　　这是邵川第一次见到黄宾虹的画，“墨色很干净，很饱满，只有磨出来的墨，才有这种质感，”他至今都记忆犹新。除了“墨色光亮”，画中山水还“笔笔中锋勾勒”。他觉得大开眼界。

　　他后来才知道，很多年前，黄宾虹曾专门为邵子退画过山水。就连邵家的楹联，也是出自黄的手笔。

　　怀抱谁同誓，唯君无间然

　　如今，邵川还是常常回到当年爷爷与林散之彻夜长谈的地方。4月中旬，位于南京浦口区乌江镇的林散之故居一片繁忙，包括林散之长子林筱之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纪录片摄制组而忙碌着。在“书法篇”中，摄制组选择了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林散之，作为上个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

　　在挂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匾的江上草堂门外，邵川笑嘻嘻地指指右手第一间屋：“我就是在那里看到黄宾虹画册的。”

　　林筱之带着他参观刚改建好的故居。不一会儿，邵川就在现场的陈设中发现了问题。

　　“这两张画的顺序放反了哎”，他对正忙着整修故居的乡亲说，“还有里面那个人物介绍，张敬夫，名字写错了，应该是另外那个‘章’，‘立早章’！”

　　前来拜访的人一拨又一拨地涌向林筱之，邵川很快就落了单。

　　邵川19岁那年，林散之意外出了名。

　　他记得林老拿着一本杂志上家里来串门，告诉他们：“《人民中国》登了我的字。”这是日文杂志《人民中国》1973年的1月号，在那期包罗了中国不少名家的“书法特辑”杂志上，林散之的草书“东方欲晓”被单独列在首位。

　　因为纪录片开拍，南京市浦口区委宣传部特意在他们的官方微信中介绍了林散之：当时，日本书道界曾有人把林散之的作品“误以为是唐代草圣张旭遗留至今的真迹”。

　　林老很快被接回了南京。他开始接见外宾——但有时还会被提醒，见外宾时要把磨破了的棉毛衫袖口往里塞塞。而40年后，在2014年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上，林散之书写的一副对联，已经能被拍出644万元的价格。

　　在给邵子退的信里，林散之描述了日本书法家代表团对他的一次拜访。“团长名叫村上三岛，向我致以最热烈握手和八九十度的鞠躬礼……（他）介绍我的声名，书法的价值非常崇高，说是一张字可值日金一万元，能换两部汽车……我听到此话，真是头上流汗，恐怕你们听到也不成话。”

　　“这些事，我是第一次，下次要是这样玩，我不干了，把人弄昏了。不写了，废话写了这么一大堆，好笑。”在信的末尾，林散之如此对“子退四弟”感叹。

　　他们都已年近八十了，而世道仍在剧烈变化着。

　　小和被下放到了离乌江街上十多里的乡村，开始在生产队里干活，然后被派到了一个“美差”：放电影。在漫长的青春岁月里，邵川满满地看了五年样板戏。后来终于可以考大学了，他在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上犯了难：什么叫“素描”？

　　“听都没有听说过嘛”，回忆往事，从小就在爷爷与林散之指点下画画的邵川哈哈大笑。

　　那时他并不知道，爷爷也曾对着一纸“职员履历表”有过类似的无奈。

　　上世纪30年代，邵子退刚过而立之年，在乌江小学任教。他与同乡林散之、许朴庵、章敬夫等人成立了“求声”读书社，要求成员“月必有诗，诗三章各言其志……以期勿负求声之意云耳”。大家每月唱和，留下许多作品。

　　由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引荐，邵子退认识了清末进士张栗庵、学问家黄季刚与画家黄宾虹，时不时有些交流。黄宾虹是林散之的老师，受老师指点，一心钻研山水画的林散之在1935年拖着不爱出门的邵子退一块儿去了一趟黄山。

　　为了催总推三推四的老友，林散之写过《病居示子退二首》：

　　芳树情无赖，小园绿一围。

　　待君久不至，几次立柴扉。

　　黄海昔相约，青春今又违。

　　何年天都上？同看五云飞。

　　时期不可待，四十已今年。

　　未读书多少，空游路万千。

　　心劳怜发背，累重懒休肩。

　　怀抱谁同誓，唯君无间然。

　　尽管腹有诗书，邵子退拿不出任何文凭或证书。他在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面对乌江小学的“职员履历表”，唯有一叹：余乃布衣之士，无可填报也。

　　他就这么离开了国文教师的职位，改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在新岗位上认识了北大教授梁漱溟。

　　直到抗战爆发，亲人逃难，家中藏书四散。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邵川对这些往事“不大关心”。他在为生活而奋力挣扎：从乡下生产队回到乌江镇，又顶替了父亲在粮食站的工作，好歹把生活稳定了下来。

　　爷爷并不会永远在家中等待他。1984年，邵子退病逝，邵川在整理遗物时，从爷爷生前常读的书本中翻出了许多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一首首古体诗。家里也没几本书了——无非是新出的杜甫的诗集、李白的小册子，或是郭沫若所写的《李白与杜甫》。书里的字条很小，形状不一，邵川猜测这是因为爷爷的宣纸得来不易。纸上写的是草书，他试着把内容抄下来，结果辨认了大半天，还是有好多字不认识。

　　如今他知道了：“草字有书写规范，没练过的人，看不懂”。

　　爷爷写了什么？

　　想来想去，能帮他解开这个谜的人，唯有江那边的——林散之。

　　他们一同经历过这个时代，到最后，留下声音的，是乡间布衣邵子退。

　　现在的邵川，已经知道邵家的族堂名是“安乐堂”。这名字来自他的曾祖父、清末秀才邵业端。靠着做生意的收入，他在乡下老家开垦了400多亩荒山，并在山上的草庐中挂起“种瓜憩庐”的匾额。但抗日战争期间，满山的松柏被日本人带着民工砍伐一空，到50年代，花木尽毁，那里重新成了一片荒山。

　　邵川能回头重新梳理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那年从爷爷床头书页里掉落的古诗。

　　“他是有家传的，是从小跟在两位老爷子身边长大的，”从南京回到故居的那天，林散之的孙子、银行职员林小同拍着邵川的肩膀说，“所以研究林散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那时候我们都太小，还是小孩。”

　　“你注意到大门口那‘思退亭’了么。”88岁高龄的林筱之在故居前乐呵呵地对邵川回忆往事，“那时候，只要三天不见子退四叔，父亲就念念叨叨，子退呢？子退呢？”

　　离开林散之故居后，邵川在乌江镇上的小饭馆里吃饭，满桌的乡亲都是“老表”，大家聊起这些年书画市场的价格起伏，越聊越火热。

　　眼看同桌人喝了小酒谈兴越发高昂，他渐渐地沉默了。

　　1984年，带着爷爷留下的诗稿，邵川上南京市区寻找林散之。

　　“聋爷爷”见到手稿和邵川誊抄的稿子，先给“小和世孙”当了一回校对，改了不少别字。读了诗稿，林散之才知道，那么多年里，邵子退仍然如青年时那样，一直在与他唱和诗歌。

　　“我伏案作书，子退却在一边袖手旁观。我常怪他空谈艺术理论，不肯下苦功实践，实际他在暗暗苦学苦练，真是大智若愚。”

　　他提笔对邵川“说”：“你爷爷真保密，作了这些好诗，一首也未送我看。要不是这次病故，我如何看得见呢？”

　　邵子退留下了六十多首诗歌，其中一半都是写给林散之的。

　　原来，总是沉默寡言的邵四，在与老友一道同游栖霞寺时，心中也有感叹：

　　“江南久已无王谢，工厂红楼城外新。车上故人时指点，山山犹带六朝青。……剩有断头石佛在，造成浩劫是何人。”

　　他吟咏过“散之在扬州”的所思：

　　别时烟柳黄莺语，转眼洋槐白雪花，无赖春随君去也，为谁烟火煮新茶。

　　也在别离时暗自唏嘘：

　　别后草书还漫与，敲成诗句莫轻裁。年年坐似堂前燕，每到春风吹又来。

　　……

　　这默默推敲而成的诗句，世上并无第二个人知道，被夹在横排左起的铅字书里，直至生命终点。

　　最令世人惊讶的，是邵子退在50年代被下放到乡间时，写下了一段后来被北大教授谢冕称为“堪称当今乐府”的长篇叙事诗《邻妪》：

　　邻翁已谢世，邻妪支门户。二子不在身，一媳病朝暮。去岁搞三改，中稻未成熟。何处来急令，强迫日夜割。火速栽晚季，禾穗弃田脚。风雨湿生芽，狼藉遭零落。晚稻无收成，从此难生活。毁灶土肥田，空厨鼠走出。大队办食堂，一釜千人嚼。糠核煮浮萍，排队争瓢杓。谁人夜加餐，食堂明火烛。邻妪饿已死，病媳气犹续。尚有两小孙，抬尸前山麓。无力取土埋，忍弃在沟壑。

　　邵子退去世的那年深秋，有人在南京林宅听主人与几位学人论诗。面对一位教授赞誉“林老诗书画三绝，太高了！”，林散之只说：“子退的诗比我好得多。”

　　随即他朗诵了这首《邻妪》。他说，在故友的遗作面前，他为自己的“噤若寒蝉”而“惭愧之极”：他们一同经历过这个时代，到最后，留下声音的，是乡间布衣邵子退。

　　“罢了，无诗人了，……只剩我们两个老朽，真可怜。”

　　差不多就从读过爷爷的诗句起，邵川就开始在工作之余“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那些自己不经意就忽略而过的岁月。

　　这让他成了后来在林散之故居中那个几乎是对史料最熟悉的人。

　　他把爷爷的诗刻在钢板上，油印出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若干年前焚烧藏品的日子还记忆犹新。家里的长辈读到，吓坏了：你怎么敢把这些字印到纸上呢？

　　可邵川就是想留一份纪念。

　　他开始注意林爷爷跟他聊起的旧事：当年不小心弄丢了邵子退的一幅旧画，被说成“骗子”，他一口气咽不下去，画了17张小画还回去，气呼呼地向对方抗议说“你就多遇到像我这样的骗子吧！”

　　这些画作，邵子退还舍不得裱，林散之帮他找了人裱起来，凑成一本画册。“我同你爷结交六十年，高声话也未说过，临老还做个骗子，”林散之愤愤不平地告诉邵川，“那17张画，你要舍得，拿过江来，我替你卖，保证一千八百元。”

　　邵川连忙说：“不卖，不卖。”他向林老爹许诺：“这是我的传家宝，以后要代代传下去，再有运动我也不会烧。”

　　他还问过林爷爷：您是怎么和我爷爷结交的？

　　林散之写给他：在历阳一庙中。

　　可是刚写完这行字，有人来找林老，他们的谈话断了。后来邵川再也没机会问出这句话。

　　爷爷前半生的唱和之作都已经在“文革”中烧毁，家中收藏的名人书画也是。邵子退自己的画，因为“家里没人当回事”，也没留下几幅。为了找爷爷的笔迹，邵川跑去马鞍山市区找他“大姑”——林散之的大女儿林荪若。她与邵子退书信往来颇多。结果邵川受到了非常别致的欢迎：可以带着铅笔来摘抄，但不许带着原件走，就是出门复印也不行。

　　“等我不行了，我把二老的诗放一起，一块儿烧过去”，林荪若对他说。总之，别想带着信出这个门。

　　说着说着，邵川就笑了起来：“这说明她是懂诗的人。她知道这些的价值。”

　　他在自家翻翻，找出不少林散之写给邵子退的信。

　　在书信中，这个时代最有声望的书法家之一林散之，总念念不忘的，是诗歌：

　　“本发誓不作诗，偏偏忍不住，收在肚子里，闷得很，急急忙忙要写出来才快活。”

　　“我在病中恍恍惚惚，还不能断诗，在病院犹不知死，真是痴人，……，日本现代书法这次来宁展览，余看了三次，当中佳作不少……我买了一本送你，在纸上看不如看手迹，光怪淋漓，有许多人写得很有晋唐风味。”

　　他渐渐流露出看不明白这时代的疑虑：为什么完全“江湖气”、字写得“令人发呕”的书法家，也会被世人追捧？竟有那么神通广大的人，能把世人眼都瞒住；“文革”时把他字画烧掉的乡邻，此时又重新上门来要画；就连邵川的母亲来南京治病，前来探病的亲戚，也一窝蜂地去向林老求字；有人说他画比字好，他断定那是“虚张声势”。

　　不能说与他人听的感想，唯有写给邵子退：

　　我八十四岁了，看过两三个时代作品，都倒了。古云百年定论，如国民党时期李梅庵、曾农髯，当时声名赫赫，一死未到百年就倒了。如上海一般画家马起舟等都享有盛名，死未多年也倒了。不倒的只有齐白石。

　　然而现代人的画，“包括许多名家在内”，都只是“口头上谈笔墨”，“禁不住推敲”，“一眼而过，再往里看，就没有东西了”。

　　在给邵子退的书信里，林散之想来想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艺术还是不能被“名”心所牵，宁愿一生不成名，也不能盲目去投其所好而求名。

　　邵川不知道爷爷给老友回复了些什么。邵子退写给林散之的信，没有得到保存，已经一封也找不到了。

　　爷爷过世后，邵川在家里找到了一些他的山水画。与诗歌一样，没有落款，也没刻印章。他把画带去南京，往日见到邵子退的画总要补上几笔的林散之，对着画作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终究是落不下笔：

　　“我现在一点真灵也没有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何是好？”

　　到邵子退生命的最后两年，林散之终究在信中对他发出了并不乐观的哀叹：“罢了，无诗人了！南京没有诗人了，高二适死了，张汝舟也死了，只剩我们两个老朽，真可怜。写了几本，有什么用呢？小和不懂，克子也不行，不写了。”

　　现在想想，邵川明白了为什么爷爷与林散之能成为一生不变的挚友。其实只要一点就够了：“我爷爷有一双好眼睛。好字、好画、好诗，他都看得懂。”

　　曾有亲戚议论，在困难的年代，爷爷攒下了钱，居然第一个去买宣纸——为什么不买点吃的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邵川终于把爷爷的《种瓜轩诗稿》印成了一本正式公开发行的书。书名是将近十年前林散之在他那错别字满满的诗歌整理稿上题写的。

　　见到了这部书，家里长辈告诉邵川，曾有亲戚议论，在困难的年代，爷爷攒下了钱，居然第一个去买宣纸——为什么不买点吃的呢？

　　“他们哪晓得，就是我在家写写画画使邵川耳濡目染，受到熏陶，”面对议论，邵子退信心满满地对亲戚说，“他将来会有所成就的。”

　　那是1971年，正当家中收藏尽皆焚毁，小和相信着“读书无用论”，在学校里军训得正开心，他的爷爷却依然坚信，该让长孙在书画氛围中成长。

　　“我的书画是不可能流传下去了，”在南京的家中，已退休的邵川微笑着说，“但后世如果有人要研究邵子退、林散之，他就不可能绕过我。”

　　2001年，他把自己所能找到的关于爷爷的资料都编进了一本《种瓜老人研究集》；2015年初，他又完成了40万字的《林散之年谱》。

　　“有几首诗是可以传世的，恐怕不是现在，”他把希望放在了遥远的未来，“也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大家会看到这些诗的价值。”

　　1984年9月，南京市文联为林散之拍摄纪录片，林老愣是带着他们回乌江镇拍了邵子退。他给邵川的父亲写信说：“你爸同我相交七十年，临死之前，争取照一张出国片子，留点名在人间。”

　　在邵家“简陋的茅屋”里，当着摄像机镜头，林散之握住了邵子退的手。

　　邵子退已经站不起来了。

　　那时林散之85岁，邵子退81岁，这是他们一辈子最后一次相见。

　　到了秋末，当小和赴南京报丧时，谈到伤心处的林散之颤抖着嚎哭了起来。邵川听着林爷爷的喃喃自语，突然意识到他吟诵的是一首诗。他仔细听着，把它记录了下来：

　　从今不作诗，诗写无人看。

　　风雨故人归，掩卷发长叹。

　　昨日接电报，知君入泉下。

　　犹闻咳唾声，忽忽冬之夜。

　　林散之对上门求字的人说：“子退去矣，吾岂有兴作书哉？”他再也没有回过乌江镇，因为他不愿意看见“邵子退”成为乡间一新坟上的姓名。

　　今年4月18日，南京本地报纸上出现了《百年巨匠·林散之》开机的消息。

　　“以汉字书写为唯一基因的书法艺术，在上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岁月里，首当其冲经历了被抛弃、被颠覆的灾难。然而，书法艺术总是能一次次自我救赎，一次次浴火重生……”报道大段引用了《百年巨匠》总撰稿刘传铭在开机仪式上说的话。“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生命力，同时也是书法艺术迷人的魅力和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生动证明。”

　　邵川也在朋友圈里发了自己参与开机仪式的相片。

　　与很晚才发现这些诗歌、书法的价值一样，邵川也是在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从不知道爷爷与林老如何相识。

　　《种瓜轩诗稿》出版后，有朋友找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林散之笔谈的记录，邵川才知道，两人在少年时，相识于乌江街南的破庙里。

　　“七十年朋友未离开，”林散之在纸上写道，“……我每次回家，总在这庙相会，奇怪！”

　　他们相识时正值公元1914年，斐迪南大公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而这一切后来影响世界的大事，当时对远离城市的乌江小镇似乎并无冲击。

　　破庙里，虚龄17的林散之“很惊异”地问邵子退：“你来干什么？”

　　而眼前那12岁的少年，只笑眯眯地反问说：

　　“你又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