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黄孝阳《人间值得》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作家、学者邱华栋,批评家、诗人杨庆祥,以及本书作者黄孝阳,与读者一道分享《人间值得》的写作内外,讲述站在时代的特殊经验里,如何书写当代中国人心里的山川形胜。
黄孝阳,1974年生于江西临川,至今已出版《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阿槑冒险记》等多部长篇小说。
在邱华栋看来,黄孝阳已出版的每一部作品都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结构。《人间值得》是黄孝阳的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勾勒出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风云变迁,作者将笔触扎根向生活的深处、现实的深处。
《人间值得》关于小说的写作手法,黄孝阳回忆起曾有一个批评家对他说,当代很多作家的小说都是“河流叙事”,从涓涓溪流到大江大河,虽然两岸景观有所不一样,但那个结构都是水分子,只是量的增加。“然而我的小说中,除了河流还有崇山峻岭,甚至在河流域山岭之间还有一个深沟,就是有一个更复杂的,这个是有机的东西。我讲河流也罢,讲山川也罢,讲艺术也罢,它们构成了完整的生态,完整的结构体,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河流、一个单向度的东西。”
“暴发户喧嚣”之外的冷思考
《人间值得》的主人公叫张三,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代称,这是关于普通人内心中潜伏的挖掘。这部小说还是一个恶棍的生成史(也包括了弃恶从善),一个自我认知的焦虑史。一个坏人,一个从底层爬起不择手段的人,一个为非作歹毫无礼义廉耻的人,一个把道德从人生词典里删去的人,一个心狠手辣罔顾他人感受的人。作者试图以“自我的焦虑”去映射流动的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在杨庆祥看来,这本书写透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吊诡,“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正常,但是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故事,隐秘的罪恶,种种的不堪”。“我觉得黄孝阳的这个小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写出了一个张三这个人的这种性格,他的成长史,他的这种疯狂,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潜伏着,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欲望实施、实践,只不过是张三在黄孝阳的小说里面完成了他的这种疯狂的欲望之旅。”杨庆祥说。
对此,黄孝阳回应称,这本小说的原由、来历跟20年前有关,“我在小城长大的,中国有2000多个小县城,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的传统下以及今天的所谓都市书写下,这两个其实是被忽视的,但是构成了中国所有波澜壮阔的一个巨大的版图”。那些曾经在县城江湖呼风唤雨,黑白两道,血战拼杀的,一路各种打击升官的,他们的命运刚好跟这个时代是一同野蛮生长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生产了我这样一个怪胎?”这是书中的张三的自问,也是黄孝阳在创作伊始对于这群人的他者之问。
杨庆祥认为中国的当代写作有暴发户的喧嚣和喧闹在里面。但是黄孝阳非常可贵的就是,他一直用他的形而上的思考对形而下的喧闹,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它进行审判和反思。小说题名《人间值得》,那么它内置的一个反题就是“人间不值得”,表面上看,黄孝阳的写作里面有非常多的贪婪,就是整个的写作是非常贪婪的写作,但最后都走向一个“空”。恰如书中的张三,他的生命意志与生命能量足够大,像是一条恶狼在月光下的长嗥。而他最终也意识到,他真正梦寐以求的,不是事业(金钱)与爱情(美女),而是这声“长嗥”。
黄孝阳认为,“人间值得”应该是很沉重的四个字。生来就是公主的人,倘若一生顺风顺水,优渥无忧,弥留之际慨叹“人间值得”则不免让人觉得少一份厚重与感叹。“只有经历过不堪的人,只有经历过那种内心被黑暗侵蚀过的人,只有到过深渊里面爬出来的人,才可能说出这四个字‘人间值得’,我觉得才稍有一点重量,有一点质感。”黄孝阳说。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七宗罪是沉湎于浮华的七种欲望,在杨庆祥看来,当下人的精神状态类似于处在“冗余”之下的“剩余时间”中,就是新的世界没有开始,旧的世界已经结束,中间的有一个时间叫剩余时间。“我以前经常说,我们现在处在剩余时间的状态,厌倦、无聊,好像有点意思,好像也挺没意思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就是一个冗余的状态。”杨庆祥说。而“冗余”也正是《人间值得》想要挖掘呈现的一种精神结构。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是杨庆祥读完全书之后想要提醒读者的,当现代人急于以消费求证自己的价值时,其实反而落入了“消费世界”的游戏规则。他提倡一种“多元主义冷漠”,以不参与、不发言、不加入、不效法的姿态去回应金钱、权力、欲望和地位等对人的精神束缚。“读完以后,长舒一口气,说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原来我可以不跟它玩儿。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是杨庆祥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期待。
此外,杨庆祥认为,《人间值得》是黄孝阳特别重要的一部小说,它表面看起来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但实际上它不是,它是带有强烈的寓言性和症候性的写作。张三的成长史是跟中国这四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国四十年的历史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同时,这部小说对人的精神、心理欲望的书写是非常真实的,这种真实性本身构成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实际上也构成了对目前很多的看起来非常正确的写作的一种解构和一种反动。
黄孝阳回应说,自己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就像一束花开在路边,有缘分的人看到了,那就是他跟这束花的关系。至于这本小说本身有什么意义,他认为并不重要。人要认识自我,可能也要摆脱自我。他希望这本书对有缘看到它的人是一个祝福,让他知道人心里面才有如此多的微妙和微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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